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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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不论做什么 事，只要你对它有情素，那怕是过了几年，几十年，它就像一座火山，在某一时刻就会喷涌而出，那情素又如“火山灰”，有灼痛，有印记，那么，你揭开了新的一页。
我说这句话是有根据的。
这要追述到30多年前，我那时还在河北省张家口。我们那儿属于省级煤矿到三里外的区城有发电厂和电石厂两家大单位，一个所属华北电力局，一个所属市轻工局，其余就是区机关、团体单位，还有区属小厂。我一来没有城镇户口，二来不是职工子弟，无形中增加就业的难度。我很羡慕同龄人有个工作。为了同他们缩短距离，我自学了英语并达到了初级的水平，想做个翻译的梦也化为泡影。我父亲让我学泥瓦匠，当时很吃香；有的亲戚劝我学个裁缝，根据我的状况；有人劝我学习修理电视、冰箱，未来有发展的前景。他们的善言我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在2000年我到杭州一家公司做业务员时，还学了一周制冷的晚间学习班，结果都是云消雾散了。
作家刘庆邦说过一句话，有的人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做什么，有的人做一件事做着做着就消失了。在写作上，我一直在做这件事，一直在坚持做下去。这是2014年在北京市职工文学研修班听他课时，他讲得一句话。
30年前，我不可能和“作家”二字扯上什么关系，那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我也没有那么崇高的梦想，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但是，比这更可怕的是：我不爱读小说。原因是：书厚，麻烦。思想确定行动，想法决定命运。正因为有这可怕的念头，至使延长了我的文学之路。
我性格比较内向，不会交友也不爱抽烟喝酒，唯一的爱好只有看书，看什么书呢？爱看那些杂志，因为杂志文短，内容丰，不费时，不劳神，很适合我。让我欣慰是，我有一个邻居，他小我两岁，接了他父亲的班。他不爱读书。我央求他办了一个职工借书证，有了这个证，我就可以顶他的名字大大方方去职工图书室借书了。我不爱读小说或中外名著。我借阅杂志，那些杂志都是半年前，由六本或四本用工程线串在一起，外表再用牛皮纸包好，用毛笔写好书名，放在大玻璃窗最底。借书人喜爱那本书便指给管理员，他们在借书证上写好归还的期限。图书室只有两个人：一位是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矮个，脑门发亮，头发稀少，待人为善；一位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孩，长一脸成熟，她是上面的关系户。由于我借阅的杂志是放在最底层，她每次须弯下腰来，当我来回指到不确定的位置时，她有点儿不耐烦，我只能陪着笑。借书室是整面大玻璃窗，有六七层书架，上面摆放的是许多中外名著和一些其它书籍；最下层是杂志，我也不是每本都爱看，喜欢读婚姻、家庭一类的杂志。我很想走进屋内，去翻找一排排书架上的书籍。如果不是熟人，那肯定是不准许走进里面去的。
然而，机会来了。有一天晚上，阅览室放电影。电影散后，天降大雨，大家都聚集在门口，我发觉稀发的丁老师也站在人群里，面露愁云。我径直走到他面前，随手把雨伞递给他，说：“丁老师，我家住在附近，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停，你先用吧！”他踌躇一下，见门外的雨没有停下的意思也就断然同意了。我暗自庆幸自己的愿望达成。潜意识告诉人们，只要你去想，肯定就能实现。
没过几天，我便大方地走进“煤矿职工图书室”安心去翻阅书架上的书籍了。为了搞好关系，我有意写了两首诗歌，让他帮助指正，他热情指出不足之处。但是我没有写下去，由于水平有限，这事也就云飞泥沉了。然而我总想要写点什么，总想给报社投稿，苦于不知要写什么。期间，我学习函授文秘班，一心想当秘书，在领导身边工作，自觉很是风光。三叔说，伴君如伴虎。我也觉得江湖险恶，由此放弃了。还有一件事让我高兴好儿天，那就是给市报社写稿，其实就是写了一封信。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商场买了一双旅游鞋，是那种泡沫加胶皮底，穿了没几天就开了裂。机会又来了，我给市报社写信。谁知报社群工科很快回复了，我很高兴。过了一周，鞋厂重新粘好又寄给我，我给报社回了一封感谢信，这算我第一次给报社“投稿”了。
有一位学者说过，人的一生中有七次机会，年轻时可能抓不住，也不知道如何去抓，到老年了，再去抓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他说的真对！我上小学时在墙上看到两行毛笔字：“读书趁年轻，补漏趁天晴”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大脑里。是啊！大作家莫言，从小就爱读书，放牛的时候，他躺在土坡上翻看新华字典，那年代没有书，每当发现谁家有书时，他就想办法搞到手，不分白天黑夜也要一口气读完，而我发现好书，反而拒绝它，想想是种悔恨的事儿。
让我悔恨的还有一件事，还是在2003年，偶然间，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职工文学学习班招生，我就动了心思，决意要到这个文学班走一趟，看看具体情况。因为在老家时，我在图书室不爱读小说或名著。但是，我借阅了大师们写作技巧的书，如老舍、巴金、丁玲、茅盾……我认为有用处的内容，都用心地记录在笔记本上。可笑的是，以此就算读了他们的名书。
在一个日和风暖的下午，我忐忑走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寻到了职工文学学习班的一处小院。由于招生的广告同我的条件不太相符，我特意写了两首小小说，装进口袋里，以此当为“敲门砖”。负责招生的是杜老师，他黑白相间的头发，看上去已在50岁上下。他温和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便急不可待的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小小说递给他，立在一旁。过了几分钟，他抬起头来，和善地说：“你的文章，比他们有的人写的好，比他们有的人写的不好，你来上课吧，拿100块钱。”说完，他从旁边一大堆的书中抽出了一本，封面是蓝皮儿，是职工文学作品集。我捧在手中，幸福一下子涌上心头，口里不停说些感谢的话。出了大门，心头涌现一个念头：这学习班，我学习有用吗？我就是学完了，能干什么呢？况且，我现在还没有个正式的职业，……我只能放弃了。
如果一个人萌生了做事的念头，哪怕它隐藏了多少年，只要这种意念在，终将一天，便将迸发出来，犹如沉睡多年的火山，那火山灰也是灼热的。……
墙上的日历一天天减少，时光一天天流逝。10年后也就是2014年，偶尔一天，我在《北京晚报》上又看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学班招生的消息。
我报名了。每当周末，我早早来到学习班。
走进这座诺大的幽丽的古代庭院，但见苍松古柏，仿佛述说一段段过往的历史；高高的红墙，金黄色的琉璃瓦，巍峨壮丽的宫殿；那汉白玉石上，雕龙石绣，处处显赫着帝王的权利与奢华，尊贵与骄淫。坐在偌大的殿堂里，听着著名的教授、作家曹文轩、茅盾文学得主周大新、原《人民文学》主编宁肯、散文家周晓枫、编辑杜丽，还有那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我手中的笔嚓嚓不停地记录老师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梦想如开启了思想的闸门，一泻而下。愿望蒋要实现了。……
“我在这里感谢杜老师！我在这里感谢帮过我的学友。我从不会写到会写，从写几百字到会写几千字，甚至到上万字。在这座文学的殿堂里，我见到了著名的作家、学者；我学会了写作。感谢你们！10年前，我没有走到这里学习，10年后的今天我再一次走到了这里……”我在学习期满后满怀激动地发言。
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刘庆邦，说：“在农村，自己从公社广播稿写起，在煤矿当工人时，是在宿舍的床铺上写作；调动北京后，在自家厨房里写作；出差在飞机上写作。凡是能写的地方，自己都用手中的笔，不停去写。”事实证明，他被称为“短篇小说王”。作家肖复兴意味深长对我们说：“你们读书要趁年轻，等年纪大了，你玩不出什么花来……。”
是啊。我想到一位学者说过，人的一生中有七次机会，年轻时，抓不住，等到年老时，抓住了，用处不是那么大。……
我庆幸自己抓住了这次机会，那就不要轻易放弃它，须要勤奋努力的去多读中外文学名著，多练习，多观察，向加入作家协会的学友们学习。我的后桌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连老师，他大我10多岁，脸稍黑，宽脑门，大背头，很有学者的风度。有一天，我约他到中关村的一家小店聚会。我们喝着奶茶，谈了一些文学上的事。我立即从书包里拿出我写好的小说和散文，请他指正。他喝了一口奶茶，放下杯，戴好眼镜，认真地读了起来。我坐在对面，心里不安。过后，他放下了稿纸，摘下眼镜，喝了一口奶茶，郑重其事的说：“老弟！我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当作家很难！很难！很难！……”
我愣怔在那里……
事后，我重新查找资料，对自己审度了一番。当作家需要，禀赋、勤奋、人生的阅历、对语言的敏感、丰富的知识和对事物的洞察能力，还要有机会。我是左撇子，形象思维占优势；上小学时，自己做画；作文也好，老师常常做范本；对艺术有敏感力，自己曾经用泥巴雕塑过动物，邻居们都夸好。我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在老家的煤矿：当运煤工，建筑工，养路工，锅炉工。来北京做过销售员，辗转了多家公司。人生的爱恨，得失，这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积累了我的人生经验，并知晓人生的幸福，苦难。我对写作的语言也很敏感。主要是缺少一种勤奋的精神，关于机会，那是竞争而来的。我可以去做这件事。写作就是我生命的一种书写方式，我要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让我悔恨是，那些年在老家时没能够好好在职工图书室多读中外名著，这机会丢失了。不过，有的作家说过，他们又在重新去复读名著。让我兴奋是，我在顺义图书馆举行的一次征文活动中，获得了散文组三等奖。近年来发表诗歌。又加入青年作家网的签约作家。
我的内心充足了力量，北京的机会又多。现在，我主要的动作就是：读书！读书！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