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长假,自然要安排一天回乡下去,看望父母。
我选择了五一劳动节这天,我准备放下笔,拿起锄头。
一大早我便来到菜市场,割了几斤猪肉,买了一条青鱼和一些果蔬,装进袋子塞进车箱。
我知道乡下老家的冰箱里已塞得满满的,父母也一再强调回去不要买东西,但我仍然要把这些规定动作完成。好像是提前植入我大脑的开机程序,不走完这些程序,就打不开桌面。
这个桌面似乎多少有点像我经常打扫的脸面。
而为了让我的脸面做足、光鲜,更为了让母亲发自内心地高兴,我必须再给她领养一些孩子回去:庄稼苗
于是,我转到一家卖秧苗的庄稼汉那里,一次性地要了一百株:辣椒苗20棵、黄瓜苗16棵、冬瓜苗10棵、丝瓜苗10棵、西红柿苗20棵、麒麟瓜苗5棵……
在买西红柿苗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句:“老乡,这结出的果是大棵粒的,还是小颗粒的?”。
虽然我不能精准地辨别出西红柿的种类:什么T粉86、T粉15,什么中杂11号、中杂9号,但我清楚地记得,去年我在这附近的一个摊位买了十多株回去,后来全结出了圆溜溜的小西红柿。
“保证是大个的”,庄稼汉一定摸准了我的心思,一脸坚毅地回答。
他知道我是要为母亲种出一季的盘中餐,而不是为妻子结出一篮圣女果。
上午九点整,我们就把车停在老家门口。
母亲早已坐在门边。她见一团白色的光影哧溜一下停在自己身旁,估计是我们回来了。
母亲今年87了,身体还算健朗,记忆也相当好,但耳朵明显背了很多,每次跟她说话都要把嘴巴对着她的耳朵使劲吹,像小时候拿着一根吹火棒吹响一膛炉火。她的眼睛已深深陷进眶里,时不时地泛出些潮气。视力也远不如前,如今只能远远近近地捕捉一些似有若无的光影。
估计着是我们到了,只见她慌忙去拿靠在门上的手杖,由于急切和激动,竟将手杖给碰倒了。她在空中费力地捞了两下,没捞着,知道是掉地上了,便把身子从椅子里移出来,向地上摸去。
还没等我们从车座上把自己放下来,母亲已摸到了手杖,撑起了身子,一步一拐地把自己扶到了我们跟前。
“是你们吗?五斤、园金”,母亲从干瘪的嘴里噜出我们的乳名,像一只信天翁自远海归来,从肚子里吐出两条鱼,喂给饥饿的孩子。
五斤是我的小名,因我出生时四斤八两,四舍五入了。园金是弟弟的乳名,听说是后来日子稍微好过些,弟弟生下来时圆滚滚金溜溜的。
我和弟弟见母亲已经凑上来,赶紧下车,一左一右把母亲的手臂挽住,然后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吹出我们的名字。
等母亲的耳朵把我们的名字吃进了耳鼓,她才算彻底放心了。这时,她的左手仍然紧紧握着手杖,右手腾出来,一边摸摸我,一边摸摸弟弟,嘘寒问暖,问长问短:问我们工作忙不,问我们这次怎么这么久没回家,问我们最近生活得怎样,问媳妇和孙女都跟来了没有……。
我倒是没怎么听进去这些“问”,只“好,好”“嗯,嗯”地应付了几声。我被她的左手和那根手杖深深地吸引了过去。
这是怎样的一只手啊,它跟手杖一般地细了。手上青筋交错,皮肤早已失去光泽,只剩下一些暗黄的褶和褐色的斑蛰伏在手背上。它从一件宽大外衣的空空的袖管里伸出来,抓住那根比她手腕细不了多少颜色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杖,像钳工用一把钳子捏住一段钢管。
这是母亲的手吗,这是母亲当年割猪草、栽稻秧、收稻谷的手吗?这是母亲昔日在溪边搓衣捶被的手吗,是她一边淘米,一边把乳头塞进我们嗷嗷待哺的嘴里的那双干净又温暖的手吗?
还没等我从泪眼里缓过神来,母亲已一一摸过我们,被弟弟按回座位,坐下来心满意足地准备享受子女回家的乐趣。
我只得收拾心情,任父亲把我们的包裹一只只抢了去。一边抢,父亲一边学母亲的样子嘟哝:“叫你们回来不要买东西,一回家就大包小包的,我们俩个老的又吃不动什么,太浪费了。”
我和弟弟赶紧跟父亲递去眼神,示意他不要太大声,免得被母亲听见后,又伤心难过怪罪一番。
但当女儿把一袋水果提进大门时,还是被母亲盯见了。母亲一把用手杖拦住女儿,要翻看袋子里的东西。见状,我迅速地驱身上前卡位,把母亲与女儿隔开。
我一边隔,一边把另一个袋子递到母亲眼前。
“又花钱买了什么回来?”,母亲刚刚还满脸笑容,突然地,笑容里像注入了水,阴了下来。
“没什么,就是你喜欢的一些庄稼苗。”我一边说一边打开袋子翻给母亲看。
母亲一听是庄稼苗,脸上立马又掬起笑容,但嘴里仍然念道:“庄稼苗哪不要钱买啊,多少钱一株?”
“不要钱的,是一个朋友种的,他听说您老喜欢种庄稼,知道我五一回来,特拔了一些秧子托我带来。”
“那还不是要欠人家的人情”,母亲一生都善良、热情、好客,她是要把别人哪怕一个小小的恩情也要牢记在心,并念念不忘的。
“但是以后还是不要再带了,我身子老了,也翻不动土了,你父亲又不管!”,母亲一边嘴里怪罪着,一边眼睛斜都不斜父亲,嘟嘟嘟地叩着手杖往后屋走。
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了父亲,不准父亲种地,是我们哥嫂兄妹们下了命令的。但因为母亲太爱庄稼,允许母亲在房前屋后种一点,权当她是活动筋骨,寂寞时又能到园子里说说话,算是一种寄托,所以我们兄弟一直由着她,并嘱咐父亲不要帮,但要看着母亲的安全。
没想到母亲竟对父亲生起恨来,见我们一次,就唠叨一次父亲的懒。
父亲倒是习惯了母亲的唠叨,也不回嘴,只对我们笑。不一会儿,母亲便拖着一把锄头来到前屋,交到我手里。
“别累着”,母亲轻轻交待了一句,好像说重了我便真得要累着。说完便把我引到最近的那块地,由我去海阔天空,“胡作非为”。
母亲知道我是种庄稼的能手,她放心着呢。
我先是一层层地把杂草全部清除,露出一大块平整的土地。母亲在一旁见了,围着手杖转了几圈,像只系了绳的小牛犊一样兴奋不已。
她几次想丢了手杖来地里要一起劳动,都被我制止了。
我说我手痒痒好久了,又是五一劳动节,就让我痛痛快快劳动一次吧。
母亲见拗不过我,只得半倚着手杖立着。我搬条凳子让她坐下,她都不肯。生怕一坐下来,便表示没带好头、做好表率,便会影响我挥舞锄头的弧度和力度。
母亲总是这样,一生都在用言行影响着我。她虽然不认识一个字,但是我生命里最厚的一本书。
两个小时的样子,我挖出了一排排整齐的坑,把各种秧苗准时植进土里:按照经验,西红柿植在一个角,方便一起搭架;西瓜栽种在另一角,方便它们向一头蔓延牵藤;冬瓜、丝瓜、黄瓜都各自占据边角的有利地形,可以顺着坡坎上的树往上爬;辣椒全部植在了中央,被其它果蔬围着,甚是温馨。
母亲听见我如此排兵布阵,甚是欢欣。
等我把所有庄稼苗埋进土里,准备从井里提些水来滴灌时,母亲正端着一碗温水要我先喝。
在我接过碗的那一刻,我又再一次清楚地看见了她的手和那根手杖:手上青筋交错,皮肤早已失去光泽,只剩下一些暗黄的褶和褐色的斑蛰伏在手背上。它从一件宽大外衣的空空的袖管里伸出来,抓住那根比她手腕细不了多少颜色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杖,像钳工用一把钳子捏住一段钢管。
一下子,我把母亲的手紧紧攥在怀里。她的手杖被我打翻在地,一碗温开水也泼了一地,瓷碗滚在了一边。
“怎么啦?”母亲一脸的诧异。
她一边想用手来抹我的眼睛,一边想要急急地蹲下身子去捡地上的手杖。
母亲从手背上滴落的一点余温知道了我在掉泪,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些慌张起来。
“是哪里生病了,还是累到了?”母亲不停地追问。
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让母亲担起心来,便迅速整理情绪,对母亲说道:“不是的,是刚没洗手,揉了眼睛,带出泪来了。”
母亲半信半疑,望了我一会儿,又急急地要去捡她的手杖。
此时,我才突然地发现母亲已离不开手杖了,她是那么地需要它,像宝贝一样珍惜着,带在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她是哪年用的手杖,是谁跟她买的,多少钱,我竟然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只知道,当时的我一直没敢松开手让她弯腰去捡。我怕她一弯下腰去,就再也不记得我和我的承诺了。我记得曾答应过母亲的,等母亲老了,我就陪她,做她的一根手杖。
我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肩膀,紧紧地抱着,抱着,第一次体会一根手杖的颤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