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满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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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寅生小时候他因为眼疾受人歧视，感觉别人都用异样的目光斜视他，瞧不起他。武汉市硚口区石码头小学，上学的第一天班主任老师安排座位，他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右眼凸突着白眼珠子，没有人愿意与他同桌，无奈之下班主任老师冲着说：“唉，你这个烂苹果”，当时那个委屈难过，不只是伤心的泪水，更是心里的阵痛羞辱，以至于这辈子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刻在脑子里，那是在他心里烙下的永远也抹不去的印记，那情形永远也不能忘。他想：“这也怪不得老师和同学，谁让我眼疾呢？毕竟还是苹果，只是烂了，这是我的错吗？”那时候因为个子矮小，他独自一人坐在教室的前排，默默地用心读书，尽量不去看别人的眼色，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坚持上学。
1960年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只有十岁的毕寅生就开始帮人拉板车、做杂活、打散工帮衬家里，十岁本是一个孩子长身体的年龄，可遇上荒年常常是忍饥挨饿。一次在外打工从外面捡回了一块豆饼，就是榨过油的豆渣做的，只是饿极了才舍得啃两口，然后用油纸包着怕老鼠吃了，一块又干又硬的豆饼还得省着吃，有时候一个萝卜两兄弟分，一个人半个萝卜混一顿。有一次妈妈在家里伤心的哭，邻居都过来看，懂事的毕寅生把门关上，不让别人看，他知道妈妈哭的是生存的苦难，哭的是孩子们残疾，哭的是自己的不幸苦命。在荒灾中生长的孩子饱尝饥饿和困苦，饱受世间的岐视的冷眼，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泯灭他的意志，他如一棵在地缝里顽强生长的小草坚强的活着，只要有一线生机就会蓬勃生长。
生活虽然艰难，毕寅生从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知识的大门对一个勤劳的孩子永远是敞开的，他勤奋刻苦虚心好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命运虽然不济，苍天终会有眼，命运让他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上小学五年级那年他十三岁，一位可亲可敬的班主任鲍老师走进了他的生命里，鲍老师不仅不岐视他，还特别的关心亲近帮助鼓励他，因为毕寅生的歌唱得很好，而且学习成绩优秀，被选为武汉市硚口区的少儿合唱队的领唱。
竹笛，鲍老师清脆悠扬的竹笛吹进了毕寅生的心里，眼睛残疾的他听力特别的灵敏，他爱上了老师的笛声，幸运之神眷顾了这个眼疾的孩子，鲍老师在课余时间手把手地教他吹竹笛、帖笛膜和识乐谱，妈妈为他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竹笛，从此他笛不离手曲不离口。为了感谢他的笛子启蒙老师，很多年后学生写下了散文《四十年来老师您还好吗？》刊登在武汉都市报上，寄托了对老师的无尽感激和思念。
毕寅生在武汉上初中时，拜师全国著名笛子演奏家孔建华名下，名师曾用自己创作的曲子《回故乡》传授精湛的笛子吹奏技艺于他。为了练笛，毕寅生常常是天不亮一口气跑步五华里到汉阳古琴台。古琴台不仅清静优雅，而且古香古色，在古音古韵伯牙抚琴处练习吹奏，练笛之余仰望“高山流水”当是应景之作吧。有时徒步去中山公园，在宽阔的树林里迎风吹笛，做深呼吸练长音。
十六岁时，正值青春豆蔻年华的毕寅生做了最为痛苦的右眼摘除手术装上义眼。也许上帝为他关了一道门，又为他开了一扇窗，在取走了他眼睛的同时，又为他开启了心灵的眼睛，还给了他一双乐感的耳朵，赋予他音乐的天赋，因为他的勤学苦练渐渐地吹得了一手非常优美动听的笛子。那年，他用竹笛代表武汉市第四十四中学在武汉剧院独奏了他舞台生涯的第一支曲子《小八路》，站在音乐的舞台上，他便是独眼的神，想像着自己如同独臂女神维纳丝一样的美，音乐震撼心灵，笛声震动舞台，中华民族一颗不屈的灵魂，他在演奏着与他深爱着的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乐章。他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难忘的岁月，1966年国庆十七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中学生代表的他怀着一颗热爱和崇敬的心情来到天安门广场，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68年冬，毕寅生老三届初中毕业，他好想继续求学读书，作为班上各科成绩优异的学习委员，他甚至做过上大学的梦。可是命运让他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潮流。学校军代表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严肃地说：“你是班干部，应该带头上山下乡接受教育”。他本来就不愿意承认自己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更不愿落伍于同学，他报了名，领了一个笔记本和购买蚊帐的票证，把城市户口下到了农村，他根本就不考虑自己的眼疾，甚至拒绝了母亲让他顶继父的职留城的要求，半天时间不到干脆利落地办完了简单的下放手续。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武汉关码头，一艘满载“知青”的轮船缓缓离岸，穿过武汉长江大桥这座史称万里长江的第一桥，岸边送行父母亲人的叮嘱声，依依惜别的哭喊声渐渐远去，同学们奔向船头挥手道别：“再见了，江城大武汉！”毕寅生把目光留给了前来送别的母亲，含泪挥手致别：“再见了，生我养我的母亲！”轮船急驶，汽笛长鸣，送子远行，泪水模糊了母亲的身影，大武汉淡出了视线，十八岁的他从此离开大武汉。江汉汤汤，江风潇潇，江水湍急，子已远行。
毕寅生插队到汉阳县邓南公社建新大队五小队当了一名“知青”农民。汉阳县江边的一个村庄，农民干部们敲锣打鼓地早已迎候在码头，他们小组五个知青，在小队的仓库里安顿下来，天色已黑,朴实友善的村民们还不愿散去，看这些城里来的学生，边和他们聊天，边帮支床铺,挂蚊帐，很庆幸自己能和普通的同学一样下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耕地、播种、收割，人们每天出工只为记几分钱的工分，他感受到农民耕种劳作的辛勤，更体会到农村劳动生活的艰苦。
那时“知青”劳动锻炼生活是苦中有乐，毕寅生在他的《那个岁月二三事》一文中生动地写道：
“汉阳县江边的一个村庄，我们住的是生产队经过改造的仓库,进大门内有新搭的锅灶间，有电灯，停电的日子还得用油灯。刚开始，我们轮流烧火，有米有菜（萝卜白菜），不太会弄，生一餐糊一餐的，但能吃饱。到后来，没米，没柴，问题就多了，知青小组名存实亡，有的以各种名份住进了农户家，住仓库的就剩下班主席和学习委员的我了。实在饿得不行时，我们就‘出访’，到别的知青点做客，总有情况好点的，开饭时，当然也有我们的一份，特别是下在农场的知青，每餐吃蒸钵饭，生活稳定得多。但总不能长期做客啊，实在不行还得回武汉，背些米和煤到知青点。没米的日子不好过,还没柴烧，棉梗虽熬火，但都是湿的，麦秆好烧，但不熬火，灶间总是烟，水开后，下玉米糊，给点盐，收工了，走八里路才回到小屋做这些事。久没菜，沿着江堤走十里路到了小镇，只为买一毛钱的酱回‘家’，当一个星期的菜。于是，一直忘不了那一餐，在同在公社宣传队做过乐队的友人处，朋友邀我吃饭，桌上的菜，让我受宠若惊！两盘青菜，一碟炒鸡蛋，还有一条小鱼！久违的丰盛。
“我会文艺,人家把我当宝,我到底会什么文艺呢?无非是下放前我就会竹笛演技,在全区好几个公社,我可能是第一。记得有一次,县宣传队到我区来演出,有笛子独奏,我也在台下下观看,有人在下面起哄说:‘还没我们毕哥吹得好，毕哥,你上去吹一曲吧’，我当然是不会上去的，人家就算比我差,好歹也是县里的宣传队,应当尊重别人的,我跑上去算哪门子事?我先是在大队宣传队,广播喇叭就时常喊一队的、二队的、五队的,叫演员集中， 能这样喊都是开会确定了的,而且,我们去演出广播里就讲了是有工分的。后来到公社，到区宣传队，我的印象里，宣传队里的朋友们来自多方面，基本是知青和农村朋友各占一半。村里的演奏员们也有很多有才能的，能演，也很幽默的，我们很融合。
“我还没做文艺时，在小队里搞生产，遇上挖沟整地什么的，农友就常喊道‘小毕，你那点活我们做了，给我们吹一曲吧’，插队期间，我经常谱曲，写剧本，写农村现实生活，用我那点演技赚了些非体力的工分，在公社时，有时回小队，无非是背吃的米，看看伙伴们，我和大伙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我们在全公社全区演出，时常半夜三更才回公社住地，离开演出点，返回的一路上，还要排队走，经过好多的村庄，记得有一次是凌晨一点钟，经过一村庄，不知是谁学了一声鸡叫，把一村庄的鸡都给忽悠了！都‘打鸣’叫起来，我们走了很远了鸡还在叫，那天，那个村子的人恐怕会出了个最早的工吧？
“我的茅屋，产权属队里，因为它建在队里的仓库旁，是我自己违章搭建的，想学别人的屋，有天花板，于是就用芦杆封顶，还弄了个单开门，其实也没什么一定要门的，人家能偷什么？一床一桌（帆布箱）一碗柜（农药罐的外包装）而已。茅屋有一小栅窗，窗外是我开辟的一分自留地。每当朝霞满天的早晨，我在门前吹一会笛子，看着出工的人们快走光了，才赶快扛起锄头，锄头柄上挂着我的午饭（玉米粉，中午在工棚煮），迎着朝阳，走向广阔天地。
傍晚，依茅窗，就着油灯，或看书，或写点日记，或听‘雨打芭蕉’或欣赏鸟归林的喳喳声；清晨，有远处的鸡鸣、狗吠；酷暑的中午，在地头喝过玉米糊，擦擦汗，躺进玉米地，让那浓密的叶子挡住火辣的烈日，睡在松软又清凉的土地上……”
一晃两年的时光过去了，还沉浸在生产队劳动和宣传队演出的喜悦中的毕寅生，突然接到通知，被告之县城里来人招工他被拒招了，为什么？因为眼睛瞎了一只不合格，不能当工人，他的心灵再一次受到冲击，当年从武汉市下放到农村怎么就合格了呢？现在回不了省城连县城也去不了了吗？内心的委屈向谁诉啊！好在这时候，他所插队的邓南区有位樊区长帮助了他，樊区长对招工的同志愤愤不平地说：“毕寅生不招走谁也不要走，不能留下他一个人，这次眼睛不合格下次他还会有机会了吗？”他永远感谢这个在命运危难中帮助过他的樊区长，感激为一个萍水相逢的残疾“知青”愤世嫉俗的好区长，感恩为他说公道话的大好人，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啊！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1970年7月被招进了湖北省嘉鱼县棉纺织厂，当了一名“青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