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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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沟村，有很多姓黄的人，也有很多黄牛。在村里，牛比鸡、羊、猪都多。民国三十六年陕西大饥荒，村里的人饿得支不住了，追着牛满沙梁跑，最后牛肉没吃上，把人都跑饿死了。那时候牛比人都多！
在人嘴里，村子叫黄家沟，但是在牛口中，从那开始村子就该叫黄牛沟了。
在黄牛沟村里，牛比人都忙。白天牛给牛干活。犁地送粪、拉草收粮，反正人干不动的、不敢干的、干烦了的活都是牛要干的活。晚上，牛不敢躺着睡，还要卧着操心人的事：罐子沟的玉米要上肥了、娘娘庙梁的豆子该锄草了、大坝的蛮蛮地是不是要浇水了……
除了田地上的事，牛还要干村里很多其他的活。村里公社开会，人来了，牛也都来了。人说人的，牛说牛的，最后牛的事情说成了，人的事情吵到天黑都没说成。牛拉着人先回家睡觉，第二天再把人拉到公社继续说。村里修路，人修人的，牛修牛的，最后牛修的路比人都多。人不愿意走人修的弯路，都和牛一起走了牛修的直路。人也就再没修过路！人什么都不想干，恨不得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牛。幸亏牛不会说话，不然村里的话估计也都交给牛说了。
小时候，村里每家每户都要养一头牛。其实养驴、养马也都没什么问题。别的村就有养的。但在黄牛沟村，不养牛就是怪怪的！那时候，村里人要干一件事之前，从来不问干这个事对不对，只关心这么干到底怪不怪。“怪不怪”是“干不干”的唯一标准。
我老爷爷那辈住在一个叫程家窑的村上。民国三十六年大饥荒，逃荒到了黄牛沟村。由于祖上没有一定要养牛的传统，所以起初家里养得是一条驴。来到黄牛沟村后，家里的那条驴被拉着在村里的牛前牛后走来走去，自己感觉实在太怪，心里负担一直很重。终于，在我上小学时，驴顶不住压力跑了。没牲口帮着干农活，家里不得不买了一头牛。那以后的十年中，我们看着这头牛慢慢变老，这头牛看着大哥、我和三弟慢慢长大。
每年，当牛干完牛一春的活后，就算是进入了牛的农闲时间。基本上是整个夏天。这时候就轮到我们这些孩子们去放牛了。
放牛是村里孩子们最喜欢干的事。大人也就把这件事全权交给了孩子。那时孩子干的所有事情中只有放牛是自己的事，上学那些都是替大人干的。
我放了大概有十年的牛。从小学放到大学，从村头放到村尾，从沟底放到梁上。把放牛该干的不该干的事都干完了，也把放牛该去的不该去的地方也都放了不知道多少遍。
那时，村里放牛的孩子们中，我应该是出勤率最高的。中考前几天学校放假，村里的同班同学都在复习，我仍然在放牛。怕被村里的大人看见笑话，就摸黑偷偷去放。
考试成绩公布后，分数离考上省重点高中只差0.5分。我的知识大部分是牛教的，所以觉得那些重点不重点的都无所谓了，成绩我已经很满意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件事让我家的牛告诉给了硬地峁高大宝家的牛，他家的牛又把这个事告诉给了高大宝，高大宝又把这个事告诉给了全村的人，连那些聋子都给说了。告诉完了人又挨个给罐子沟的树都说了一遍，最后全村的人、牛、树都知道了，有些石头蛋子都知道了。“放牛放丢了0.5分”成为全村人的笑话。当然他们没有笑话我这个放牛的孩子，只是把放牛孩子的父母嘲笑了好几年。从那以后，放牛在我家就也成了大人的事。其实那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第一牛是我自己要去放的；第二在我成长的那些岁月中，父母和家里的牛已经把最善良的品质都教给了我。那些“重点”又如何与这些相提并论。
在牛那里，孩子也是它们最喜欢的朋友。每天就是被拉出去吃吃草，基本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吃草的时候偶尔不小心啃到什么玉米、豆子问题也不会太大。牛和孩子们待得时间长了，也就明白了孩子们的“底线”，养成了彼此的默契，基本都是踩着“底线”吃庄稼的，不会干太出牛格的事。但是大人就不一样了。有一次不知道谁家的牛吃了韩二娃家的庄稼叶子，韩二娃他妈堵着我和邻居的两头牛骂了整整一后晌，直到她家的牛也吃了别人家的庄稼才停下。感觉是在骂牛，但其实是在指牛骂人。牛能听得懂人话，但是理解不了人话背后那些花花肠子，总以为是在骂自己，又没法骂回去，所以憋了一肚子牛气，整整卧了一夜，一点没想人的事。从那以后我和邻居的牛再没靠近过韩二娃家的庄稼地，每次路过不是绕得远远的，就是走得捏手捏脚的，连个掌印脚印都不敢留下。有时连个屁都要憋过去了再放，生怕被他家的大人看见闻见。大人那些有理没理都不饶牛的本事深深的伤到了两头没试过大人“底线”的牛。
放了十年的牛，放牛最后成了我上大学时唯一的“才艺”。牛喜欢吃什么、什么状态是吃饱、什么状态要喝水，这都是我们放牛朋友圈经常要攀比的“才艺”。我应该属于圈里的“翘楚才俊”。只是大学时，我始终没有机会给同学们表演这项“才艺”。二郎原本才艺高，奈何佳人没有牛。每每大家要求我表演才艺时，我都会要求他们先牵来头牛！那时候，学校里谁都不想承认自己接触过牛，更别说放过牛了。我让他们找牛时他们都说没见过牛。和我一起放过牛的也都说不认识。人吃着牛种的粮，走着牛修的路，最后把牛都给丢得远远的。
人已经习惯了丢东西。为了面子什么都敢丢。腿、脚、耳朵、鼻子，逼急了甚至脑袋都敢给丢了。牛和人相处了一辈子，早就看明白了人的这些东西，也就没介意了，继续干着牛的事、操着人的心。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村里放牛的人开始少了。有时候成片的山梁上都看不到一头牛。牛蹄印都是我前几年放牛的时候留下的。又一年暑假回去，村里放牛的就剩我一个了。我拉着我的牛沟里梁上到处找了几天几夜都没找到一个放牛的人，牛也都不见了。牛草长得比人都高。我成了整个黄牛沟村最后一个放牛的人，我家的那头老黄牛也成了黄牛沟村最后一头牛。那么多牛几年要吃的草，一下子都留给我家的牛吃了，这让它肆无忌惮地挥霍了整整一个暑假。
我时常会向村里的老人们问起那些不见的人和牛。听村北阳湾的董老汉说，那一年人让牛干的活太多，把牛都给累死了。前几年，董栓虎家就是那样的，急着想把一春的地一天就给犁完，继续把春天像冬天那样给躺过了，结果几鞭子下去，把自家牛的腰给活生生累折了。没了牛，家里所有的地只能留给人一䦆头一䦆头、一铁锨一铁锨地挖。从那以后他家春天的农活就从来没有在春天干完过。
又听硬地峁的高老汉说，村里的地沟沟叉叉太多，一鞭子下去就犁到头了，种不出多少粮食，所以牛都被人赶到外面犁地干活去了。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确是看到村里有一家人赶着牛，朝村东头的外面去了。说是去一个叫“上滩”的地方，那里一马平川，有种不完的地，想怎么种就怎么种，想种多少就种多少。当时我们没出过村，胆子小不敢出去看，不知道到底是谁说的，也不清楚说的对不对！
后来还有人说是那些人出去放牛的时候走得太远，彻底迷路回不来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这让我想起住在我家河对面庄上的董哑子和她的牛，好像就是那样不见的。董哑子是个比我小一两岁的女孩子，天生不会说话，但是嗅觉非常灵敏。我经常看见她站在河对面闻我家正在做什么饭。董哑子的父亲和我爸关系好，在我们刚上小学时就担心董哑子嫁不出去，又看到我家兄弟多，天天来说亲，要把董哑子订给我当“婆姨”。这让我担心了好一阵时间。那时候天天怕见到董哑子。但是有一天董哑子真的不见了。董哑子的父亲说是去放牛的时候迷路了，一下估计回不来了，等长大了找到路了应该就能回来了。后天我们几个孩子除了放牛就又多了一件事：等董哑子长大。但很多孩子等到自己都走丢了，董哑子还是没回来。后来剩我一个人放牛的时候，我也没见过董哑子回来。可能董哑子还没长大，走到了另个村子继续放着自己的牛，只是没让我们看见。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弄丢了自己的牛，可能上是大学的第三年、也可能是来黔南工作以后。黔南离我老家遥遥三千多里地，至少是我放牛一年要走的路。路远了，牛也就慢慢丢了。又好像没丢。有一年和朋友去平塘者密六硐村时，我远远地看到过家里的那头老黄牛，在河滩的麦地里忙碌。只是不知道在忙着干谁家的活，没有抬头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