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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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九月，我经过两次高考，终于被财校供销会计班录取，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基层社做会计。那时的基层社由于掌管计划物资的统配权，每年不时收到县领导写来的招个农民合同工、安排个子女亲戚、特供几斤红糖、一包平价尿素、几尺印花布的批条，我感到，基层社特别神秘，现在看来非常普通的商品，那时，也让县领导在万忙中亲自挥动大笔批条特供，细心一想，是那些统购商品抬高了基层社的地位。
当然，基层社维护着一个公社几万农民的生产生活生态，包括农业生产用化肥，农民吃盐，点灯，穿衣，都为乡亲们平凡艰苦的生活，增添了暖味，点亮希望的灯盏。每次步行几十里路，爬上千米高山的代购代销店，看见乡亲们从衣口袋里掏出刚刚从鸡屁股下取出的带着温热的几枚鸡蛋，在供销社柜台上经过营业员的算盘珠子几拨弄，兑换成几两盐、半瓶煤油、几尺布，还有小农具，当然，还要给孩子们捎带一支铅笔、一尺红毛线、几颗水果糖。我心里顿时暖暖的，眼前浮现出父母到供销社兑换一家生计的影像。
那时，交通不便，山道臂弯，峦的皱折，时常听见背货人的号子声。基层社的商品全靠肩挑背扛才能上得高山，跃过老岭，淌过大河，摆放到乡亲们的家门口，是没计成本的。比如，一斤煤油，在县城是三角七分，到千米高山上，经过无数汗水浸润，人力背挑，仍然是三角七分。一斤盐，山下九分钱，山顶仍然是九分钱。一只鸡蛋，在农民手中收起来是一角钱，用人工运送到镇上、县城供应给居民，也只有一角多点，要低价保障城镇居民的供应，运输破损、过期变质都由基层社承担着。从城乡大的循环经济来思考，基层社就是一座连接城乡的桥，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感给人民群众的纽带，而基层社的营业员，就是这个经济链条上的神圣操手。
在基层社，党和政府扶持发展多种经济。多种经济，就是农村产业经济，农业在保障水稻、玉米、小麦、红苕、土豆等主要农作物种植外，大力发展茶叶、柑橘、木梓、桐籽、棕树、水果等经济作物和生猪、山羊、家禽、家兔等养殖，基层社配备3、5个多种经济管理员，每天背着一背篓种苗，走村入户，动员村民种植，或是从外组织苗木，分发到各生产队，统一栽培。到现在，许多标准化橘园、茶园、木瓜园、药材园，都是四十年前基层社投下的胎胞。
通俗地讲，经济作物，就是农民能拿着换现钱的作物，就是农副产品，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是衡量工作的一个权重指标，种植经济作物，就是培植购买力，反哺基层社业务。如果多种经济发展得好，基层社有购必有销，购销两旺，党委、政府、农民都满意。比如，一百斤包谷，农民背到基层社双代店，就可换取大米、油盐、白酒、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基层社运到山外酒厂，作酿酒的原料，又从酒厂兑回白酒、酒糟供应给农民。整个过程不用现金结算，就是原始的物物兑换。基层社充当了物物交换中平抑各方利益的度量衡、见证人和公证人。从这些兑换活动的曲线中，我看到了基层社工作不仅有趣，而且与农民需求的呼吸合着节拍，每件细小的事，都做在农民的心坎上。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个叫小秦寨的山村，地处海拔八百米高山上，上去要攀登几千步石梯，山上几十户农民自发种毛烟，并联络分销店负责人老郑，引导他们组建毛烟合作社，我随老郑爬上山，看见村民家家有手表，有收音机，有吃不完的大米和腊肉，这些，都是山下农户没有的。村民们眼沁泪光，感谢老郑给他们加工毛烟，并统一销到外地，才扎下富足生活的营盘。他们组建全县第一个农民合作社后，建立毛烟基地，将高压线从山底牵上山顶，家家点上了电灯，用上了电视机，彻底更新了山上几千年的人文频道。
在基层社工作，我经常到分销店、双代店盘存，大多是步行，十年时间，我走遍了全公社所有的村村寨寨，在每座山、每条岭都留下脚步，都驻足阅读过那方山水的风景，虽然没有豪言壮语，却也纳雾吞云，心生感慨。感受供销社在大山的怀抱里，隐于农家缭绕的炊烟里，用鸡鸣狗叫喂饱春秋岁月，是那样安祥，供销社就是父老们奶大的孩子，要为他们尽忠尽孝呢。每个分销店、商场、双代店，都是农家孩子们的乐园，是少男少女们的约会聚集地，是父老乡亲们常坐纳凉的地方。每栋基层社房屋的砖瓦上，都刻满乡愁。
三十多年过去了，回想在基层社工作的经历，如浓酽的甜醪，醺醉我一生。基层社墙壁上苍劲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体字，依然任朝阳擦亮，夕阳润色，闪着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