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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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灯，最早源于宗教
从宗教仪式分离出来的各类艺术，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共同铸就了姚州不朽的灵魂。在这不朽的灵魂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姚州花灯。
花灯，起源于宗教，是民间社火祭祀活动的产物，是这产物衍生出来的一种表演艺术。是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民间地方戏曲剧种。换言之，是明朝大规模的移民屯边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外来表演艺术，在本土现存的表演艺术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吸收、借鉴、整合，而最终形成的。并且，一经形成，就有很强的地域性特点，比如姚州花灯，昆明花灯，玉溪花灯，弥渡花灯等等。这些花灯，都有一个共同的本土文化基础，那就是滇文化，所以统称云南花灯。同时，由于各地语音有别，艺人演唱不同，或吸收了不同的曲种、剧种、民歌小调，又具有不同的地域性特点，有差异性，并且可以为这种差异性贴上不同的花灯标签。但不管是什么标签，都是“云南花灯”百花园中的一员。并且，也只能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云南花灯”独一无二，全国全世界仅此一家。
本土文化是花灯产生的基础，外来文化或者说中原文化是花灯产生的催化剂。不过，这里所说的本土文化，究其根源，最先也是外来文化，来自于彝族先民的移民迁徙，来自于不同朝代的移民屯边。只不过，他们在花灯起源之前，在明朝大举移民屯边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只是从明代开始，移民屯边格外空前浩大，持续时间较长，一下子扭转了云南边地“夷多汉少”的局面。汉族，第一次以压倒性优势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
可见，花灯的起源，与移民迁徙有关，与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移民屯边有关，特别是与明代轰轰烈烈的移民屯边有关。是一次次的移民屯边，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不同艺术在同一地域的交流碰撞，最后才催生出“云南花灯”这一朵乡土艺术奇葩。
所以，追溯花灯的历史，得从“移民”这个词说起。
2. 花灯的起源，与移民迁徙有关
所谓移民，就是较大数量、有组织的人口迁徙。据史料记载，史前时期，在中国的西部，就有北方的族群南下移民迁徙现象。当时国家尚未出现，只有“地盘”意识。一旦资源枯竭环境恶劣，抑或族群人口膨胀需要分支另过，就会想到移民迁徙，想到逐水草而牧逐水草而居。迁徙的方向，就是河流的方向。河流的方向，就是远离苦寒不断接近温暖富庶的方向。当然，也是通往征服和杀戮的方向。征服与反征服，既是人类的宿命，也是逃不脱躲不掉的丛林法则。因为，任何一个族群、部落或群体，都想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甚至于为了得到更多的地盘、更好的生存环境和更多的奴隶，不惜血流成河放手一搏。
古姚州，就是这样一块值得冒险一搏的富饶之地。
这是一块神秘之地，深深地隐藏于横断山和哀牢山的余脉之中，簇拥在海拔3657千米的百草岭周围，逶迤连绵成一道广袤无垠的滇中南大门。金沙江环北向东而流，一路湍急而下，沿途纳入姚州西部的渔泡江支流和东南部的龙川江支流。充沛的水源，必然涵养出肥沃的土地。温暖的气候，必然孕育出丰富的物产。这就是理想中的风水宝地，适宜放牧，适宜耕作，适宜休养生息繁衍后代。今天的人这样想，历次迁徙驻足这里并想拥有这里的人也肯定这样想。所以在史学家笔下，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当氐、羌人抱着祖灵牌位陆续离开祁连山（彝经中称天山），离开那里的雪山和草地，离开那里的帐篷和亲人，离开那里的沙漠，离开那里的苦寒，就注定了没有回头路可走，注定了他们要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随风而去，四面飘散，落地生根。注定了当中的一些人，在途经姚州这片土地时，就留下来了。究竟是以征服者的身份留下来，还是以被征服者的身份留下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来的这些氐、羌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在不同族群、不同部落间征服与被征服的战争游戏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融合与分解、同化与异化，其中的一部份，就成了大浪淘沙后站稳脚跟的岩石，繁衍成了今天的彝人，成了姚州最早的土著。
正如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永远地原始一样，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永远地属于土著，更不可能永远地属于第一次升起炊烟的人。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商时代，当时的云南，自然也包括姚州，就与中原有往来，就有一拔又一拔的中原人来这里冒险，来这里停留，来这里落草为民。战国时期，“庄蹻入滇”，之后又是“庄蹻王滇”，建立古滇国，大量中原人纷纷涌入。古姚州北靠金沙江（古称丽水），江里可淘金，有“丽水金沙”之记载，金沙江之名也由此而来。因为这个缘故，古姚州成了中原人淘“水金”、讨生活的乐园。这也是古姚州开发较早、汉化较大的原因。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屯军戍边，与当地土著通婚，古姚州又迎来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原（汉族）移民。唐时，因为战争，尤其是“天宝战争”，唐军将士大量被俘，还因为南诏热衷于人口掳掠，尤其热衷于掳掠那些工匠、知识分子之类的汉人。所以，这一时期汉族移民更甚，汉族移民带来的文化影响更甚。宋代，有感于唐朝天宝间对南诏屡次用兵均以失败告终的教训，宋太祖在地图上以玉斧画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宋挥玉斧”之典故即出于此。因为如此，前后存续300余年的大理国得以偏安一隅，有过一段歌舞升平的时期。云南本土文化，也主要在这一时期沉淀下来。到了元朝末期，古姚州的汉族人口比例，与其他地方相比，已经遥遥领先。这当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在当时，进入者，或者说汉人，意味着先进。土著，或者说彝人，当然也抱括之前的其他移民，意味着落后。先进与落后遭遇，自然是先进的一方胜出，落后的一方退出。退出的通道，就是上山，开辟新的家园。这也就很好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彝族，绝大部分都居住在高寒冷凉、僻远闭塞的山区了。
我这样说，并没有贬低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明，文明，既有兴盛，就必然会有衰落。彝族梅葛指路经中，姚州的大坝子小坝子，都是彝族回归祖灵之地的歇脚必经之路。可见，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也许是“彝族六祖分支”后，彝人，既是姚州的主体民族，也是最先进文明的代表。先进到什么程度？先进到开始思考人生、宇宙等哲学问题。要不然，彝族创世史诗《梅葛》和“十月太阳历”的产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有了彝族的存在，姚州才成为产生创世史诗和历法的地方。
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在源源不断的移民屯边过程中，汉人，不再“变服，从其俗”，而是反客为主，坚守自己，成为自己，拒绝同化。底气，当然是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其中，各种庙会习俗和春节社火祭祀、元宵节观灯等习俗，以及遍布城乡喜闻乐见的小曲、山歌、鼓板小唱、傩舞、道术、器乐、杂耍等民间文艺，就相互融合成了约定俗成的社火观灯活动，成了后来“姚州花灯”产生和发展的本土文艺基础。
3. 明朝的“屯边大移民”是花灯产生的催化剂
站在今天的角度，可以这样说，姚州花灯，或者云南花灯，注定了会出现，只是要等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终于来了，那就是大明王朝力推的“屯边移民”政策。
这样说，似乎有些武断。
因为，姚州花灯，乃至云南花灯，始于何时，的确无从考证。她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诗文和游记可供猜测。但没有文字记载的花灯，却真真切切地在昨天的历史长河中存在过，并且一代又一代流传了下来，直到今天。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花灯，只属于民间，属于大众，为当时的主流文化和统治者所不屑一顾，自然也就不能进入史书县志之类的典籍中了。好在民间还有记忆，记忆又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延续。追寻这些记忆，再搜索一些诗文、游记中的片言只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花灯，起源于明朝，是规模空前的移民实边、移民屯田，才有了花灯破土而出的土壤，才有了花灯成长壮大的阳光雨露，才有了花灯枝繁叶茂的发展空间。
《明太祖实录》记载：“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云南通志》则更进一步说明：“云南屯田最为重要：盖云南之民多夷少汉，云南之地多山少田。今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收入富饶，既足以供齐民之供应，营垒连接，又足以防盗贼之出没。此云南屯田之制，所以其利最善，而视内地相倍蓰也。”一句话，就是移民屯田好，汉族多多的，既解决了驻军粮草，还可防范地方土著部落的叛乱。这是要让汉族成为云南主体民族的节奏啊。在此我不得不拍案叫绝，由衷地再次仰望先祖们的政治智慧。
古姚州，除平川广袤的姚州坝子外，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坝子和平缓的河谷丘陵，是天然的米粮仓，加之地处南北线上的零关古道要塞，往东，经僰道通滇池，往西，经博南古道通洱海直达缅印，注定了是军屯、民屯、商屯的重点地区之一。伴随着“屯田”，伴随着湖南、江西、浙江、江苏等江南一带汉民的大量涌入，汉族人口第一次远超土著人口，成为了主体民族，并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成为领头羊。与此同时，各种难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声腔、时尚小曲以及说唱等民间表演艺术也随之进入。这些民间表演艺术一旦与本土的民间社火、灯会表演艺术相融合，花灯，作为一种民间表演艺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有关内地民间表演艺术与本土民间表演艺术相结合的盛况，流放云南30余年的明代状元杨慎最有发言权。他在《观秋千》一诗中说：“滇歌僰曲齐声和，社鼓渔灯夜未央。”诗中的滇歌与僰曲，即指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歌曲。通过这样的结合、整合，到了明末清初，在民间歌舞和说唱艺术中，开始产生了《拉花》、《秋老鼓》、《踩连厢》这样的花灯形式。嘉庆年间，姚州者乐山大乐庙落成庆典，一民间戏班子专程赶来开展花灯清唱表演。道光年间，官屯兴宝寺僧官古和尚出资组建了花灯班社。接着，包粮屯也组建了由江西货郎教唱的民间花灯班。到咸丰、同治年间，全县军屯民屯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花灯班社，凡节日或逢喜事，都要通过演唱花灯的形式来庆贺。以后相沿成习，花灯演唱成了民间艺术的主流，成了老百姓自娱自乐的重要艺术形式。为此，清顺治年间，有个叫陈鼎的历史学家，在《滇黔游记》一书中写道：“滇中民族甚杂，唯逼近昆明之数十州县，则汉族多，彝族少，但汉彝两族都喜欢歌唱、舞蹈。每届春节，必多就村场聚集多人相对而歌、相对而舞。歌时以弦索笙笛，声犹靡靡可听，舞则蹈之以鼓，扑通、扑通饶有趣味。如歌舞以夜，辉以灯炬，名曰唱花灯。”随着花灯表演习俗的约定俗成，花灯表演艺术也不断提高。从单纯的唱调类、团场灯到边唱边舞的花灯歌舞，如《鞑子拉花》。从单纯的歌舞形式又发展到有一点点故事情节的折子戏，如《拐干妹》、《开财门》。最后发展成有人物形象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条纲戏、本子戏，如《大补缸》、《打花鼓》等。于是，具有姚州地方特色和艺术风格的姚州花灯终于发展成熟，并从单纯的逗趣闲玩转向接触时政，如《红军灯》、《抗日灯》、《学生灯》等。把强烈政治倾向纳入花灯表演，最终改变了权贵阶层对花灯的一些看法，甚至于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官方还会利用其作政治宣传，引导民意。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花灯剧团的成立，终于使姚州花灯从民间走上舞台，从业余走向专业，从县城走到州城省城一直走到北京，走出了精品，走来了荣耀，一度成为辉煌。改革开放后，两年一次的农村文艺会演通过县人大立法固定了下来，为民间姚州花灯走向舞台走向社会提供了保证，同时也涌现了初正龙、昝方才、蒋国定这样集表演与创作为一身的民间花灯艺人。直到今天，尽管受到来自电影电视等娱乐方式的冲击，但姚州花灯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固守着自己的艺术，拥有着自己的灯迷。花灯团排练依然，演出不断。年头节下，来自民间的花灯队更是风起云涌，花样翻新，你方唱罢我登场。灯迷们在大饱眼福之余，也会忍不住哼上几句说上一段。平常日子里，县城文化中心的上空永远飘荡着崴花灯唱花灯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荷塘水榭边的六角亭，是自发的，是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声音出自握乐器的手，是一双双粗糙的手，做家务的手。声音出自老倌老奶、村夫村妇之口，是一张张唱花灯的口，也是呼儿唤孙的口。没有拘谨，没有扭捏作态，不在乎围观者的注目，自自然然和着二胡与笛子营造的花灯旋律，舞着粉红嫩绿的荷花扇就崴了起来，唱了起来。此刻，他们唱出的是一种心情，崴出的是一番景致，增添的是一道民间艺术风景。
从民间上升到专业舞台的花灯，即剧院里的花灯，有现代化的舞台灯光音响包装，既雍容华贵又靓丽夺目，少了一些乡土气，多了一些专业水准。一招一式一调一腔，纯粹的姚州味，但又合乎规矩，与高水准的省州专业花灯表演接轨；继续停留民间村社的花灯，乡村晒场乃至房前空地就是舞台，随便扯起一块幕布，点亮一个电灯泡，摆开锣鼓家什，随便弄一下妆容，换上行头拉开架式就可以出场演唱，有一股子草台班子的自信和因陋就简的随意。虽然粗糙了一些，但更接近泥土气，老百姓觉着亲切，爱看。置身其间，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花灯表演所铺排出来的喜庆气氛热闹景象所感染，让你喜闻乐见让你笑声不断。这样的氛围里，花灯艺人倾其所能展示着才艺，灯迷们则心灵相通享受其中。
4.花灯，还承载着一段汉族祖先记忆的历史
在姚州，提起花灯，都会引来很多的话题。有轶闻趣事和传说，老灯和新灯，歌舞和戏剧，还有隐藏在花灯背后那些耐人寻味的习俗和讲究。
在此我不说戏剧花灯。这不是花灯的源头，也不是花灯的本意。花灯的本意，与戏剧无关，只与宗教仪式有关，与歌舞有关。载歌载舞，取悦神灵，呼唤神灵、与神灵对话，祈福禳灾，给人疗伤给人慰藉，这才是花灯最初的模样。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在用花灯娱神时，顺便也娱乐自己。再到后来，自娱自乐才成了花灯的主要功能。今天，主流的花灯，已经彻底摆脱向神灵祈求五谷丰收人畜平安的“社火”痕迹，演变成了纯粹的艺术，成为舞台表演，成为广场舞、商业促销、寓教于乐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但在民间，那些年头节下的花灯，那些下灯帖后上门演出的花灯，仍然延续着宗教仪式的香火。供灯神、接灯送灯、开财门、保平安之类的花灯习俗仍然存在。
所以，话题还得再次缩小，缩小到纯民间的、尚有一丝宗教气息的花灯歌舞。
姚州是花灯之乡。城镇和乡村，至少活跃着40余个农村业余花灯表演队。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姚州人，从小就听惯了父母的花灯调，习惯了走村串屯去看花灯表演，心窝里，已是满满的花灯情节，血液里，也流淌着花灯的基因，灵魂，早就与花灯融为了一体。因为如此，每次与民间的花灯老艺人接触，我总是喜欢和他们翻拣一些花灯方面的陈年旧事和传说；每年的开灯仪式和送灯仪式，我也百看不厌并喜欢参与其中。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所思有所想。我开始追寻，追寻花灯背后的点点滴滴；我反复拷问，拷问花灯背后的深刻含义。而越是这样，越觉得，我们习以为常的花灯，并不简单。在花灯的身影里，总能捕捉到一些信息，一些关于汉族祖先记忆的信息。
这是一个久违的信息，来自明朝，来自中原移民，来自屯边滇地屯边姚州的汉族人。他们虽然又有了家乡，成了云南人，成了姚州人，但在他们心里，永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更不能忘记中原，忘记江南，忘记他们的故土。这是一个需要子子孙孙永远记住的乡愁。所以，他们在推动花灯形成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把这种关于祖先历史的族群记忆烙印在了上面。
翻阅姚州志，在氏族表中，不难看出，姚州汉人，大多来自明朝初期的屯边移民，其故地，主要集中在江渐湖广等江南一带。江南，以农业文明著称，有社火祭祀习俗。社，即土地神。火，即火神。社火祭祀在春节期间，除相应的仪式外，主要内容就是各种表演。古代，民俗往往与艺术共生，但不是平分秋色。越往后，艺术的份量越重，娱人的意味越浓。当边地云南开始萌芽“社火”性质的祭土神火神习俗时，江南的“社火”祭祀已经进入到了艺术审美的阶段，并且还增加了正月十五元宵灯节这个重头戏。灯节期间，到处张灯结彩，人头攒动，观灯猜谜看歌舞望杂耍，盛况空前。据说，元宵灯节自唐明皇开始。唐明皇贪玩贪耍，常扮成滑稽搞笑的角色，戏耍于众舞之间。有大臣觉得不妥，建议说，皇上乃金口玉牙，怎可这样乱说乱讲。明皇一想，也是。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那就在嘴周围扑一圈白粉吧，表示我白说白讲，不算数。这就是江南一带汉人的祖先记忆。这种记忆植入姚州花灯后，唐明皇扮演的那个滑稽搞笑角色，就转化成了花灯歌舞中的“打岔佬”，以丑角扮相，嘴周围扑有白粉。“打岔佬”手持的膏药伞，也从皇帝出巡中时时跟进在头顶上方的那顶黄罗伞衍化而来。戏曲的名称，也打上了元宵灯节的印痕：花灯。这时候的“花灯”，已经超越了她原有的含义，不再是令人眼花缭乱用花彩装饰的艺术灯彩、灯笼，而是成了特指，特指在云南边地形成的集小唱、歌舞、戏剧为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但因为有了一个“灯”字，就有渊源可溯。就会发现，花灯最早的根，在中原。就会发现，移民屯边的先人们在创造花灯的同时，还给了我们某种暗示，还给了我们一把找寻祖先来路的钥匙。
直到今天，在姚州民间，还有“灯从唐朝起，戏从唐朝来”的说法。在一些花灯表演队，还保留着灯神牌位，供奉唐明皇李隆基，即“老朗太子”。老朗太子，是唐明皇当初在元宵灯节中的扮相。此扮相深入人心倍受人们喜爱。以后，就转化成了姚州花灯灯神牌位像，接受花灯艺人们的香火供奉，同时也保佑着姚州这片土地上的花灯顺利演出，圆满收场。此外，江南一带多说唱。受此影响，姚州花灯多为歌舞，如《拉花》、《春社》、《春歌》、《农歌》、《扮采茶》、《击花鼓》、《开财门》等。这些节目，虽然历经了几百年发展变化，但江南歌舞的风格仍然有迹可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