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理想

父亲，是有理想的。

小时候，在河边放牛，平躺在如席如毯的草地上，向着天上的云朵，南飞的雁行，想着，长大就做一个父辈一样的农民，有播种，有收获，有蛙鸣，有蝉颂，有燕语，有虫笛，有鸟歌，有鹭舞。下河摸鱼，上山放猫狩猎，还有吃不尽的山果家杏红桃。最大的理想，当一任生产队长，翘支长烟杆，发誓要让全生产队的二百号人吃饱肚子。一辈子，在撑撑饱晃晃悠中过踏实。

可是，父亲的愿景，与我的童真理想完全不一样。本来，学校放农忙假，必须回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就想把十八般农活学精，做个行家里手。加上已认得一千多个汉字，生产队长会器重我，让我念报纸，记工分，还可当队里的会计，帮助队里分口粮，说不定，还可到大队小学代课。如果科学种地，肯定比老一辈种得好，产粮多，让家家口粮吃不完。

父亲是五六岁就下田种地的农民，只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通过上夜校，囫囵认得几十个字。可从骨子里不愿意我继续种田。只想着我能跳出农门，去吃商品粮。生产队已有德柱哥在煤矿当炊事员，万权哥在公社当干部，德新、锦章在供销社，都是非农户口，拿工资，天干地淹月月有，风不吹雨不淋，日不晒月不露。既体面，又光鲜。在父亲心里，不让我脸朝黄土背朝天去战天斗地，到头来，年年饿肚子。要出人头地，让祖坟冒出青烟。

所以，一直到读高中，父亲满肚子的农活艺，耕田耙地，放猫打鱼，做篾活打草鞋，砌坎堆柴垛，没让我学会一门。高中毕业后，要么回乡务农，要么考出去。要么到县里国营厂矿招工，要么到公社大队企业务工（不转户口）。进国营单位去当工人，没半点后台关系，这条路走不通。要转非农，只剩一条路，考出去。

我说：回生产队种田。父亲说：你只有种鼻田（鼻涕）。我说：门门会做。父亲说：哪门会做？哪门做得上像？他从骨子里看不起、看不来我回乡种田。

农家孩子，考出去。那时还没有考大学的概念。之前上大学、中专，是推荐，一个公社才一二人。相对农家来说，考出去的路，是蚂蚁爬烟囱，也是黑路。幸好，小平同志一声令下，重开高考，农户非农都可考。这，给父亲的理想缠上彩虹。我第一年考，差几分上榜，不是我没努力，而是录取率不足百分之四。

我没上榜，父亲有失望，但没失落。我在生产队劳动三个月后，公社文教组来通知我去复读。说我可造就，我想去，但嘴上说：不读了，难考上。父亲不知道高考有多难，说：没考，怎么知道难考，不就差几分吗？他老人家以为差几分，就只抵他一年少收几斤包谷。我说：家里哪有钱供我再读。他说：借钱，是我的事，读书，是你的事。他毅然果断，跑步到燕子屋姨婆婆那里借来十块钱，亲自送我二十里路，去复读。

一路上，有熟人问他：在做什么？他得意地打着响哈哈答：文教组通知我儿去复读。看他心里的甜蜜度，如我已中举。所幸，一年复读没白读，虽然又差几分没上大学，却考上了地区最好的中专，转非农，毕业就是干部。我作为山沟的鲤秧，终于跳出农（龙）门，做了一件我一生最对得起父亲的事。

那年九月初，父亲挎半袋麦面粑粑，用扁担挑着我上学的行李，送我到二百里外的宜昌去上学……

四十多年后，城乡再无户口差别，我想对天上的父亲说一句：江湖之鲤，好想游回溪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