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总是爱在语文课本上,用母亲梳头的木梳,作为学生用的尺子。将木梳梳头的一方,对着书本上的重要内容或优美段落,用笔在文字下方,沿着木梳,从左到右划出一道道波浪似的曲线,提示自己注意把握学习重点。
这种波纹似的长线,比凭手画出的直线要艺术而且好看很多。我常常为此舒心的骄傲,快乐的心情,如蓝天白云间飞翔的小鸟。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名言警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醒世恒言,是我成年之后才懂得的。但是,对书的神圣和膜拜;爱书、惜书、读书,在我童年的生活中,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情节和难以言状的乐趣。
儿时的连环画,也称“小人书”。是专供我们这些孩子阅读和欣赏的营养书籍。
连环画的内容大多是少年英雄《刘文学》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舍身亡死的《黄继光》、临危不惧、勇炸雕堡的《董存瑞》等革命英雄。后来还有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龙江颂》等电影连环画。
记忆中,我读过浩然的《西沙儿女》《海岛女民兵》曲波的《林海雪原》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王蒙的《青春之歌》罗广斌、杨言益的《红岩》等几部革命文学长篇。对于我父亲的藏书《中国历代散文选》、《中国古代以弱胜战的战例》《评法批儒文选》等书籍,曾有过几次偷偷地、小心翼翼地翻阅。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对于一位有一定文化、在旧军队当过兵、服过役,从小没有父爱的我的父亲来说,他是不鼓励我翻阅他的物件的。即使是像读书这样有益的事情,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盛行的年月,老人的心中,潜藏着一种对工作、生活的严谨和酸楚的记忆。
那时的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当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因此,初中学生报名,要自带一套包括扁担、罗筐等劳动工具在内的物品,唯有这样,才能顺利报名参加学习。
初中那年,在经历了一周的学习之后,周六回家放星期。次日凌晨,返校时,我将家里的一根黄杨扁担带到了学校。为了让父母知道扁担的去向,临行时,我用粉笔在我家门前的大门内侧写下了我将遍担带到学校的说明。面对严厉的父亲,其实,我也是没有胆量,当面向他提出带扁担到学校的要求的。事后,父亲曾多次在母亲面前数罗,说扁担对于一个家庭,是如何如何重要,那根黄杨木扁担是如何如何的好质量,小孩子带到学校,弄丢了是如何如何的可惜。结果,父亲硬是让我将那根扁担带了回来。
七十年代的物质是不富足的,但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一刻都不曾停步。
那时候,我生活的小镇,人们吃饭用的筷子,是用当地山间的竹子,经街道工厂加工制成的那种 —— 周身圆形的竹筷。像现在这种一头圆柱体、一头四方形状的标准木筷,那时并不多见。
我的父亲,是县上有名的物资采购,常在省城和全国各大城市之间奔走,而且,父亲也是那种有存心、爱收藏的人。在父亲的抽屉中,我不仅见到了当时的民航飞机票;还看到了一对精美的上好木筷。出于内心的喜爱和虚荣,我将木筷带到了学校,结果招来了父亲的一阵训诫,最后让我将筷子带了回来。
一九七七年,我初中毕业。出于对老师的敬重,我给班主任老师送上了2斤白糖和一本《吴玉璋诗选》。白糖,是我节余的生活费为老师购买的,因为,老师讲课很是辛苦,让白糖水为老师润润喉咙清清嗓子。而那本《吴玉璋诗选》是我向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学习,从我父亲的藏书中悄悄“偷来的”。这件事一直潜藏在我的心间,直到今天,我才说出个中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