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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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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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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梢路

小时候,我们那儿随处可见斜梢路。人出门靠两条腿,走斜梢路近,可节省下不少的时间和力气。

村子的布局极不规整,不方不长也不圆,房舍,院落,胡同,水井,麦场,星散无拘,没个正型,多少年来自然形成,看不出有什么讲究。村子与村子之间,通不通像样的马路,也不好说。有时去一个地方,看着不远,兜几个大弯,走起来就显得遥不可及。没有汽车、摩托车,自行车也少见,有人患急症,就一群人接力抬着往医院送,山一程水一程,一刻也不敢耽搁。脚下的黄泥巴路,考验着脚力和毅力,也考验着一个人的生命。为寻求安慰,使走路不那么可怕,往往把一里半甚至二里地才说成一里,数字没有那么大,走起来心理有优势,压力就小。这是乡里人特有的精神胜利法。

人们说不出“点与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样的数学规则,却十分懂得在直角面前走斜线直插过去最近的道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有别的“大路”可走,可那是“直角”,会远很多,人们就沿两地之间最近的连线走下去,在原本没有路的地面上走出一条路来。于是,人世间最末端的路——斜梢路便出现了,而且多得如附着在大地上的毛细血管。

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硬是走出一条路来,就无情地把庄稼地割裂开了。土地所属的那个村子,心疼和计较自家地受到了践踏,少种了庄稼,却又无话可说,那么多的人在走,都走惯了的,想管也管不了。也有树了篱笆、挑了沟,或筑了墙的,企图阻止行人,都枉然。何况那路就在家门口,本村走得最多,自己先得方便,人家才有方便。就这样,大官路与斜梢路相生相伴,紧密交织,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多种选择。

有的斜梢路,实在窄小,太微不足道了。以至于人们在犁地的时候,连犁子也不肯抬一下,一瞬间,那印在田野中的斜梢路便消失在泥土中了。这样的做法,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主人不乐意自家土地被继续踩下去,倘若再要走,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像开新路,要克服土块的摩擦和磕绊带来的行走的艰难。

在冬天,或庄稼尚没长起来的季节,斜梢路还能隐隐约约看到。等到庄稼起来了,就被淹没了。直到有人神出鬼没地从庄稼地里钻出来,才知道那儿还有条小路。

去邻村上学,就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大路,一条斜梢路。走大路就先往北直走,到一个村子后再折转向西直行,就到学校了,一个直角。走斜梢路要近得多,出了村子朝着西北方向走,就能很快到学校。我们通常所走的,就是斜梢路。平时还好,地也犁起来了,我们再要走,就得从当开路先锋做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垡子地里,重新开始艰苦的跋涉,一年要多磨破几双鞋。“世上本没有路,人走得多了便成了路”,我们很早就领悟了这一道理。

在这样的路上,我们一天天地往返着,个头越蹿越高,脚板越长越硬,眼界也越来越开阔。我们知道斜梢路连着柏油路,柏油路通往城里,可以连通外面的世界。现在要到一个地方去,如果不是太远,时间又允许,我还是喜欢步行前往,可能就是自小在斜梢路上磨炼出来的,积习难改。

因为急着往学校赶,上学通常抄近道,放学回来自由度高,就不一定了。舍弃大路和常走的斜梢路,又在另一个地方临时开出一条新路,也常有。有一天,一个学生在才走出的路旁意外地发现了野生的甜瓜。好奇心重,又想着吃,成群结队的学生便拥了过来,渴望着找到更多的甜瓜。

邻村一个大个子男人,见一群孩子神神秘秘地在庄稼地里踅摸,知道我们的目的,就大声呵斥:“耷拉着牙,咋那么贪吃!”牙齿怎么可能耷拉着长,不是结实地嵌在肉里的吗?我们不解,认为那骂人的话也太不靠谱。世上最容易害嘴馋的要数老人和小孩,那是本性的自然流露。

我们听而不闻,把那人的话当耳旁风,依然埋头于对甜瓜的寻找。过了一会儿,那不讨人喜欢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没看到脚下的庄稼吗?!”

这次,终于在我们心里激起了波澜,也警醒了我们。怎么会这样?我们痛恨这个爱管闲事的男人,他给我们已经高涨起来的田野上的欢乐戴上了紧箍咒,不仅使我们不能继续尽情展现自己爱吃爱玩的天性,而且还使我们产生了莫名的负罪感,毕竟我们都是泥土里滚着长大的孩子,知道在不应该有路的地方强行造出一条路,践踏了土地,毁坏了庄稼,意味着什么。

为此,我们挨了大人的痛骂。

直到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上学能抄近道,走斜梢路,读书、做学问,就没有捷径可走了。而且不管做什么,都不能伤害了别人的利益。我从此记住了父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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