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债

当今社会，除了物质生活消费进入小康，精神文化消费品也十分富足。我们跟着新时代进步的“复兴号”，迈进一个不缺书读的时代。现在，从咿呀学语的三岁玩童，到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真可以用“学富五车”、爬书山、闯书海来形容。针对一个高中学子来说，各科课文、复习资料、课外读物，电子书、电视、网络等新媒体，让他们如畅游在知识的海洋，天天在书页翻腾的浪滔漩流中搏击，时常被辗轧得喘不过气来。我想着，现在的学子，有读不完的书，让知识的营养灌注着每个细胞，是富有着、幸福着，并痛苦着。

回想四十多年前的1976年，我上高中时，书包里装着的，除了几本薄薄的可怜巴巴的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等课文外，没有一本复习资料和课外书可读。特别是语文课，除了几篇干吧吧呆板板的课文，阅读量非常少。我们青春大脑的底盘，为科学文化知识备存着许多空间，要么是稀稀疏疏种上几窝营良不良的庄稼，要么是大片没有没有开发利用几近荒芜的处女地。

幸好，刚刚粉碎“四人帮”，“文革”进入尾声，对文化科学禁锢的冰封开始融化。时事报纸上的文章开始透进清新鲜活的春意。班主任作汉老师时常从报纸上捕捉一些经典散文来当我们的课文，如毛岸青、邵华写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他还从《毛泽东选集》里精选出名篇供我们阅读，从他存放的箱底里找出著名作家的作品作范文，来滋润和灌溉我们贫瘠的语文学习荒野。

有一天，作汉老师给我们讲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本报告文学集，是著名作家魏巍亲临抗美援朝战场采访后写出的。老师给我们讲解后，文中有许多精美的句子我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想自已回一下锅，就在课后向作汉老师借来这本书。当时，老师对我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本书，我仅有一本，已给四、五届高中生当过课文，你可以借去读，可千万不能弄丢了。

当时，我用最简单的思维想着，不就是一本不足一厘米厚的书吗？而且书面与书页都泛了黄起了毛，已被老师和前几届的学子们用手纹磨圆了边角与书背。作汉老师怎么会把这本书看得如此重要？细细一思考，也是，这本书，可能有成百上千学子读过，激励过无数青年，如一颗种子，启迪着他们希望的胚胎萌芽，演化为精神的传递，其重要性已超出书的本身。在书籍匮乏的年代，书的价值就更显金贵。老师能把书借给我，是对我最大的信任与鞭策，我一定会在读完后完完整整地还给老师。

借书后放周六回家，我带着《谁是最可爱的人》，上山去挖黄姜（一种药材），挖回家切成片，晒干了卖给供销社，为家里购买食盐和煤油，剩余的钱就买笔墨作业本。带着书，在挖黄姜歇息时就可以从口袋里掏出来读几页。不知在什么时候，将那本《谁是最可爱的人》遗落在了荒山野坡。我当时急得只差哭出声来，赶忙漫山遍野找了几个回合，也没看见书的踪影。找不回书，拿什么还给作汉老师？怎么对得起老师的一片苦心？

几天过去了，那本书如天爷收藏了一样，没有一点音讯。找着找着，我心里也宽正了些，等把黄姜片晒干卖给了供销社，就到县城，到救师口镇上去买一本一模一样的书还给作汉老师。因为在我们公社没有一家书店，中、小学也没有一个图书室，要重新买到一本《谁是最可爱的人》，必须要到几十里外的镇上或县城才行。可是，我几次托人带书，都没有音信，可能是在近十年“文革”，这本书没有再版，我所丢的书，可能就是孤本，所以，市场上很难买到。这时，我才急得心里冒火星子，眼睛水如夏日的雷雨哗啦淌出，不仅良心受到责备，而且见到作汉老师就躲躲闪闪的，深怕老师问到那本书。当时，向老师说出把书弄丢了，我实在是开不了口。只天真地想着，老师一天到晚忙的脚不沾地，也许会把这本薄薄的书遗忘的。

最担心的事，往往不期而至。一天，作汉老师找到我：那本《谁是最可爱的人》，你借去一个多月了，读完了没有？如果读完了，就还给我，有许多同学等着借去读。我一听懵了，只想变成一条蚯蚓，找个地洞钻进去。嘴里吱吱唔唔吐不清一个字，眼睛水不争气地如屋檐水滴落在地上，在带着泥灰的地板上砸出一个个破碎的梅花瓣。老师看到我痛苦的表情，知道我把那本书弄丢了。他表情很严肃，也很气愤，只恨铁不成钢地摔给我一句话：只有你会读书，把那本书读得尸存（土家语指动物残存的尸体）就没有了？！从此以后，作汉老师再也没有问起过那本《谁是最可爱的人》。

可是，把老师珍爱的书弄丢了的难堪事，却铭记在了我的心里。四十三年过去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中那些浸染战火硝烟的文字和赞美志愿军战士面对强敌、英勇无畏、鏖战沙场、抛洒热血的句子，我依然可以随口背诵。每每想起把班主任老师的书弄丢的事，总是想用多读点书来弥补过错，在心底焐久了，就会涂抹上岁月的光芒，由深深的愧疚，发酵成美好和温暖，羽化成有形的页面，一天天积淀着那本书的厚度，让我不停地折叠进记忆的温箱，去回想一辈子......

那本书，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