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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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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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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子 老屋子

以“主房”和“客房”来对一套房子进行区分和标识,大概是负责装修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习惯,也可能是行业间约定俗成的说法。但我从不看重这些,在我的这个家里没有主客之说,进门的“客人”可能比“主人”更主人。

我是家中老小,在我很小的时候,两个姐姐就出嫁了。哥哥排行老大,结婚更早,把嫂子娶家来时我还没出生。那时候我们家住土房,一排共四间,就是我在多篇文章中描述过的老屋。我的童年,我初涉人事的记忆,都跟老屋有关。直到现在,只要一想到老家,想到父母,眼前出现的依然是这栋破败不堪,但却承载着我永远的乡土情怀的房子。

跟豫东乡村许多住房一样,我家老屋也极普通。这是父亲兄弟三人分家过日子后,在老宅上另起的房子,也是我出生的地方。老屋的左侧,是两间更为低矮的土房,也是极少有砖头,只在打地基时薄薄地铺了三层,也好防止雨水直接浸到墙里去。整个老屋的布局大概如此,没有门楼,没有院墙,甚至连个围栏也不存在。只在庄稼收下后,将些当柴烧的秸杆堆放在四周,什么都拦不了的,等到柴火烧完了,屋前依然一片空白。不是一家,大多数人家都如此。乡下生活单一,清苦,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也不具备挑拣和攀比的条件。

四间老屋,靠东头的一间是厨屋,母亲负责张罗一家人的吃喝。吃水要到村头的一口井里挑,挑回的水倒进水缸里储存备用。水缸放在厨屋一角,我们口渴了,就从缸里舀出来喝。灶台特别宽、锅特别大,别的炊具也都不小。饭碗,面盆,馍筐子,筷笼子,连切菜的刀,盛盐的罐子,一律大号的。母亲说,大物件“招人”、“旺财”,我们家会人财两旺的。这些寄托着母亲想多抱孙子和过上富裕日子的美好愿望。这是母亲的哲学。

老屋上无片瓦,扣脊合檐的地方,也是泥土衔着泥土封起来的。天长日久,房顶秸草腐化,加上鸡啄鼠钻,再也难抵雨水的冲蚀。遇到雨天,屋外大下,屋里小下,外面雨停了,屋里还在滴嗒。我记得有几次,半夜暴雨来临,母亲都是第一个起来,把盛过化肥的塑料袋子,折了骨的雨伞,破旧的搪瓷盆,通通找出来接水。有一次,我睡的床上头,正好有一个洞,雨水飞流直下,母亲就拿一块塑料布搭在我身上,我觉得好奇又好玩,丝毫没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一阵兴奋过后,竟然又不知不觉沉入梦乡。母亲同雨水苦苦抗争,直到天亮大雨过去。

最怕刮大风,房顶上铺着的秸草,才多大的附着力呀,哪抗得住恶风的鼓吹。眼看风起,必须抢先把木棍、砖头、门板,甚至还有耙床等重物压在房顶上,尽可能地防备着。这样子,也不一定能保证房屋平安无事,秸草还是难免有一部分被掠起,卷走,撒落四方。大风扫荡、吞噬过的屋顶,犹如头上的癞疮,景象凄惨,人看了不想活了的心都有。这样的险景,平原地带虽然不多,每一次都是毁灭性的,会把人逼入不得不把房子推倒重建的绝境。失去了房屋,没有了住处,就失去了生存依靠。

我们那儿,有三件事男人一生特别看重,也一定要做好:建一栋房子,帮儿女成家,为老人送终。积少成多、殚精竭虑建房造屋,展示生存能力,也是对自己人生意义的定格。房子建好了,也等于树起了一座丰碑。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哥哥在老宅的后面建起了三间瓦房。墙为里生外熟——“熟”的青砖砌在外面,“生”的砖坯包裹在旦面,房顶倒是清一色苫着瓦。财力不足,才打此主意。算是勉强住上了瓦房,在全村是第一户,在全公社也创了纪录的,我家的新房开启了一个时代。此后村里再起房子,泥土打墙,秸杆当瓦,这些现象已经不存在了。里生外熟,这是向纯正的砖瓦房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

也从此,一家人就前院后院的走动,天地大了许多。新建这栋房子,原来地势低洼,是父亲和哥哥抽空四处里取土填起来。父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日夜,付出了多少汗水,才使两处宅地基本持平。少年的我,有时也帮着推土车,知道体恤父亲和长兄的艰辛,帮一份力是一份力。我也由此明白,为什么村里人对宅基地那么看重,原来得之不易,没有理由不陪加珍惜!上推几辈,也许没人搞得清,也不知道哪一代的祖宗,率先在这儿扎下了根,建起了房子。父亲和哥哥拉着架子车起早贪黑运土的情形,历历在目,永不能忘。他们的苦和累,都化作又开辟了一块建房之所的喜悦。一处宅基,一片面积有限的土地,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又蕴含着多少辛酸的故事。

老屋破败,再也难以承受时光的消磨。终于有一天,墙体开裂,大梁下沉,严重变形走样,随时有坍塌的危险,老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82年6月,伴我走过整个童年和少年的老屋,终于说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间青砖瓦房。建房的材质彻底改变,青砖青瓦,梁檩簇新,高大亮堂。房子才建好的那几年,母亲逢人便说她这一辈子熬值了,老了老了住上了“浑青”大瓦房。我的外祖父长年在外面给地主种地,全国解放后才回到自己的村庄,母亲自小也跟着住工棚、出苦力,看人家的白眼,受了不少罪。母亲在这三间屋里住了11年头,直到离开我们。

就目前的情况,我暂时不可能再在哪儿建房子了。购买和自建,虽然性质不同,但归属及所有权一样。我至今觉得,四代乃至五代同堂,仍然是中国最具感情色彩的居住方式。血脉斩不断,隔代情更亲。同一个屋檐下的朝夕相处,更容易促使亲情的升华,保持家庭和睦稳定。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八年了,母亲离开我们23年了,我想他们,做梦都盼望着他们能住上今天的新房!

这套新房子,从第一次交款到收房,折腾了将近十年。过程曲折多艰,结果灿烂美好。拿到钥匙,大家即刻跟装修公司签订合约,甚至还要选择擅长某一方面的工人,院子里着实为此热闹了一阵子。

我要把最大的房间给父亲和母亲住!这是我走进新房那一刻的第一念想。可是,我的父亲母亲呢,他们去了哪儿?他们知道我有大房子了吗?思念伴着泪水,萦绕心头,百感交集。

我对装修没有太多的要求,水电畅达,地面平坦,厨卫好用即可,墙体结构坚决不动,整体上越简洁、越省事越好。在空调的选择上,一定要冷暖兼备,广州不是不冷,冷起来也叫人难以忍受。长居广州的人,都对春节前后一段时间的湿冷天气,有着刻骨的记忆。对上了年龄人的来讲,暖气一样必不可少。装上空调后,我特地反复作了调试,一会儿制热,一会儿制冷,一会儿又冷暖切换,直到真切地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了清凉,所有机子都运转正常。此时,刚好有邻居来看房,看我手忙脚乱的,就问是不是要住进来,我怔住了。我长眠地下的双亲,他们怎么也不可能住进我在广州的新房了。我刚才的想象,只是一个白日的梦。

老年的父亲身体瘦弱,一点儿也不强健。到了冬天,就成了重点照顾对象,铺盖厚墩墩的,电热毯、电暖气都用上了。特别冷的那段时间,有时一整天都会躲在床上。让人端着吃喝,又是汤又是水地侍候着,他心不安,却也毫无办法。在步入八十岁门坎时,总是“检讨”说自己干不了活了,一天三顿白白地糟踏粮食。父亲出了一辈子苦力,从来都是流自己汗吃自己饭,靠双手硬气地活着,几时几世里都不想让旁人养活。如今,光景到了违忤自己人生信条这个份上,自然愧意盈心,不能自已。人啊,再犟也犟不过岁月,年龄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父亲年轻时也这样说过,可到头来摊到自己头上,心里还是有着化不开的结。

跟父亲不同,母亲很怕热。记忆中,母亲不管从地里回来,还是做完一顿饭,额头上,身上,都汗涔涔的。那时候吃水那么难,夏天一到,母亲还是把屋里和院子里都泼湿润透,去除土腥味,也消暑热气。怕热的人爱扇子,我家的扇子多数是母亲买的。母亲最喜欢蒲扇,扇面大,又轻便、兜风,凉快来得也快。我跟侄儿侄女几个,挤在扇子底下,一挥扇子几个人都凉快。扇子破了边,母亲就裁根布条,一针一线地地缝好织紧,一把扇子能用几年。

1996年冬天,父亲在众人劝说下,终于来了趟广州。我刚结婚不久,在部队的住房只有两小间,二十几个平方。我跟爱人住里间,父亲就住外间,也就是所谓的“客厅”,吃饭时他睡觉的床就成了凳子。生活是清贫的,感觉却是那么的幸福。感谢父亲,在广州给了我人间的温暖,家的记忆!母亲在父亲来广州之前的五年,就已经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唯一的一次来广州看望儿子,还代表着我的母亲。母亲一辈子也不曾出过远门,难道不想来广州吗?后来我听说,老人也有来看我的打算,只是突患重病,未能成行,终成遗憾。

在广州的四个多月里,父亲拾起了多年不曾接触的“课本”——他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四书五经。简体字横排的现代版图书,父亲读起来仍然朗朗上口,俨然六十年前那个好学上进的后生又回来了。诵读古籍,再习经典,重温岁月,父亲高兴之余还挥毫泼墨写起了毛笔字,正宗颜体,字字见功。他去世三周年,我把他的字用镜框装裱,拿回老家一部分,在院子里作展示,以此缅怀一个乡村旧知识分子远去的灵魂!

父亲当年写的字,留在广州的一部分,我一直珍藏在身边。新房装修好了,最先住进来的东西,一定是父母的照片和父亲的字。我知道,在对父亲和母亲日复一日的思念中,我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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