夏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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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3日，藉《新三届》公众号，我发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办了退兵手续迈进大学校门》。讲述1977年11月国家恢复高考，12月份，我参加完考试，接着报名参军。待在空军13师（运输航空兵）新兵营训练两个月后，突然接到了华中工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我迅即办理了退兵手续，赶赴武汉上学。
文中有一段，我写道：
新兵训练期间，与我最要好的是一位武汉籍的蒋场知青，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姓名，只记得他的容貌：微胖，下唇丰厚，常细眯着眼，面带笑容，一口“弯管子”武汉普通话。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去信问他是否参战？他回信说随机运送作战物资到了昆明机场，但未越过国境。随信寄来一张在昆明某军用机场拍摄的照片，穿一身航空翻毛皮夹克，英气逼人。
天地悠悠，人海茫茫，一生一世，我们该辗转多少地，相会多少人。可真正能够留在心底，至退休年龄，还想去走一走的故地，还想见一见的故人，恐怕不到千分之一。
40年了，为什么这位中等个、笑眯眯的武汉籍战友，会成为我心底的其中一个“千分之一”，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印象越来越清晰，这份思念越来越强烈。
细想一下，恐怕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一位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成百上千号人里头，就他一个，见一面，聊几句，会让你毕生难忘；其二、我们同是下乡知青，同年出生，共和国的甜酸苦辣均品尝过，又都是性情中人，颇为投缘。新兵训练两个月里，我俩走得最近，话特别多。
有时回汉，路过积玉桥附近，我会跟同行的人讲，“我有一位战友，家住积玉桥，与我同在蒋场公社，一同当兵。”我想找他，但苦于忘了姓名。偌大的武汉市，找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踪影难觅。我只好把这份思念留在心底。3年前，将这份情感诉诸笔端。
周日下午3点多钟，接到一个来自武汉的电话，我以为是哪一位同学、朋友或以前的同事。对方用武汉话问，我也用武汉话答。以下是对话记录：
“喂，你好！你是不是夏良才？”
“是的。您家哪一位？”
“你晓不晓得我是哪一个？”
“还真的对不住！武汉太大了。听口音，我还真不晓得是哪一位？”
“你记得在当阳机场当兵么？”
“记得！家住积玉桥的老战友，好想念你。”
大名报来，声音、容貌、神态与姓名汇集于一身，43年前的老战友，活灵活现蹦到了我眼前。
他叫严新宗，武汉市武昌区人，1976年9月，与积玉桥街道10多名知青一道，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下放到天门县蒋场公社官祭口大队务农。
官祭口，在黑流渡上游，西湖大队与之仅隔着一条沟渠。我们赶黑流场，要走过西湖地界。每当乘轮船回岳口，我们要走到黑流渡，翻越高高的大堤。站在大堤之上，眼皮底下，就是这座被树木、竹林与田野包围着的美丽村庄。它离我住的饶场，也就八九里地。
我与新宗，应该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大会上，有过谋面，但无缘认识。1978年元旦的凌晨，当一阵急促的哨声打破夜的寂静，在整装待发的“新兵蛋子”队伍里，我俩结识，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友谊。
我们一起挥汗训练，相互鼓劲，苦练军事技术；我们一同呼吸充斥猪屎臭味的空气，肩担手推，将满圈的粪尿清洗干净；我们并肩迎着寒风，站立在军用卡车上，手扶挡板，到当阳县城采买粮食蔬菜，当搬运工。
当然，也有清风朗月下的散步谈心；也有盘腿围坐在地上狼吞聚餐；也有俩人各背着一只小板凳，翻过一座山坡，到露天剧场去看师部文工团的演出，或是观看《地道战》、《地雷战》及《南征北战》之类的电影。除了列队，我俩尽量拢到一起，方便聊天。
知青生活，丰富了我们的涉世阅历。加之，我俩参军时已近20岁，比多数新兵年长，与老兵们不相上下，因此同训练我们的老兵谈得来。不久，我俩与老兵打成一片，成为朋友，能得到一些其他新兵不知道的讯息。
有老兵说，空13师前任师长是一名英雄，曾在开国大典的那一刻，驾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检阅。也曾参加过解放西藏和平熄西藏叛乱的空中支援18军的战斗，开辟了高海拔气候条件下飞抵西藏的航线。但因受“九、一三”事件牵连，被免职审查。
食堂旁边的场地上，停放着1架C—47退役运输机，老兵说是宋美龄的座机。当时，我们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现在才知道是假的，真的“美龄号”飞到了台湾。那是1架精心改装过的C—47B—DK豪华座机，是杜鲁门总统上任后送给蒋介石的厚礼，比我们见过的那驾C—47高级多了。
空军13师，于1951年4月24日在四川新津组建，基本班底分三个部分：一是原东北航校运输大队，由日本“鬼子”教官训练的飞行员及地空勤人员；二是投诚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及运输机，有5～6架C—46和1架C—47运输机；三是1950年11月24日成立的空军运输团，配备的是从苏联进口的36架伊尔—12型高空运输机。
首任师长刘绍堂，是一位老红军。第二任、第三任师长分别是常仲连、韩琳。第四任师长就是前述的英雄师长王洪智，山东荣成人，毕业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鬼子”教官林弥一郎、木暮重雄手把手教出来的学生。他任职的时间为1964年8月至1971年9月。1971年9月，王师长被撤职，且长达4年没有新的师长到任。可见，老兵的传言与真实历史事件高度吻合。
我所在的部队是38团，驻当阳机场，番号为39293部队。13师师部当时也在当阳，所以，我们新兵足足有一个营，包括了37团和39团的新兵。
1990年10月，空13师师部迁至汉口王家墩，2005年38团由湖北当阳迁至武汉阳逻新机场。
1978年1月至1979年3月6日，空13师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执行空运任务。先后出动149架次飞机，协助10个航空兵师转场至田阳、吴圩、遂溪、宁明、蒙自机场，紧急空运大批特种武器、弹药及作战物资。
新宗在38团机务大队经过培训后，随机执行任务，到过上述一些机场。那张穿翻毛皮夹克英气逼人的照片，应该是在其中某个机场所拍摄。新宗虽然参加了这场战争，但未跨出国境，不属于直接参战人员，享受不到参战人员的退休待遇。军人补贴倒是有。
我的一名湛江籍学生，1979年1月参军，未经过新兵训练，闷罐车直接拉到越南。短暂受训后，扛着无后座力炮上了战场，与步兵配合打穿插，专打越军猫儿洞。他复员来到珠海，成为华中理工大学经管学院国贸863班的一名学员。退休后有军人补贴＋参战补贴，可多拿5000多元。这可是用命换来的待遇。他保卫了囯家，人民感谢他。我们师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常叫他“英雄”。
学生说，刚上战场，听到枪炮声“噼噼啪啪”、“轰隆隆”的响，起初有些害怕，心口嘣嘣跳。当见到战友在身边倒下，身上流淌着鲜血，便不再有任何胆怯与害怕。惟有一个念头：把敌人干掉。所以有“见血杀红眼”的说法。
新宗是空勤兵，没有上过血与火交织的战场，当然没有这种“杀红眼”的感受。但他以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技术，赢得了部队首长的赞许。
1982年1月，新宗退役时，部队首长给他的鉴定是：“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工作积极，关心集体。向雷锋同志学习，助人为乐，经常为同志们理发。”
退役后，新宗到武汉印染厂做了一名印染机操作工，直到20年后，企业倒闭遭遇下岗。他是一位乐天派，迅速转变角色，拿到驾照，成为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每天，他驾驶着“神龙富康”，穿行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之中。有时，也跑长途，送客人往武汉附近的城市乡村。
有一年，他送一位客人到天门渔薪。渔薪离官祭口只10几里地，他想回去看看，却因心切，走错了一个路口而耽误了时间，他要赶回武汉交班，错过了这次返乡的机会。
10多年来，每逢遇到天门岳口老乡，他总是打听我。据他讲，打听过的天门岳口人，不少于10位。但我家搬离岳口已20多年，前些年我极少回家，知道我电话号码的同学也不多，故没有联系上。
最近，新宗在长江边钓鱼，碰到一位叫陶小兵的的天门老乡，又打听起我。陶说“回家帮问问。”过了几天，陶回来，告诉了我的电话号码，才有了我俩相隔43年的这番对话。
新宗一再跟我强调，寻找我，完全是源于心里面的一份情缘，不带有任何其它目的。我说：是的，我很理解。因为3年前我在文章中写他，也是出于内心迸发出的一种情感。我们都是那种与人打交道，不带有任何功利心的人。
试想，还有什么比这份情感更为珍贵，更加持久呢！
2021年5月25日于珠海南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