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未的农村生活,和现在相比,简直天上地下。那时候国家尚未打开国门,农村还未推行土地包干到户,依旧遵守着计划经济老路,但隐密的改革已传来“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三四个村合并一个行政村,只有一商店,美其名曰“合作社”。合作社内的格局是一个曲尺型柜台,里面的货架上有生产生活用品:布料、针头线脑,锅碗瓢盆勺筷,油盐酱醋茶,农具则在一侧堆放着,小小合作社,百货一应俱全,供附近的村民任意选购。但离供销社远一点的村子的农民,就不方便去买了,那时连辆破自行车都没有,步行到商店费时又费力,不是要买急需的商品,就该省就省下,等到货郎来刭村里的时候才会买。
那个年代农村政策开始松绑,灭绝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的幼苗“卖货郎”便死灰复燃,迅速在广阔大地上应运而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货郎文化风景线。货郎搁今天也叫做小生意的,长年推着一个三角形的木制独轮车,或者挑着担子,从城市进一些针头线脑、洋火、头绳、顶针、按扣、皮筋,还有小孩吃的糖块糖豆等一堆小商品,走村串巷,手里转动着一个红色坠丸小拨浪鼓,放下自身卑微尊,张大嘴扯开嗓门沿街叫卖,小商品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旧东西换。
“咚咚咚,咚咚咚……”村口传来拨浪鼓的声音,接着是货郎的叫买声:“头发换针,换洋火,换顶针一一”听到声音的妇女小孩们,会赶忙走出家门,来到货郎摊前,挑选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东家大娘买把梳子,西家婶子买点针线,南边嫂子买个镜子,北头姑娘买根头绳。也有的妇女,把平时掉下来的头发攒起来,在指头上缠个小球球,塞到墙缝里,等货郎来了拿出来换东西。
在街上玩耍的小孩子们也会一窝蜂的跑过来,他们不看别的,只看洋糖(水果糖)和糖豆儿,馋的嘴巴直想流口水。有的孩子赶忙跑回家,拿两三只再也不能穿的破鞋子,换几个绿豆般大小的糖豆儿,放嘴里一颗,剩下的舍不得吃,紧紧攥在手里,高兴地跑向一边,其它孩子也会一边跟着跑,一边问:“甜不甜?甜不甜?”糖豆太小,在手里攥的时间长了,就会慢慢融化掉,孩子会赶忙把还没化完的糖豆儿放进嘴里,再用舌头舔舔手心。其它孩子就会咂吧咂吧嘴说:“让我也舔舔。”接着每个孩子,都会在那个孩子的小手心里舔两下,就这样,每个孩子都会带着满足的笑脸,继续玩耍。穷苦年代的农村孩子的,吃一颗黄豆大的糖豆就是一种渴望,吃上一块淡绿色的薄荷糖能记住一辈子。
妇女们你喊她,她喊她,许多人都围拢过来。货郎不停的买商品,也会不停的整理被人翻乱的摊子,笑脸应付,一点不嫌絮烦。有的妇女还会跑的远一点,一家一家的叫人,说货郎来了,你们要不要买东西?有时到了饭点,一定会有人从家里端出一碗饭送给货郎,看着货郎吃完饭,接过空碗回去洗刷。天色晚了,会有人主动叫他在自己家里借宿一晚。虽然那时的人们都很穷,但是送饭、借宿从来都不会收钱。不过货郎过意不去,也会在早上临走的时候,悄悄地放一点小商品在他睡过的床上,或在枕头下压一两块钱,以暗示感谢心意。
朴实善良的村民,能把一个外乡人,当做自家的亲戚来对待,没有任何得失的想法,只是出于一种善心怜悯,想着帮助别人做点好事是做人的夲分。货郎的到来,也会把村民的关系连的越来越近,这样的邻里和谐社会传承几十年。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民风民情有如一坛陈年老酒,醇厚浓香,入鼻进喉,沁人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