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光成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对于诗歌创作，我向来不苟同那些悲观的“消失论”“边缘论”。中国是诗教大国，从五千年历史长河奔涌而来的诗歌，一路播撒种子，一路滋润化育，带着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对民生的体察关怀；带着对真善美的寻求采集，对人性温暖的发现昭示，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流淌在我们的血液，根植于我们的心灵。在物质社会逐利的流行趋势和大众喧哗日益弥漫的当下，我们不可不以冲浪者的姿态去迎接扑面的潮头——但我们的内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可以让灵魂栖息的古典诗意的回望与探寻。我们最终寻求的，除了物质的实际，更有精神的充盈、温暖、审美，和自由……
诗歌创作不能只是为表达自我怨艾、苦乐而浅吟低唱，更需要以诗歌温暖社会，燃起光明与希望的火种。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能否把这一年定为“中国诗歌年”，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诗歌阅读与写作的队伍，正悄然而不可遏止地成长；诗歌的天空，又呈现出1980年代以来最明媚的春光。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联合举办2017“我们与你在一起”全国大型诗歌公益活动，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认为：在物欲化的社会条件下，诗歌不能被同化，而要回归传统的文化价值。让诗歌扎根生活，呼应时代，与众生苦乐相关联，与社会进步相照应，与诗人的健康心灵相映衬，重建新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诗人韩玉光（笔名寒光，曾入选年度中国十佳诗人）亦提出：“当代诗歌需要这样一个面向传统的回眸与契机，诗歌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的担当。”
纵观东吉的诗歌，感觉正是循着物欲化下心灵的坚守、现实精神下历史的回望，把自己满怀的心结，一个一个次第抖开。开阔的视界，广泛的笔触，敏感的情思，真挚的抒写，构成了东吉诗歌鲜明的阳刚之气，正义之声。我以为，风、雨、雷、电，堪称东吉诗歌的主题词。风，即采风，风雅，这是中国诗歌最早，也最为亲近大地贴近民生的形式与表现；雨，即春雨，暖意，这种以诗化育、润物无声的诗的内质，正是诗歌深入人心的不竭源泉；雷，即惊雷，醒世，一语破的，笔力千钧；电，即能量，哲思，文字在诗人的笔下集结，在诗人的笔下编码、在诗人的笔下组合、在诗人的笔下出发，经诗人挑选、打磨、训练并赋予诗人自身气质的诗句，在诗与读者的欣然相逢中，散射出电光火石的哲思光芒。
“戈壁缘”。是东吉对从军往事的历历回悟与咏叹。过往的检索与现实的感受，浪漫的情调与高远的情怀，在铁骨铮铮的戈壁，以青春的名义，如云流逝，纵情演绎。
“今晚的夜色，多么美好/江水呢喃，月光哗哗有声/遥远的乌什塔拉，我想起了你/天籁袅袅的边塞小镇”——开篇《永远的乌什塔拉》，就这样以舒缓的节奏，漾起诗歌内在的涟漪。凝神侧耳，感觉与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一时竟有了情感上的谐振与续接。东吉以对故乡的情感回望乌什塔拉，以对“边城”的深情还原青春时光。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乌什塔拉，有“我肩头钢枪斜挎，手中缰绳倒提”英姿勃发的记忆；都是因为，在“乌什塔拉，有我暗恋的姑娘”——其实，又何止如此呢？！《永远的乌什塔拉》，是东吉对生命历程的一次解析，对家国情怀的恣意释放，对岁月时空的缅怀修复，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考量。“遥问西域：乌什塔拉，你看我可配/可配当年，那一身缀满汗珠的戎装/那一腔草绿色的伟岸军魂”。值得注意的是，“我肩头钢枪斜挎，手中缰绳倒提”，是东吉诗人个性呈现中最为经典的青春造型。这样的青春造型，这样的经典意象，在《戈壁行》，在《从军三十年吟》，在“戈壁缘”的诸多篇什中，像一曲循环不止的咏叹，在人们的耳畔溪流般汩汩，在读者的脑际海浪般吟唱。“哨所的墙报栏，崛地而起/每一期都那样地引人注目”“读者：战士、雄鹰、雪疆松柏/监评：波瓦、额吉、沙迪克大叔”《哨所墙报栏》，连雄鹰、雪疆松柏，也都成为欣赏自己杰作的读者。这是一种多么年轻的自信，这是一种多么青春的豪情，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抑止的幸福获得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睁大着眼睛，为自己鼓掌，把自己赏评。
诗人西川（曾与海子、骆一禾同誉为北大三诗人）在《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中，曾批评当代诗歌中的“自我原谅、自我撒娇、小布尔乔亚情调”，认为“中国诗歌形成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要么描述石头、马车、麦子、小河；要么描述城堡、宫殿、海伦、玫瑰”“既不提示生活， 也不回应历史，丧失了活力”。值得庆幸的是，西川指出的这种“小布尔乔亚情调”，在东吉的诗歌中，几乎少有影踪。东吉直抒胸臆，却不随意夸饰；表现艰苦，却充满豪情。“问狂风，问流沙，我一日巡逻近百里/何曾顾忌，何曾畏惧？！/问骄阳，问暴雪，我一年汗水流四季/何曾回避，何曾厌弃？！”《戈壁行》，承袭并浸淫了边塞诗人岑参的盛唐气象与凌云之气。粗犷、直率、担当、较真，原来“都是因为艰难岁月给予我严峻洗礼……”。《想起了博斯腾湖》，“戈壁的气候/很快风干了体内残存的/江南的湿润”大漠的雄浑，也因之而渐渐渗入诗人的血液，将“江南的湿润”替代。“相传这碧澄的湖水/是尕亚姑娘为失去爱情/流下的眼泪汇聚而成/我感动得在湖中/将来自长江的泪水挤出”尕亚姑娘失情的泪，与诗人感动的泪，共同融汇于博斯腾湖，万里长江与博斯腾湖，因为尕亚姑娘，因为诗人东吉，而有了穿越时空的融汇对接。
《我是来自沱沱河的野骆驼》，“顽强的生存能力让我从不寂寞”我感觉，作为诗人的东吉，对野骆驼，是崇敬、崇拜、向往、敬畏。并在这种代入式的联想与守望中，不由自主有了一种认同与互换。直至野骆驼就是诗人东吉，抑或诗人东吉就是野骆驼，在精神与气度的界面，他人已难以相辨，诗人自己恐怕也是难以或不愿区分。东吉自已这样毫不讳言给自己定义：“我的前世，肯定是/在密如珠网的冰峰里穿行的/一只沱沱河的野骆驼。”
《警卫员帐篷里的那些天》，“南山核爆的一声低吟，如狮子抖动鬃毛/冲击波一路西去，华尔街的钟摆瞬间紊乱”青春的热血，革命的豪情，历史的责任，家国的尊严，在华尔街钟摆的瞬间紊乱中，得到了强烈的释放和捍卫。
“故园情”。是诗人对故土乡情的歌唱与怀想。一片冰心在玉壶。审美的人文价值取向，第三视角的客观判断，将诗歌的精神内涵，推向了高度文化自信与自觉的层面。
《江南•江北》，仿佛开场舞，伴着序幕的拉开，以先声夺人的华美，引领观众，直达高潮。全诗气势开阔，信马由缰，那些山光水色，飞涛叠浪，千年情愫，万古流风，一时纷至沓来，聚拥笔端，只为与诗人一起，为江南江北的新融合，为跨江发展的新鸠兹，高歌一曲，举杯喝彩！《中江塔》《潮音街》《箱子拐》，《寺码头》《状元坊》《扁担河》，是一枚枚历史故事在心头的复活，更是一缕缕长江文明在诗中的还原。“明明是相思角啊，相思角/却偏偏方言成这毫无诗意的箱子拐！”
“他擢住了别人，首先他擢住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他的抒情是真诚的流露，是一个诗人向读者袒露他自己的胸怀。”（《普希金抒情诗选》，刘湛秋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第1版《译者的话》第3页）天性坦诚的东吉，正是以袒露胸怀的抒写，擢住了别人的灵魂。《老海关钟楼》，将历史的抒写和反思，上升至国家意识的层面，“那里，默默矗立着的老海关钟楼/分明就是哟，芜湖肌肤上的/一粒牛痘……”在对一个民族饱受屈辱，横遭不公，不堪回首，痛定思痛之后，诗人相信，老海关钟楼，留给人们的，将会是记忆中永不消失的“那些警醒，那些砥砺，那些追求！”并从内心里期望，这些痛，这些恨，终究结晶为“一粒牛痘”，种进鸠兹的肌肤，种进中华民族的肌肤，使鸠兹，使中华民族，从此具备精神上的免疫力，从此可以对各路列强的无理行径，大声说“不！”。
诗人是时代的歌者。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黄亚洲认为，所有文学作品与生俱来的属性，都是依靠表达去更清醒地理解与认知，无论是自我个体还是时代社会。纵观中国诗歌，跟随着社会主流思想进行脉动的诗作，总是长久被人吟诵，葆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更需要诗歌引发心灵的颤动，唤醒内心的力量。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是东吉诗情抒写的一个重要方面。《桂香板石岭》，通过对美丽乡村建设和自然风光的描摹，表现了对乡土的挚爱与期待。而这种挚爱与期待，是那么地真，又是那么地切，以至那如约绽放的“板石岭醉人的桂花”，在诗人的心中，渐至幻化，幻化，幻化成“仿佛是故乡的姑娘在眨着迷人的眼睛”。这不仅是对板石岭的诗意表达，更是对当下中国城镇化风潮下，重构乡村传统精神文化世界的期待与展望。
作为南陵本土作家，借此我不能不提及，并要对诗人东吉认真地说声“感谢！”。因为东吉的《在大地上》，对南陵倾注了厚重的情感，向南陵表达了深挚的爱悦。——我想，这应该是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南陵人，都应该给予正视、欢迎、点赞和尊重的。我不知道，对于旅迹八方、博见洽闻、与南陵毫无沾亲带故的东吉，这种似可称之为的“南陵情结”，是因为什么而引发，又因为什么而持久？是因为南陵有着诸如我们这些的文学同道，还是因为南陵数千年文化传承中的深厚积淀，抑或南陵坐拥江南气韵的秀山丽水风土人情？“故园情”28首诗作，直接抒写南陵的，竟达9首之多！《案头一点是工山》《路过香由寺小乔墓遗址》《黄墓渡口谒黄盖衣冠冢》《冬夜初访奎潭湖》《醉倒在李白的仙酒坊》《七华山猜想》《大浦，大浦》《青弋江水清又清》《桂香板石岭》，不要说读，就是看一眼，也就能让人感受到诗人东吉倾注其中跳荡的赤情。“信天游”中《石驼，或许我是你的转世》，诗人对突发发现的南陵丫山花海石林深处“一只躺在南山寺的石驼”，生发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生命慨喟。这样的慨喟，比之来自“戈壁缘”中“一只沱沱河的野骆驼”，更让诗人对自己身体和精神一直以来的猜想与寻望，“找到了答案的标准/哦，你一定/是我前世的度牒/而我的身体/是你裂变的灵魂”一个从地理划分意义上的他乡诗人，以这样的情怀与爱恋，认定南陵，认定丫山，认定这匹躺卧丫山的石驼，认定自已的前世今生！南陵，丫山，我们这些被父母注册为南陵的人，应该感到多么欣怡，多么脸面十足啊！
“四野风”。是东吉以身体的旅痕之所至，而催放的心头诗的礼花。“在创作上他既忠实于生活，又忠实于他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他绝不肯把任何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渗进他的作品之中。”（郭小川《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第2版第136页《王亚凡诗抄》抒言）仿佛就是对东吉人品与诗品的评价。无论是日常风情的描述，还是游走天涯的启迪，我们似乎都可以窥见，诗人东吉脱俗的理解，独到的发现。
《淮南的豆腐淮南的煤》，“白，就白得纯正/黑，就黑得逼人/淮南的豆腐淮南的煤/有如一对倾国倾城的姐妹/俘虏了我三月的心灵”东吉就是这样，总能找到相宜的抒情方式，总能找到合适的叙事角度，总能找到鲜明的比兴物象，然后挥手遣词，落笔造句。音乐的节拍，就这样自然天成地鼓荡起片片诗帆，向着读者的心海，顺风而来，没有商量。一张地方历史文化名片，也就这样在诗人东吉的笔下烫金印制，熠熠生辉。
诗歌这种最为古老的文学形式，是一种浓缩的精粹。不管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怎样千差万别，对诗歌的写作如何各行其是，但诗歌本身的意象、赋比兴的内在要求和规律，却是普遍而共同的存在。不管其源头多么遥远，都将瞬间把我们抵达，都将呈现年轻的朝气与活力。诗人唐晓渡（曾任《诗刊》编辑部副编审）表示，诗歌是多样的，始终处于探索的变局状态，在诗歌的写作行为中，题材与方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现实与社会进行创作，新现实主义诗歌不仅是对事实的发问，更是对诗歌本身、诗人本身的挑战与探寻。《泰坦尼克号》引爆了全世界的票房，但又有几人如东吉这样去抒写它的《永恒》？泰坦尼克是什么，太多的人都只看到它是一艘举世无双的豪华游轮，一场夭折海水的两情相悦。而在诗人东吉的眼里，却是“从大西洋深处”打捞出的，一幅足以“覆盖全世界的宽银幕”这覆盖形成的强大张力，直接导致的是全世界都无法拒绝这迎面覆来的凄美与绝恋！它的关于“情与爱，善与美/生与死，忠与贞”的诠释，又何止只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旷世经典爱情的品牌？这样的深入事物内质的诗意提炼，深刻得令人眼前一亮，醍醐灌顶。诗人的见地与胸襟，与泰坦尼克一起，闪亮呈现。
“信天游”。是东吉放眼生活，信马由缰，剖析历史，凝眸现实，将满怀的思绪与感悟，以诗的方式，作出的一种符号的排列与组合。
古中国文人，心中往往有着物的图腾。以石，以竹，以梅，大凡意象志趣相近者，皆有可能成为古中国文人物我两忘的挚友良朋。这种物我相通的文化情怀，支撑了东吉诗歌的情感，决定了东吉诗歌的审美指向，在东吉的诗中同样得到不同一般的显现。这是一个当下诗人，对历经的生命和生活的现实捕捉与诗性体悟。《突然想念一棵树》，“那时候，你形单影只地/摇曳在办公楼前，我刚脱下军装”“于是，结着花蕊的你/一株琥珀枝干的紫薇/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知音”但诗人又没有仅停留在与这株“琥珀枝干的紫薇”相遇相知休戚与共的挚友层面。随着岁月的增长，许多年以后，诗人的感怀又有了进一步拓延：“我很庆幸/曾经，有你这样一位作为同事的大树/从此无论沧海桑田，都拥有着/站立的灵魂”原来，这株相遇在诗人青春岁月里的“琥珀枝干的紫薇”，已从挚友的关系，被诗人敬奉在了师长位置，设置成引导自己人生前行的一面旗帜。
历史有时是狂热的，而时间总是最公允的裁判。这样的狂热与公允，在东吉的笔下，慢镜头般剖析展开，让读者心灵深深震颤。“青少年读《堂吉诃德》欢笑，中年人读它思索，老年人读他哭泣。”（《妙意曲》，李霁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第1版，第349页。）你看《一个叫柯冲的村庄》，“柯冲村，放出了/亩产几万斤的中稻卫星/据说，都惊动了《纽约时报》/和莫斯科《真理报》”这样的大卫星，在时间的天空运行得如何呢？“多年以后，我采访过/那个坐在稻穗上的姑娘/她叫柯秀”“岁月的噩梦，将她蹂躏成/一颗干瘪的稗粒，黯然销魂”而曾经的“卫星田，也挖成了一方藕塘/目光所及，一池残荷满地碎萍”都说时光无情，其实时光就是时光，时光是从来不与你讲什么情与不情的。它只是它，一根尺子，一个标准，从时间的这端，向着时间的那端，丈量着人世间、环宇间一切的一切。因为世间多少刻意遮掩的人事，在时光的面前，最终都是只能别无选择地剥离所有被人为打上的或美丽或丑恶的烙印，还原出人事原生的风貌。——这一残酷的标准，这一时光身上所夹裹着的最为无私的天性，也就往往被解读为无情了。“什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都是骗人的鬼话，荒诞不经”——时光就是这样，把蒙在卫星田上炫目的面纱不费吹灰之力无声地拂去，所有的真相，所有的意义，所有的悟醒，都在这一刻，变得光天化日。
“这皑皑的雪片，其实/就是冬天打着寒战的/一纸辞呈”《春雪是冬天的辞呈》，东吉以暗藏的欣喜，赋予春雪使者的意象。春雪翩翩而来，春雪心灵洁白，春雪是冬天撤退的辞呈，春雪是春天拉开序幕的礼花。春雪是撒向人间大地的清洗剂，人间大地将以一派清爽，在春雪的拥舞下，开始又一周而复始的轮回。
其实，创作中感性诗意的东吉，其实并不缺乏，甚或有时十分理性。“窗棂的十字架分割出不舍和无奈/我扬起右手送你，只是轻轻一挥/一切美好或不美好的过往，都已经放下”《伫立窗前的女子》，既然背负情感的十字架，既然沉重而无奈，那么一味的不舍，一味地无法释怀，又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呢？！唯有的，是必须，而且只能，轻轻地一挥，全部而彻底地放下。尽管，没有人知道这里有多少不可言说的不舍与无奈。生活的经验，空灵的联想，以诗人对甘蔗诘问的方式，让旁观者听清了弦外之音。《待售的甘蔗》，“不知你还能否辨认出/咀嚼你汁液吐出蔗渣的年轻父母/就是曾经在甘蔗林里约会的恋人”
“长江长”。是东吉对长江源头的探究与踏歌，对长江风物的赞美与联想。自然风景的多样性与当代中国精神，斑斓映印，互通传神。
“叙事诗如无足够的抒情特色，又容纳不了小说的那么多的细节，是使人读不下去的。叙事诗的叙事不可搞得太复杂，情节要单纯一些，否则，就招架不过来。”（郭小川《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3月第2版第80页）东吉清楚或说深谙这一诗学道理。或说郭小川在《谈诗》中对叙事诗开出的指导清单，总是在东吉的诗歌中得到有效的印证。
长江源头的模样，长江源头的诗意，在东吉《站在草地仰望通天河》《梦中的可可西里》《萌动着天籁的金沙江》《驰魂夺魄的虎跳峡》里，正是以抒情的特色、单纯的情节，得到了宗教般的呈现，以及生命温暖的质感。“冰柱上滴下的/第一粒晶莹/缓缓地走出唐古拉/走出各拉丹冬/那是长江母亲/最香甜的初乳/是婴儿长江的/第一声啼哭”（《雪峰，各拉丹冬》）
长江的伟大，在于起自涓流而不弃，奔腾万里而不倦，摧枯拉朽破险阻，功成名就还坦然。海涅（德国诗人，1797—1856）在《歌》中写道：“伟大的是海洋与天空 / 我的心却更为雄浑”。诗人东吉正是以“我的心却更为雄浑”的襟怀，徘徊沉思在长江岸边，打着《江边腹稿》。江边的石阶，正好“成了我/随意敲打的键盘”，一叶顺流而下的铁驳船，也正好“顺手/就把它当作了——/回车键”
人类最初的择水而居，作为人类生存自然选择的属性和文化意义的表达，使水，使江河，成为生物的人和精神的人都为之欢欣为之亲融的最具生命意义柔情如画的事物。东吉《看窗外喧嚣的风景》，实质是对人与水永恒亲密游戏的现时注释。“太阳像个瘪了的旧灯笼/还在西天懒懒地挂着”，而在“已经美得无可救药”的窗外的长江边，“少男少女们就迫不及待地要点燃孔明灯/将密密麻麻的汉字和英文字母烘上江天/一阵喧哗，也算是缥缈着情窦初开的/那永远无法预知的未来风景”这长江之滨少男少女们青春的狂欢与释放，与屈指三千年《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的水湄之恋，形成了多么一脉相承的比兴叠印啊！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过：“诗歌是一种力量，它能让读者回归自身。”在经济全球化，世界扁平化，地球村庄化的当下，我们时刻都在被海量而芜杂的信息所淹没，所困扰，所左右，以至有了一种失重状态的自身忘却。人们都努力想证明着什么，都努力争取自己的存在感，却不知道如何静下心来，回归自己的本真，让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自我修为中得到放大与升华。这，也许正是今天我们依然坚守诗歌的现实价值。
尽管，作为一位非专业的自由诗人，东吉在诗的结构、诗的凝练、诗的意象设置等方面，还有些许书卷的缺乏，或理论构建的忽略，但却看不出这有多少妨碍他的诗歌从整体诗养上对诗的禀性和功用上的把握。我以为，东吉写诗，不是为了诗而诗，更不是为了别人的廉价点赞而哗众取宠。东吉写诗，是他生活的需要，思想的纠结，精神的解放，心灵的救赎。或说东吉的生命就是因诗歌而来，因诗歌而在。是东吉融入了诗歌，还是诗歌化为了东吉，有时实在是一件难以让人辨识的事情。一个人，能与诗歌构成这样一种化境，能以生命的核燃烧棒点燃引爆满怀的诗情，以自然态的风、雨、雷、电，作出自己最原生态的情怀表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东吉的诗歌成为时代的音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不让东吉的诗歌在我们耳际萦绕回荡，不长驱直入我们正满世界寻找和吮吸正能量的心房！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英雄，名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和大地母神盖亚之子，大地是他的力量之源。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他就会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不想轻率地结论，但我完全可以说也许——也许，这也正是诗人东吉为什么把自己的诗集叫做了《在大地上》的一千条理由中最重要的一个。
是的，在大地上，在这历经50万万年却依然青春勃发风采动人的大地上，我们种花，我们种草，我们放歌，我们写诗，我们追梦，我们坚守，我们拥抱朝阳，我们情系远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芜湖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