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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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小说，堪称优秀小说，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不久前笔者在评点小说家唐铭先生的作品《库楼》、莫为女士的作品《洼》、秦刚先生的作品《七彩流星雨》时，从宏观评价的角度，提出了《小说评价的“史实性、思想性、似非性、诗意性”标准》(简称“四性标准”，得到了国内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算是一家之言。现结合笔者提出的小说评价“四性标准”，对邹元模、冯宗凡两位川东作家的小说予以肤浅解读，以求教于各位方家及广大读者。
作为广安小说重镇、邻水小说界的排头兵，邹元模、冯宗凡两位作家的小说作品我陆陆续续读过，这些作品常常带给我朴实、清新、厚重的艺术审美愉悦。如邹元模先生的《返乡农民工》《盼妻河悲歌》《望郞山轶事》《雾城》，冯宗凡先生的《一条弯弯的山路》《都是那些事》《在那片低洼地》等等。他们的小说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处着眼，细节用力，语言流畅，情节迭宕起伏，人物形象丰满，地域特色浓郁，从多个侧面对时代脉动（景观脉动、精神脉动）进行了艺术表达，再现了不同书写对象景观的时代影像，彰显了异样曲折的人性（或曰精神）蜕变，大多数作品可谓优秀之作。
笔者认为，从宏观的角度看，优秀的小说大都具有“史实性、思想性、似非性、诗意性”的特质。（详见尹才干《小说评价的“史、思、似、诗”标准》）“四性标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史实性、似非性”是就表达内容层面的艺术真实性和创新性而言的；“思想性、诗意性”是就反映主观层面的内涵性和修饰性而言的，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的多元融合体系。“史实性、思想性”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内容特质，换句话说，就是小说要能“再现时代影像的脉动，彰显人文精神的蜕变”。“似非性、诗意性”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质地特性，是小说存在及流传价值的重要考量指标。
近读邹元模先生小说新作《义匪》、冯宗凡先生小说新作《铁树花开》，感慨良多。一方面为他们不懈进取的精神点赞，觉得他们宝刀不老，不断地在艺术之路上开拓，可谓艺术青春常在；一方面觉得他们的两部作品都具有“史、思、似、诗”的特质，都堪称优秀之作，值得可圈可点，可赞可叹。
史实性，不是历史本来面目的真实性，而是通过艺术加工处理的历史事实影像。邹元模先生小说《义匪》，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湘西凤凰山土匪义举投奔红军，跟随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长征及后来血战抗日沙场的动人故事，为人们展示20纪三十年代湘西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幻风云图。小说中的男女主角——苗挺柱和玉珠，以及沈梅香等配角，在他们身上聚集着本真的人性、地道的土匪习气、个人义气和崇高的英雄气概、民族大义。作家把他们置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国破山河在”的特定环境中，他们必然举起义旗，投奔红军，投入到抗日民族救亡的洪流之中，必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书写对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的忠诚，而成为让人称道的“义匪”。冯宗凡先生小说《铁树花开》，叙写的是川东望夫山的一个农民曾有全经历的“种植赚钱——经商发家——回乡创业——找到恋人——经商致富——吸毒沉沦——蜕变新生”的曲折而多味的人生。从生存、发展、建设而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必然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来建设自己祖祖辈辈守望的家园。如此，必定产生一些传奇故事，但这些传奇故事，一旦进入小说，它就不是历史长河中个体人物的本来面目，是艺术化的历史事实影像，是经过艺术化处理的人物事件背景的影子投射。事实上，小说《义匪》《铁树花开》中的社会背景、几个主要人物及其相关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其不断生长的多重思想主题与故事，不断叠加的人物经历历史，成了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与社会的缩影。两部作品反映的史实，既是那个特定时期的历史真实，又是那个特定时期的艺术真实。
思想性，是指小说隐藏的深层次的理性内涵。这种理性内涵，有自然的理性内涵，有社会的理性内涵。（详见尹才干《文趣》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这里，主要指社会的理性内涵。小说中人物、现象、环境与现实生活中对应的人物、现象、环境的理性显影，是用精神营造的广阔空间。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毋容置疑，隐含了作者的审美观念和对生活的认识，这就给读者带去了“思”与“想”的精神空间和余地，让读者在阅读小说文本过程中感悟到面对世界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获得心灵的震撼或温润，心智的某种暗示或启迪。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思想性，大多体现在小说为我们开拓了什么样的新颖的精神空间——小说面对世界时，发现了新的什么，说出了新的什么，作品最终的精神向度是否深刻揭示出了人类生存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困境和希望。如邹元模先生小说《义匪》，把握了住时代脉搏，引人向善向美，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其主题思想可谓是崇高的。《义匪》告诉人们，“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人物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国家命运、时代的命运习习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大义面前，人的光明前途是唯一的，那就是凤凰涅槃、走向新生。冯宗凡先生小说《铁树花开》的思想，也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风气逐渐嬗变的川东乡土景观风貌，展示了川东乡土的生活底蕴，对社会精神追求与个人不懈奋斗的历程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思考，给人启示多多。从反映复杂思想性的角度来看，冯宗凡用幽默、诙谐、风趣的语言，把人物写得充实、丰富、复杂，与其他同类小说比较，可谓又上了一个台阶。
似非性，指新创作的小说作品呈现出与已面世的作品（自己的或别人的）的不相同性、非雷同性，换句话说就是小说作品的创新性。小说作品的创新度越高，小说作品的成功率就越高；反之，则相反。创新是超越前人，以独立的、别具一格的、创造性的姿态发展艺术表现内容、方式、方法和艺术理念。小说的创新性是小说作家艺术功底之最高体现，也是小说艺术水准之重要评价标准，小说生命力的关键之关键。要发展小说的艺术性，要使小说的艺术魅力充分显示出来，就必须不断地否定再否定，突破再突破，创新再创新。唯有如此，小说才能因其独特的创新性而赋予的永恒魅力，永存于文学史灿烂的星空中。如邹元模先生小说《义匪》共有十个章节，浓墨重彩地写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爱恨情仇，是典型的“三角恋”。然而“三角恋”并不好写，要写出新意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作家却避熟趋新，采用“一根藤几个瓜”的写法，紧紧抓住一条情感主线即苗挺柱与玉珠的情感纠葛，推动情节发展，致使场景迁移；同时辅以几条情感副线，巧妙地添枝加叶，添油加醋，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故事更加鲜活，让作品更有趣味性、引读力。冯宗凡先生小说《铁树花开》，结构紧凑，连贯性强，一环扣一环，情节曲折动人。在借鉴明清以来章回小说的“间三带四”、“三五聚散”、“横云断岭”、“入笋”等叙事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复式结构，使小说的情节交叉并进，打破了传统叙事的单向性和艺术结构的平面化，使叙事达到了“有精神”“有引力”的艺术境界，在艺术思维上呈现出立体性综合化的态势，从而建构了一个多线发展又浑然一体的立体艺术空间，适应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时空关系和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习惯，让人品读不已。
诗意性，是指小说的语言艺术，无论是“生活纪实”的作品，还是“艺术虚构”的作品，它的语言都必须有“文（文采）”。古人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春秋·鲁·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古今中外的文艺创作实践表明，有文采的文本，是容易流传久远的。因此，文本语言的“弦外之音”、“隐忍意义”、“发散张力”，都属于“文”，都会产生吸引读者阅读欣赏之引力的，都会带给读者“诗意”之审美的。邹元模先生的作品，语言优美、纯熟、老道。如第一章《绝恋》中的景观描写，情人的对唱歌词，俗语“一天不说男女事，红红太阳不偏西”的运用，使作品充满了诗意；像“时钟已指向晚上8点，但银色的月光透过淡绿色窗帘，婆娑的树叶投下模糊的暗影，温柔的夜风轻扣着窗棂。四周充满了沉寂，陈渠珍阔气的办公室也仿佛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轻纱。”（《义匪》第四章《义举》第146页）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冯宗凡先生的作品，是典型的底层叙事文学。但他小说中富有诗意的微型景观描写却不少，还有地方标签的语言运用，也随处可见，如“顿时额上撞出个青包来”“曾德才自投上门，就像瞌睡遇到枕头，一拍即合”“女人像掉进灰里的豆腐，只能吹，不能拍”“遇到癞子不说疮，看到秃顶不说光”“电灯点火，其实不燃(然)”“太阳升，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分田分地到农家，遍地生金歌满坡”“太阳大得很，晒起脑壳昏，乌鸦叫唤要死人。要死死他的亲丈夫，不死他的野男人”“花开花落，生命轮回”“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人走旺家门，凤站梧桐树”“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方言、俚语、谚语、熟语、民谣、诗歌等的恰当运用，不仅彰显了作家鲜明的艺术个性，还让读者嗅到了浓郁的川东地域特色，给小说增加了不少诗意的亮色。两位作家都比较讲究语言艺术，根据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表现的需求，恰当使用一些富有特色的语言，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增加了作品的传播力。
综观《义匪》《铁树花开》两部作品的创作，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其一，两部小说的结尾部分都略显单薄，有些匆促，显得不够丰满，张力与余味稍微欠缺。其二，既为长篇小说，那么内容就可以写得更丰富、更复杂一些，不仅凸显“思”的“长”，更体现“史”的“长”。如民俗风情（礼仪、宗教），适当的方言、民歌、童谣，特产、美食……如有时间和精力，可以整成百科式的作品，使之上升为社会、对时代、对历史、对人民生活整体性的、全面的、有高度的观察，以增加作品的地域性、知识性、独特性、稀缺性、流传性。第三，小说的创作还应该勇于直面现实，承担时代精神，用智性的思考与体悟，使小说更加拥有思想深度和精神力量；同时需要内化的还有时代景观的存在，进而刷新小说中的过去景观，唤起读者在当下社会中的复杂体验的共鸣，在一草一木、一时一地、一言一行中感受时代的脉动。最终达到读古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的目的。不过，瑕不掩瑜，《义匪》《铁树花开》两部作品，不仅开阔、大气、厚重，更重要的是都具有“史、思、似、诗”四性的优秀小说特质，对时代的脉动进行了艺术的表达，有正能量，有感染力，群众喜爱，无愧于川东叙事小说的优秀之作。
最后，我还要强调的是，我们真诚而热切地期待着我们的小说家用小说的写作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创造出更多不拘一格、不行一态、雅俗共赏的具有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品格的精品力作，从而使小说的写作抵达更为广阔的天地。
2019年7月25日中午速成于嘉陵江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