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我读高二。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恢复高考。

那年，“文革”结束，举国上下，拨乱反正，重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之风，中断了10年的全国高考要恢复，是中国教育的大事件。“文革”期间，由于没有高考，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大学接受教育，有的校园，几个教授服伺一个学员，要给这些学员从英语26个字母补起，从加减乘除运算补起，甚至从认识汉字补起，造成了教育事业荒芜。

班主任作汉老师感觉即将重启高考，中国教育要出现一个拐点，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他在课堂上鼓励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勇敢参加七七年底的高考，当时，我们从小学到高中，肚子里只从半农半读中积淀起一点支离破碎的知识，能不能抵挡全国水平高考的大浪淘沙？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高考与人生命运有什么关联，不知道高考与回乡当新型农民会挂上什么钩来，更不会将高考与国家民族振兴链接。天天吃红苕、蒿子饭，肚里长不出多少知识的嫩芽苞。对大脑存盘中的一点稀稀拉拉的知识碎片，没有信心和底气，因为毫无信心，好比蚂蚁碰上老虎，无知者无畏，没有压力，也没有斗争的兴趣。所以，我没有勇气参加77年高考报名。

七七年的高考，年底报名登记，一直到七八年春才完成招生，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高考的一个井喷，“文革”10年中的所有下乡知青都有参加高考的愿望，下起16岁，上至30多岁，全国报名人数上千万，实际参加考试人数573万，而大学招生人数只有27万，录取率只有4.7％。

一九七八年春，学校工作一切围着第二届高考运转，将两个高二班分成文科、理科各一个班。同学们都紧握拳头，迎战七八年高考。

开学一个月，学校破天荒在醒目的墙面公布了单元考试成绩，我读了大红纸排名表，眼泪不自主地流出来，不知是激动，还是内心的压力榨出来的。全公社人民、学校、班主任作汉老师都对我们寄予厚望：一定要努力为全公社几万人民考出一个大学生来。

进入五月初，主动放弃高考的同学提前发了毕业证，卷铺盖准备回家，义无反顾地回乡去当一代知识农民。我同大队的小表哥万雄在临走时，流着滚烫的泪，将没有写完的作业本全部给了我，一声一泪地说：你一定要好好考！为我们大队争气！

同学们要回家了，毕业宴就是一嗨碗面条。我望着同学们一个个熟悉身影被远处的山折吞去，酸楚的泪水模糊了视线，心想，他们中间，有好多一分别就是一辈子，也许再也见不到一次面了。他们走后，只留下30多位同学备战高考。

作汉老师重新排了备考日程，学校专门购回了一批湖南编印的白皮红芯复习资料，作为我们的当家备考书，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参考书。我们像学校圈养的熊猫。小学、初中造成的文化基础空洞，不是一月两月能弥补起来的，不是凭满腔的100度的热忱能够赶上落差的。同学们心里都没底，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作汉老师天天给我们打气：“不要紧张，考不好不要紧，正常发挥就行，考出最好状态就是胜利。中国刚刚恢复高考，各方面的机制还不健全，考试命题也处于恢复期，不会很难。要有信心，要有闯劲。我看你们如果发挥得好，一定能为我们公社考出几个大学生来。”他时常提醒我们：“你们都是农家孩子，读大学，也许是通往理想的独木桥和唯一通道。你们肩负着祖祖辈辈的重托，如果从农家飞出了金凤凰，公社书记、文教组长亲自给你们送录取通知书！”

7月，大地流火，同学们内心灼热滚烫，21、22日，决定命运的高考很快结束，几场考下来，自我感觉还行，肠肠肚肚里的、大脑沟回里丁丁点点的知识，翻箱倒柜全奉献给了苍白的试卷。只待一个多月后发榜时对命运的宣判。

考完后，我们卷好铺盖准备回家，作汉老师给我们上了最后一堂课：“同学们，你们都是可亲的学子，我真舍不得你们，真想还教你们两载三年，让更多的学子能跨进大学的门坎。送走你们，我就要到县一中去任教了。这次高考，无论考好考坏，都不要紧。考好了，就为祖祖辈辈争了气。没考好，车转身，就是希望的田野，你们就回到家乡，用所学的科学知识，去改变家乡的面貌，当生产队长，让土地多产粮食，把社员们的肚子都填饱，让他们有米饭吃、有瓦片肉吃、有新衣穿，这也是你们的神圣责任。”

同学们眼含青春的泪，全体给班主任老师敬礼！然后，背着睡了两年有些发霉发黑的铺盖卷回家了。

高考回家，父母和姐妹们都没问我考得怎样，那时，家人和社员们并没有把高考当个事儿。在他们心目中，读大学是要推荐的，农家孩子上大学如上天摘月，与大学之门似隔十万八千里。第二天，我就参加生产队劳动，由于我在初、高中参加生产劳动打下了底子，经得住累，社员们每天按头等劳动力给我评上12个工分。

苦苦地等待高考成绩，天天望着公路上用自行车送信的乡邮，有不有叫我的名字。一直到8月底，高考成绩才由公社文教组通过大队书记又转生产队长告诉我，我考了279分，是公社高考成绩第一名。语文、政治、地理、历史四门都及了格，唯有数学只考了20几分。与当年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只有10多分之差。由于十年内乱，教育基础薄弱，当年全国参加高考610万人，大学录取率只有6.6，与现在大学录取率百分之八十比，低了七十四个百分点。我估摸那年的高考的分数排位应当在百分之七左右，如果是现在，可以上个重点大学。

应当说，这个成绩是不错的，反映了我的真实水平，与国标只有10分之差，那10分，像10根粗大的钢索扎成的篱笆，将我无情地挡在了大学门外。我把眼泪发酵成苦涩的汗水，把理想浓缩成农田里的一串串脚印，把心中的缺憾放在太阳下曝晒烘干。天天与社员们一起战天斗地，抢收水稻，挑担草头在水田坎上跳舞，脱粒打谷，黑汗冒气，累了，就卷一长单山烟叭个昏昏然，饿了就逮下（土家人指大口吃）三碗白米饭，闲了就下河摸鱼掳虾，倒也神仙般酣畅痛快。想读大学，老天不给机会，就老老实实修补地球吧。

十月初，文教组余老师通知我到晓麻溪中学复读。

我毅然选择去复读，父母也是无条件支持，与我同去复读的有七八级的另两位同学。我背着铺盖，又踏上了求学的路。几个月过去，中学厕所旁边几棵粗壮高大的包谷杆，还巍然站在那里，因为我们在备考时，每天下晚自习就会在那里排阵横扫，青春的尿素把包谷杆养得比我还高，结出的包谷棒比我的膀子还粗。

学校从七九级毕业班中选出7个“尖子生”，加上我们3个复读生，一共10人备战七九年高考。老师们天天轮番上阵给我们开小灶，还在教师宿舍楼专门安排了几间寝室，圈养几个尖子生，学校所有优秀教师，一切教育资源向我们倾泼。我们好比一块秧田，追了头道肥，追二道三道四道五道肥，直把我们追得大脑发胀，四肢麻木，日月无光。无论是尿素、碳铵、磷肥、牛粪猪粪人粪农家肥，只怪我们承载知识的土地太贫瘠，补药太重也是浪费。鸡蛋吃多了会造成虚胖，打出鸡屎嗝。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好意，我们只得干受着，老师们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余老师说了，一定要在七九年高考中，给公社考出个大学生来！

很快到了七九年七月，高考如期进行。

考完后回家，我就将所有的复习资料放进灶里，付之一炬，那些浸润了我心血和汗水的复习资料，化作乌龙般的烟雾向蓝天升腾。第二天，我就参加劳动，当时，生产队已实行分组承包，劳动没有了七八年那样的强度，劳动之余可以搞点富业，可以下河用八磅锤砸鱼，可以上山挖黄姜，可以到河边上泥沙，挣点零钱，贴补家用，也是盲目地筹备点学费。当然，赤热的内心还在噗噗燃烧着希望的火苗，耐心地等待那希望不大，但是唯一希望的高考成绩出笼，眼巴巴望着天上哪朵云彩会给我捎来大学通知书。

八月底，成绩出来了，我考了280几分，比七八年多考出10分，可七九年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提高了，我再次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七九年全国高考468.5万人，大学录取率只有6.1。虽没考上大学，但有近似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砸在我的头上，全省从七九年起，在高考落榜生中选拔中专、师范生，我上大学不足，上中专绰绰有余。填志愿时，我填报了地区财校，接着体检，没几天就顺利录取，九月初，财校给我寄来了大红通知书。

那红彤彤的通知书，为我、为我家托起的一轮朝阳，几年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一个果。那年高考，全公社只有两人上财校，六人上师范。有八个农家孩子跃出了农门。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上大学的梦一直雪藏在心壶，如催征的鼓点，激昂着人生，温香着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