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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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泽民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农村每家每户都会养一两头猪，一到腊月，便计划着把哪头猪卖了补贴家用，哪头猪杀了留作一年的“荤”记。
记得小时候，每年年猪一卖，猪栏里便空荡荡的，母亲的目光也跟着空荡飘忽起来。
这时，父亲会准时读懂母亲的唠叨和央求，急急地从附近村里圈养了母猪（专门生产仔猪）的农户手里抱来两只猪崽，一般都一二十斤重。
猪崽被一抱进猪栏的那一天，母亲的眼神就又流光溢彩起来。甚至有几次，我撞见母亲走进栏中，她激动地把小猪们揽在怀里，两手不停地抚摸着，十指像梳子一样梳理着它们的毛发。
母亲看见我木然而有些嫉妒的表情，她笑着用手拍拍我的头和脸，告诉我说它们也是一条条生命。
是的，我的母亲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都是善良的化身，是生命的谛造者，她热爱着身边的一切：老人、丈夫、孩子、庄稼和土地。
既然被视做自己的“孩子”，母亲便像哺育我们一样精心地侍候起它们来。
她先从草垛里抱来一大抱稻草，然后在栏内地面稍高的角落像铺被子、垫棉絮一样把稻草垫厚压平，为猪崽们准备了一张厚厚的“席梦思”。
其实，在那样的年代，我们的“席梦思”又何偿不是稻草织成的呢，只是“席梦思”摆放的位置不同罢了。
但在母亲那里，它们都摆在了她心中。
住的地方安顿下来，一日三餐问题又跟着来了。
那时，我们这群孩子都缺衣少食，“八戒兄”便更寒碜了。
但母亲自有神通，她宁愿饿着自己，也要使出全身解数饱她孩子们的腹。
她先是一块荒地一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庄稼和粮食。为猪崽们，她准备了几大块红薯地。
但猪崽的食量大，红薯地满足不了猪崽们日益膨胀的胃口，于是，母亲便另辟蹊径，拨起猪草来。
那时，经常见到母亲上午或下午，提着一只竹篮子便独自出门了。
竹篮里一般会放一把镰刀，有时放一条绳子。
母亲是识草的能手，像现在的识花草软件一样，她能叫出各种猪草的名字，什么“各麻藤”、“猪婆龙”、“格的草”、“蒿草”，只是一律用了地道而亲切的乳名，我长大后才凭借了“形色”软件知悉了它们的真名，分别叫做“葛麻藤”、“猪婆草”、“猪芨芨”和“小青蒿”。
一般一两个小时后，母亲就能精准地把这些草塞进篮中，塞得结结实实。
有时，遇到草儿丰茂，她带去的那根麻绳便会发挥功力。
母亲会用那根绳子打包一样把先割的猪草五花大绑起来，放到一边，然后再接着割，喂饱那空荡荡圆滚滚的竹篮子。
这根绳子像母亲身上遗留下的脐带，喂养着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
而对于这根绳子，我却一边要感谢着它，又一边要敬畏着它。
因为有几次，母亲与父亲闹脾气，出门拨草时，她低着头抹着泪，不敢看父亲。
只听见母亲一边走，一边喉咙里低声地咕哝出一句话：“我用绳子把自己吊死算了”
不知道父亲是因为当时气愤，还是母亲的声音太小，他总是对母亲的“咕哝”能置若罔闻而无动于衷。
但这句话却每次能一字不漏地被跟在不远处的我和姐姐准确逮进耳中。
它像乌云里炸开的响雷。
于是每次，我和姐姐必定相伴着一路悄悄尾随，又笨手笨脚地被母亲及时发现，再被母亲以好言好语劝回头，接着就整天地担忧害怕。
害怕的同时，我们一定心里暗暗“恨”着父亲，怪他不讲情理，不爱惜母亲。
母亲见我们担心，便开导说，她跟父亲说得是气话，叫我们不要担心。
她说她哪里会舍得撇下我们这群孩子。
确实，母亲从没食言，她每次回来后，背上不是背着一竹篮猪婆草，就是一大捆葛麻藤。
而不论是背着骄阳，还是踩着暮色，她都春风一般地落进屋子，脸上没有一点颓废之情。
这根绳子，终究也不会把母亲挂在哪棵树上，它只是每次被解开后被扔进篮子里，然后像蛇一样地蜷缩在一起。
有几次，我和姐姐商量着把它藏起来，但事后，不是被母亲找到，就是被母亲责令“交货”。
于是，我和姐姐就只能像敬畏蛇一样地一边敬畏着它，一边希望它保佑母亲每次外出都能遇见青青草，此生能长命百岁。
现在，每和母亲谈起割猪草和那根麻绳的故事，母亲都笑得春风四溢，银发飘动。
那丝丝的银发啊，不是那青青的葛藤草和灵性的长绳，又是什么呢？
那笑容里闪动的泪光啊，不是母亲一路抚养我们的欢欣和艰辛，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