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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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嘟……”。
“你手机响啦”，妻子一边把床头灯摸索着摁开，一边把我从睡梦中拖了出来。
“谁呀，这么晚打什么电话”，我一边侧转身，一边半眯着眼，准备把打电话的人捉来埋怨一番。
一看是父亲的电话，我的两个“一边”被立马惊得慌了神，于是侧身变成坐立，半眯变成决眦了。
因为我知道，每次半夜三更家里打来电话，不管是父亲还是哥嫂，电话那头发报的必定是坏消息，连一次好的甚至中性的消息也没有：不是母亲生病了，就是父亲或二哥出了车祸，或是二哥从房子上摔了下来，人事不省……
还好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去祸消灾。
我几乎是蜥蜴伸出舌头抓昆虫一样地弹出手，把手机抱来凑到耳边，手机的充电器几乎被我的忙乱带出电光。
“爸，怎么了？”
“谁又出事了？”
“是不是谁又出了车祸？”
“或哪个从房屋上掉下来了？”
我几个疑问严丝合缝地连续打出来，像运动场上射击手的连环枪响，中间没有允许父亲插一句话。
似乎不连续着发问，便不能显示着我的急切。似乎不连续着发问，便不能彰显着我的学识和担当。
父亲不知是这次的事特别危险紧急，还是被我的话感染了，平时异常冷静的他竟吱吱唔唔起来：“你姨（我们当地方言叫母亲为姨）又生病了，高烧不退，舌头都紫了，陈医生说活不了……活不了几天……”，语音哽咽，像一些断断续续的雨点落在水面。
“怎么没听您早说呢，前几天姨不都好好的吗，怎么一下子就这么严重了”，我把话拍出胸腔，急切之情几乎要把窗帘点着。
“别急，我们马上到，把姨送县医院”，我扔下这句话，抓起衣服就走。
一路上，我们只跟三哥通了电话，详细询问了母亲的病情，三哥给了我们一些安慰，说母亲只是平常感冒，不要紧，说现在烧已经退了，说现在来接去医院也可以，明天来接也可以。
一个小时后，我和弟弟用车灯在黑夜里打穿两个洞，连人带车一起位移到老家门口。
此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了，二哥、三哥、三嫂、爸妈都等在那里。爸妈今年都八十六、七了，因住不惯城里，一直在乡下住着，由哥嫂照顾着起居。
车还没停稳，哥嫂就迎上来。母亲正披了一件暗黄的衣服，疲惫地在一张椅子上耗着无精打采。借着从大门里射来的微弱灯光，乍一看，像一根瘦弱的玉米棒子斜斜地挂在枯黄的桔杆上。夜风撩着她日渐稀薄的银丝，俨然在拨弄着由银白变成淡黄的玉米须。
父亲见我们到来，忙从房屋里间抱出一个大布袋来。按照母亲的吩咐，里面装满了换洗的衣服和平常服用的降血压血糖药。
父亲从大布袋里搜出一只小布包，告诉我里面是一些身份证、社保卡、户口本等物件。父亲知道出门办事这些物件都能用上一件两件，于是就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好像一家人。
父亲结婚时没办结婚证，如果有，也一定会把它妥当地裹到最里层。
母亲见父亲将小布包取出来交到我手中，以为是父亲交给我看病的钱，忙用拐杖支起身子，艰难地从夹袄里摸出一沓人民币。
“看病的钱我准备好了”，母亲由于身子起得快，一张和她同样瘦弱的椅子差点被她绊倒。
弟弟见状，一个健步飞上去，一把扶住母亲摇摇晃晃的身子。
“你哪来的钱？”，父亲狐疑地问。
“都是前些年儿子、孙子们给的，一直也没舍得花，留着你我生病的时候用，这不就顶上用场了。”母亲说这话的时候，从皱纹里流下一些笑来，声音平和但又显得有些兴奋，像我们小时候做了一件好事要在大人面前表功。
“八十张”，父亲准备数的时候，母亲打断了他。
八千块呀，得多少年才能攒满？前些年，父母亲生活基本能自理，我们做子女的就逢年过节零星给一点钱贴补家用。后来，父母年事已高，行动越来越不方便，我们兄弟才商量着坚决不让他（她）们做任何家务，由我三哥三嫂帮忙照顾，一切开支由我们兄弟平摊。
可那些零星给出去的钱，母亲却一分也没用，它们也像一个个孩子，被归拢在一起，像一家人。
父亲定是被母亲的声音和笑感动了，只见他也从上衣口袋里抖抖擞擞翻出一摞钱，比母亲的那沓还厚。
他把这些钱归在一起，装进了那个小布包，又把小布包装进了那个大布袋子。
回县城的路上，我和弟弟会心地一笑，都不觉得是带母亲来看病，而是带着一家人去旅行。
一个星期后，母亲出院了，精神矍铄，我们把小包原封未动地交给父亲，让他把“一家人”带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