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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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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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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行囊,年的味道

早些年,如果也有“吃货”一说,我是可以名列其中的,而且毫不逊色。在美食面前口水直流的馋猫样儿,大概可以印证我对吃的贪婪。时至今日,村里有年长者还时常说起我小时候边看书边吃绿豆丸子、渴了就喝凉水的情景。这个连我自己都不曾记得的细节,说的并不是我学习的勤奋刻苦,而是对我十足的饕餮本色的另一种客观描述。

在我们那儿,绿豆丸子是绝好的东西,过年时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将绿豆浸泡去皮,上石磨磨成糊浆,加料调制后油炸即成。出了锅的绿豆丸子,大小如鸡蛋黄,外焦内软,有着特殊的香味。家里来了客人,能当饭前点心吃,加白菜、粉条炖了,就是主食,连汤带水都有了,吃起来特别解馋。过年走亲戚,压篮子底的往往少不了。过了年,天气变化无常,忽冷忽热,绿豆丸子容易发生霉变,家家就拿出来晾晒,水份少了,或者风干了,就能存放久些。有一年我在老家过春节,临回广州,母亲在我行李里放了几碗。父亲说,带上吧,自家的东西,不是啥稀罕的,能让部队领导和同志尝尝就好。

郑州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要走二十几个小时。车厢里温度高,又不通风,我怕绿豆丸子焐坏了,就打开提包拉链给丸子放风,半个车厢里都闻得到。一边的一位乘客说,这啥东西呀,打鼻子的香!我很得意,心想你们哪儿知道呢,这是母亲亲手做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般!绿豆丸子晾着风,我还担心被颠出来,时不时地攀上货架去看看,有两次还捏了几个填嘴里品咂。到了部队,战友们吃了都夸好,他们第一次见,也是第一次吃到。看似平常的绿豆丸子,已经超出吃的意义,它传播着一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延续着家乡过年的味道。

枣花子,有些地方叫“枣馍”。同样的面,因为多揉了几道,枣花子就筋道,有嚼头,也觉得香。把揉好的面剂子,搓成尺把长、钢笔粗细的条条,呈“S”状对折盘成一个“8”子,再用筷子夹住“8”的上下两端,稍一用力,四角花瓣就挤出来了。到了这一步,还不能叫枣花,还要在上锅蒸前在四瓣花的交汇处竖着栽上一粒枣。同样一筐子馍,枣花子最诱人,大人通常舍不得吃,先紧着孩子,孩子不吃了,大人才吃。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哥出差来广州比较多,有两次是在春节后来的,行李里装着的,就有枣花子馍。此时,年已经过去十几甚至二十几天了,来到广州的枣花子,干得像瓦块,梆梆硬,敲打起来当当响,还带着绿色的霉点,不过不要紧,妨碍不了吃。我嘎嘣嘎嘣啃着枣花子,哥看着我的狼虎相,知道了他此行的意义。哥哥带来了自家年货,等于兄弟俩又在广州过了一次年,也弥补了我过年不能回去的遗憾,这是与家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家乡过年真正能用于招待的,是面果子。客人一进门,即刻抱来一捆柴火点了取暖,再端上油炸果子,这个欢迎仪式内容就很丰富了,比几句客套话要实在、暖心。果子和绿豆丸子出自同一口锅,炸过了绿豆丸子,趁热锅热油热摊子,一就手把面果子也炸了。面是提前和好也擀好了的,薄薄的皮,切成花刀,再七拧八拐地聚成花,也有切成片,直接上锅的。味道一样,外形不同,炸成什么样子,就由在主人的手艺了。这些年,从老家过来的人,多会带些面果子来吃,塑料袋里一装,路上挤碎就挤碎了,味道不会变。炸果子用的麦面,也有炸谷面果子的。我们那儿把小米磨出来的面叫谷面。现在,像谷子这样的小庄稼都不大有人种了,偶尔买些小米,也仅仅用来熬粥喝。过年时,我也吃过广州一些知名酒家做出来的油炸果子,好歹吃不出家乡的那种味道。不知道是用料不对,做法不同,还是受了气候的影响,吃起来不是太硬就是太软,总觉得不对劲。没有记忆中的醇香和入口即化的焦酥感,那种铭刻在记忆中的年的味道,更无从谈起。

绿豆丸子,枣花子,面果子,这些过年时才有的食物,都是在自家厨房里烹制出来的,特产中的特产。它们伴着漂泊者肩挑背扛的行囊,到达一个又一个地方。它们到了哪儿,家乡的年味也就到了哪儿。人们在品尝着它们的时候,过年时的喜庆热闹场景,一幕幕在眼前闪现,心里热热的,越发加重了对故土的思念。

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吧,现在物质那么丰富了,过完年辞别家人,人们外出的行李中依然一成不变地装着这些东西,一路上呵护有加,被视为最好的礼物。

胃是有记忆的,对一个有着浓郁乡土情结的人来说,年味同样也有着不可复制性。

又一年的航程已经开启,那么,出发吧,带上盛满年味的行囊,去往每一个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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