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树于庄

那一片，叫这于庄那于庄的村子不少，而松树于庄只有一个。据传，也不知哪一年哪一代，村里生长着一棵松树，因为树大，大到二人合抱，便成了村子的象征，村因树名。

后来，仍然有人在村里种植松树，盆口粗的有过，却再也没有像传说中那么大的。松树成了松树于庄远去的原始符号，现在是一棵像样的也没有了。解放二十年了，才四十几户人家，二百多号人，比叫小于庄的村子还小。

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村里没有过地主，也没出过富农，各家日子过得半斤八两。盗贼、劫匪嫌贫爱富，从来都瞧不上，没有他们的光顾，村里也就没有防护的寨墙，更没有寨墙外的深水海子。解放前村里倒被抓过丁，一根麻绳拴走十几个青壮男子，一时塌了天。不过，曾几何时，村里大概也有过光棍主儿，不然当年各家为筹集修柏油路用的渣料，怎么就挖出了础石、花砖和瓦当呢？这些构件所代表的建筑，建于何时，住过什么人，无从考证，连个传说也没有。四邻的几个村子，历史上想必一定也出现过大富大贵的人家，耸立过迥异于一般民居的富丽堂皇的楼堂庙宇，有过深宅大院，甚至还有影壁和月亮门，使得这些村子不叫楼就叫寺，大概是不会凭空捏造的！而松树于庄那个叫石碑楼子的地名，更是引人遐思：楼又因何而起，石碑因谁而立，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解放初期，松树于庄归鹿邑县管，一九五二年郸城设县，才划归了郸城。当时鹿邑是豫东出了名的大县，南至白马镇，与安徽太和县相交。村子离鹿邑三十五里，离郸城四十五里，这些是公众认可的说法。村里人把里程数看得都大，把远路看近、长路看短，走起来脚下也不觉沉重了。在无车可坐、无马可骑、徒步天下的年代，里程数上的低估和藐视，也是精神上的自我抚慰！像去两个县城，现实中再各加上五里路，估计也打不住，确实有那么远。

据说，郸城原为“丹”城，老子在洺河之滨炼丹成功的地方，这是郸城最炫目的文化符号。鹿邑是老子故里，有说法是老子炼丹往返于郸城和鹿邑之间，在松树于庄村北边不远处小憩时打水喝，留下了“汲水”之名。汲水是乡政府所在地，村里赶集上店多去那儿，叫北集。离村最近的一个集市是唐桥集，规模比汲水集小，在村的南边，叫南集。村里说赶南集就是去唐桥，去北集就是赶汲水，都按农历计算，两个地方一个逢单头日子有集，一个逢双头日子有集，形成了互补。单头日子有集的汲水，相传隋唐时有户人家，在靠近坟地的地方开了一家过路小店，生意红火，后来居住的人多了，就起了集，所以称之为坟店集，现在看叫成“逢单集”，也未尝不可。一南一北、一大一小两个集，其间有一条公路大致相连，村里人称之为“官路”，实际上晴天扬尘飞沙，雨天积水成泥，是条十足的乡野土路。

松树于庄多水，除了河沟，村里村外，长的，方的，圆的，深深浅浅，长草不长草的，大大小小坑呀塘呀的，还有十好几处。这些不同形状的水域，碧绿澄澈，潜鱼卧虾，栖着蜗牛，夏能洗澡，冬能滑冰，是天然的乡间游乐场。尤其三伏天，劳动过后跳进水里，去汗止痒，洗去劳累，酣畅淋漓，实属平生快事。大人孩子个个似“浪里白条”，善凫水、通水性，能上演空手捕捉鲶鱼的好戏，都是无师自通，自小在水里瞎扑腾出来的，自学成才。大坑和村东南的深塘里说是在养鱼，却从不喂任何食料，全靠吃野食生长。每年到了季节，生产队都组织劳力捕捞，分得了鱼，家家都煎了炖了吃肉喝汤。

村里一家一户，几乎都有自家的园子，菜园，果园，也有果中有菜、菜中有果甚至还有长有庄稼的混合性园子。这些园子高度私有化，种什么，怎么种，由个人说了算。围着园子有的还有水沟，也叫海子，和寨墙外起着防护和御敌作用的海子不同，园子外的海子主要用于排涝和灌溉。海子里一簇簇长着蒲草和芦苇。也有的在园子边角处爱我所爱地植花种草，艳艳乍乍的，诱得鸟雀频频啁啾鸣啼着前来寻食觅欢，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大概也就这样子，是孩子们爱跑去玩耍的地方。

村子里树种繁多，大树特别密稠，水桶粗的很普遍，石磙粗细的也不稀罕。远看村庄就像撒土不漏的树林子、浑然天成的乡间植物园，杨，桐，椿，槐，榆，楝，桑，楸，葛，这些普通树种自不必说，还有众多果树，像杏，桃，柿，枣，每种都有不小的群体。槐花、葛花和榆钱榆叶还是春天常吃的东西，能顶口粮。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更有着几棵树龄久远、长相怪异的稀有树种：光皮木瓜树，白腊条树，皂角树，梨树，再有一棵就是梅杏树。光皮木瓜树又称降龙木，传说能驱邪镇宅，带来平安吉祥，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宝器，就是这种木料做成的。白腊条树，已无多少枝条，只剩下苍劲的树干挺立在水边，如果一剖为二能凿成船。再说那皂角树更奇，树干枯死一半，另一半长成了半月型，小孩子能钻进去。只要不下雨，树下就是生产队开会的不二场所，也是出了名的饭场、人场、生意场。锔缸锔盆的，星杆秤的，爆米花的，唱小戏的，多在此安营扎寨，招揽客户，展示技艺。这三棵树，树龄最短的皂角树，少说也有二百年以上的历史。有一年，梅杏树闹虫害生病，抢救了，还是没有活下来。白腊条树，皂角树，还有那棵离房屋很近的大梨树，都是在宅基地规划中被砍伐去的。唯独那棵饱经沧桑的木瓜树，还艰难地生长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因为水土的流失，它的根须大部分裸露在外，树身子斜着架在空中，似一位瘦骨嶙峋的长者，几百年来一直在守望着见证着松树于庄的发展变迁。过去没人知道它的身世，以后更不可能弄得清了。

村里清一色土坯房，包括生产队的粮仓重地也一样，房顶上苫着麦秸，用了几根椽子，从房檐那儿都看得清楚。多数房基上砌有砖，少的三层，多的五层，主要是防止水浸、鼠刨和猪拱。也有几家的堂屋是平地堆泥，只有门轴下枕着半截残砖。在乡间，涝灾最可怕。哪一年夏秋连阴天久了，雨下多了，村里地里一积水，村民们就会冒雨出动，四处里挖沟渠、通水路、驱水患，以求自救：一保房屋平安无事，二保庄稼不被淹死，三保烧火做饭不断柴草。

雨打外墙湿，墙上泥水流，那伴水流动的墙土，风干后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雨淋土。胳膊腿哪儿受了皮外伤，墙上采下一点捻成粉撒在伤口，即可很快结痂愈合，有时掐几片“血见愁”的叶子捣碎敷上，也能止血。这些都是情况紧急，万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旱天不会对房屋造成危害，人畜吃水、抗旱保苗、洗洗涮涮，大不了井淘深些，水泵抽水，水车汲水，拔杆拔水，扁担挑水，把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上。

正屋叫堂屋，一般人家都是三间屋，也有四间的。三间堂屋中间开门，叫当门地，是会客的地方，东西两边藏物住人，各开有窗。这样的布局，好似城里的两室一厅。屋梁下立着高粱秸秆织成的房箔，类似于屏风。房箔又是楚河汉界，里间房是私密之地，说不定还是黄花女子的闺房，属于内室，不经邀允，不便入内。这也是乡间不成文的规矩。

当门地后墙正中位置，张贴着领袖人物像，像的两侧是革命样板戏图画。后来演艺明星的大头照，也成了那个地方上的常客。冲门口后墙边摆着的老式单桌极简陋，而且油漆剥落，既无八仙，也不见龙凤、山水，甚至普通的花草也没有雕刻。也有在桌子和墙之间用土坯垒了泥台的，泥台上设有空格，可储放杂物。泥台比桌子略高，形成一个梯次，这样的布局能多放东西，也是审美的需要。也有把灶台支在堂屋的，这样的情况不普遍。

房屋始终是主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那个时候四处借粮食吃的还有，但说到谁家贫穷，人们还是爱讲：咦呀！穷也没见穷成那样的，三间堂屋还支着锅，一烧火四处窜烟，熏得睁不开眼，叫人还咋住！穷的恶名传扬出去，儿子定媒娶亲就成了难事。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了牵线搭桥的，半个村子的人都说好话努力撮合，也难成就，除非男孩子是像薛平贵那样的人物，有着远大光明的未来。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能撮合成一桩婚事，那是积下了大德。

一般堂屋一侧另建有灶屋，这儿才是生火做饭的场所，一大一小两口锅，大的蒸馍煮面，小的炒菜炖汤，有的人家还有铁鏊子，专门烙饼、烙烙馍。如果再寻地方搭建个堆柴放草的窝棚，吃饭、睡觉，还有喂养的猪羊、鸡鸭，各有各的地方，就更显得利落和体面。

东西屋和门楼过道齐全的很少，有院子的就不多，大开大敞无遮无拦过日子，没有哪一家会单纯为院子而煞费苦心地筑高墙、建门楼的。这样的旧社会大户人家的做派，不由地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等于明着告诉旁人，不要到自己家来！真要这么着，时候一长，就没人打交道了。乡村是熟人社会，小肚鸡肠，鼠目寸光，关着门过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村里有串门的习俗，有时候端着饭碗，也照样往别人家去。串门的人，东家走西家看，唠叨着说长道短。男人们差不多都吸烟，也都会卷烟，烟叶和卷纸五花八门，能凑合就凑合，嘴里冒冒烟就满足。女人也爱往一起凑，顺带着纳鞋底、绣门帘或做一些别的针线活，人少时窃窃私语，人多时叽叽喳喳。串门的多，信息就灵通，村里新闻传播就快，各家都无秘密可言，谁腰里长了疮，谁家媳妇怀孩子正嘴馋，李子还青着皮就摘下往嘴里填，谁家来了什么客人，拿了几封点心几斤糖，都会迅速在邻里间嚷嚷开来，并以此为乐。人拴在土地上，挣工分、分口粮，出工一同干活，歇工串门说话，就成了很自然的事。

相互串走得热乎，人与人、家与家之间也没有了那么多的顾忌，进门有烟吸烟，有墩坐墩，没有也不讲究，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也不只是单纯串门走动，有时是在借应急的物件或寻求帮助，大到农具家伙、煞车绳子、一瓢面，小到半灯煤油、一枚绣花针、三五根火柴，都会有人借，也没谁笑话。这会儿别人来借，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去借了，谁没有求人的时候！人情社会，乡土中国，“一家有事百家忧”，都懂得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和帮人就是帮自己的道理。没有人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村民之间，虽然平时也会因这样那样的事情产生一些是非恩怨，但当一个人死了，其他人都会觉得生命若有所失，出殡时便跟着送葬的队伍送别，一样的泪眼婆娑。这种全村出动的殡葬规格，给了死者至高无上的尊严。

村里小学校只有一二年级，两个年级集中在一间教室，由唯一的老师负责教和管。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另一个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学校属于村办，老师由村里选定，待遇大队解决。老师哪天有事，就得找个人来顶班，临时客串老师。顶班的不了解教学进展情况，只能看护着学生，防止打闹出乱子。

读三年级就要到大队去，出了村，跨上三年级这道坎，一接触同一大队的外村学生，顿时觉得天高地阔，人也像长大了。后来各村教学点取消，学生全部集中到大队学校上课，高年级的带着低年级的，大的带着小的，三五成群，加上早自习，每天三次往返学校六趟，很是热闹。通往学校的有大路，也有小路，大路边种有树，小路边只长草。学生贪玩，猎奇心重，在路上走得不耐烦了，就抄近道，在庄稼地里蹚着走。春天的麦田如发酵过一般暄腾、酥软，走在上面像踏着厚厚的地毯。同学们一路摔打、一路疯癫，好一场骄阳下、春风里、松软土地上的儿童游戏。

麦苗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春意朦胧，腰肢柔软，是不怕踩踏的，看到有学生在地里走，再心疼庄稼的人也不会过问。当打打闹闹发展到两个村子的学生要比高低、论输赢时，事关颜面，就得精心排兵布阵，希望在打闹中一鼓作气赢下对手。夏秋之交，走在庄稼地里，幸运的话还能发现野瓜，哪怕还没长成个儿，吃起来也觉得香甜。

没有计划生育，能生几个孩子全凭身体和天意。一家三四个孩子算少的，六七个的不多，八九个的也有，婆婆与儿媳比着做月子的不稀罕。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女方娘家人和亲戚邻居受邀要在同一天来看望、给见面礼，叫送喜饭。条件好些的人家，客人进门都能得到一碗红糖水喝，碗中浮动着两个剥皮鸡蛋，以示分享生儿育女的欢乐。孩子一多，顾了这个管不了那个，床上滚的，地上爬的，哭的闹的，吱吱哇哇，女人一作难犯急，就抱怨自己黄连苦命，咋就遭了这么大罪！忍不住破口大骂，有时也打，可到底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一个还都心肝宝贝一样地护着疼爱着。

贫穷扼杀不了孩子爱玩的天性，一玩起来就不知道危险，哪怕是对死亡的概念也很模糊。家长担心出事，就好言好语相劝，真不管用就讲鬼呀神呀的那一套吓唬，说鬼“红眼绿鼻子，四个毛蹄子，走路啪啪响，要吃活孩子”。有时还拿非正常死亡的人说事，真真假假，大人越讲小孩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越听越害怕，吓得晚上在自己家里这屋到那屋没大人陪同都不敢去。还经常做噩梦，噩梦中红眼绿鼻子的鬼们张牙舞爪、面目狰狞，阴森而恐怖。

那时候，都喜欢看《地道战》《地雷战》这类战争片。新一代的人对战争不会有畏惧之感，而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的鬼，则是怕之又怕。所以村里就有“近路怕鬼，远路怕水”的说法。知道近处的水的深浅，自然敢游，而自家坟地，即便是大白天一个人也不敢去。就连种棵树，也有忌讳：“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内不栽鬼拍手”。意思是说，房前不种桑树，因为“桑”与“丧”同音；柳树不结籽，房后植柳会“绝后”，也有财产“溜”走之意；杨树遇风，叶子啪啦啪啦响，像是“鬼”在拍手。在村民心中，这些树栽的不是地方就不吉利。

村里不管哪一姓，哪一门，相互间辈分都是排好了的。长幼有序，爷爷辈的就是才三岁，辈分低的哪怕已经七十，也该怎么叫就怎么叫。对同宗族同一辈人的称呼，严格按年龄大小来排定和区分，大爷、二爷、三爷，甚至五爷、六爷，伯、叔、姑、姨，哥、姐都一样，都以数字排列称呼，丝毫不乱。

不过，年龄大辈分低的，有时也可以跟辈分高年龄小的开一些粗俗的玩笑，多少年传下来的，俗称“骂大会”，表示着友好，一种特有的交流方式。还有一种特殊的娱乐，就是“抬杠”。人聚在一起，闲着无聊，口舌生事，为不着什么就抬起来了，争得面红耳赤。抬死杠，认死理，争执不下，相互间谁也说服不了谁，要么第三者出面说合，要么双方发誓作赌，方能解决。当然，愿赌服输，赌注日后要兑现。输了的如果当缩头乌龟，给人留下了“话柄”，再有抬杠的场合，就会被人讥讽地说起，一来二去，名声就坏了。

村里人舌头根子硬，口音特别，把“黑”说成xie,“来客了”说成是“来qie了”，“水”说成fei。有人把这几个字编成一句话：“黑了黑了来个客，连口水都没喝又走了”。类似的还有，像把“说”说成fo,“书”说成fu,“做饭”说成“zou饭”，“谁”说成sei，也有说xi的,都是典型的乡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体现变化的主要有三件事：挖河，改路，建排房。

挖河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七十年代初期，村西原有的河道改道取直。挖新的，填旧的，一加一减，正负相当，耕地面积并没减少。借着挖河，又对村边的园子地和深深浅浅的壕沟进行了整治。一系列动作，给村里增添了不少可耕地，也巨大地改变了村边的地理环境。第二次是发生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新挖出来的河，北通红河，南接原有那条河。这样，村子大部分土地都紧靠着河沿，旱了浇，涝了排，对增产丰收起到了天然的保障作用。不仅如此，也丰富了村民嬉水赏冰和捞鱼捕虾的去处。这在附近的众多村子中是不多见的。

村西头的公路，村民习惯上称官路，颠簸坎坷，弯曲多折。村东挖河的第二年，公路被“捏直”，两旁种上了泡桐，老路上原本是杨树，两树之间还长有白腊条子。杨树、泡桐同属速生树种，五六年下来就能当梁做檩，派上大用场。官路比机耕路宽不了多少，车马很少，指不定哪天看到辆墨绿色的卡车，就更兴奋，过几天了还在眉飞色舞地讲那车的轮子如何多，速度是如何快，手握方向盘的汉子是如何的神气。没坐过汽车，能看上一眼也好，看车又不花钱。这是当时乡村特有的休闲项目。远离官路的村子，没有这样的眼福。改道后的公路，穿越昔日的园子、海子和果树林，渐渐成为现如今的情景。这一切，只有现在还长在路边的那棵老柿树在见证着，过去那一带是上等的园子地。老路不久就种上了庄稼，成了可耕地。

建筑排房化，是村子发展史上一次了不起的革命。排房化前，缺乏最起码的布局和规划，建房子像撒种子，一挥手，撒到哪儿算哪儿，杂而乱，毫无章法。排房化建筑，房子排列规整有序，则如摇耧播种，行是行、垄是垄，线打出来的一般。排房化打破过去宅基高度私有的陈规，按每户五丈长、五丈宽的面积一排一排丈量、切割，再统一划分，每家门前都规划开辟有路。在东西长、南北窄的村居版图上，每并排三家为一单元，南北通路，与东西方向的路相交汇，形成网格。在制度的感召下，宅基地不宽裕的人家拍手称快，原本宅基地多的也毫无怨言。与此同时，各种树木，包括果树，也拆开来搭配着平均分配到了各家。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时髦提法。村里也有修路的追求，却总是土里来土里去，路面连块碎砖也铺不上。村民们都知道票子不扎手、钱多好办事，因而也钻天入地地想着致富，却又从不张扬，都在你初一我十五地暗暗摽劲、攀比，力争上游。自从住房排房化，家家门前的路拓宽后，似乎尝到了甜头，人们对路的要求更高了，但也只是想着雨天不积水、出行不蹅泥，没指望发展经济。老一辈的人越来越少，裹过脚的小脚女人几乎没有了，残存的一些老式农具家伙，年轻人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也就不怎么爱惜，毁坏了便毁坏了。而村西头的公路，还叫着官路。

有一阵子，又张张扬扬要修路，最先想到的自然还是它。资金不够就向民间筹款，手头宽的多出，腰里紧的少出，不设标准，全凭自愿。没过多久，各种施工机械齐聚过来，轰轰隆隆响了几天，路就出来了。只是，还没过两年，就因铺的石子太少，摊的油太薄，路又现了原形。只到后来村村通公路，加大了投入，才再一次铺上柏油，穿街而过和村里南北走向的两条主干道也打上了水泥，来来往往已是风雨无阻。

现在，村西公路上各种车辆时常闪现，一辆比一辆跑得欢，有了过去县城边上才有的喧嚣热闹。

                                                                              二○一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