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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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已经93岁的母亲，仍在耕种着一份登记在她名下的菜地。
她常说，这是她的最后一块田地了，趁还动得，要好好地服侍。我们做儿女的也知道，只要她一息尚存，就没法阻止她走向菜地的蹒跚步履。
20多年前，我们曾尝试过让她放弃责任田。为此想尽了办法，找尽了理由，动用过亲戚，拜托过邻居，劝过，吵过，用丢人现眼之类的理由要挟过。但都不管用。逼急了，她就耍横说，这是共产党分给我的，谁也别想着拿走，除非我死！
照理，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很好说话。唯独在田地问题上，却非常地固执和不可理喻。
随她吧。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劝我们。理由是，她们这代人，劳动惯了，闲不住，怕闲出病。
随她吧。我们也无可奈何地这样劝自己。理由是，她总有抬不起锄头的那一天。
这样一晃，母亲就过了八十岁生日。后来母亲打摆子，大病了一场。出院后，先不回家，忙着下地，然后就是大发雷霆，把儿女们一通乱骂。原来是地里的杂草比苞谷苗还高了。后来我们四兄妹赶紧下地，铲了草松了苗，才算了事。只是从此以后，母亲的身体明显地一天不如一天，尽管还能下地，但地越挖越浅，背篮里的东西也越背越少，脚步也越来越沉重。妻子不忍心，劝我代劳，至少也要帮一把。我说不。一来，工作忙。二来，的确闲软了，干不了农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母亲自找的，就随她折腾好了。
后来，母亲开始请工。还示威似地说，我做不了大工，总还可以做小工嘛。
母亲口中的大工，就是犁地碎垡；小工，即开墒打塘点种以及之后的中耕管理和采摘收贮。幸亏种的都是苞谷、豆类、瓜蔬等懒庄稼。只是母亲不懒，一年四季总在田间地头侍弄，所以庄稼出奇地好。于是，在众人的啧啧赞叹中，母亲更加得意，更加有了下地干活的借口，还有了自夸的底气。有时吃着饭，也会忍不住问孙子，这青蚕豆还行不？或者说，这嫩苞谷，没用化肥，是不是比买来的好吃……孙子当然是频频点头，说好吃，老奶亲自种的原生态，太好吃了！其实孙子回答时，她并不望孙子，而是望向我们。我和妻子赶紧堆出笑脸，说当然好吃了，没施化肥嘛！这是母亲想要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做儿孙的，没有理由不顺从。而且说实话，的确好吃。只是吃得有些心虚，总有一种愧疚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好在到了2009年，扩城强县，我们村成了城中村。征地时，工作组最怕的，就是像我母亲这样视田地如生命的老人。我们是双职工，我大小还是个领导，觉悟没得说。何况，把母亲的责任田交出去，正是我们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事。为此，我们胳膊肘往外拐，积极配合工作组，制定了好几个方案，目的，就是虎口夺食，把母亲的那一份责任田拿了。
想不到的是，第一个方案还没用完，母亲就爽快地签字画押了。母亲的原话是：地是共产党分的。现在国家建设需要，要拿回去，还给我补偿，没啥说的，这字应该签！
这是我母亲吗？是我那个在土地上锱铢必较寸土不让的母亲吗？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把母亲看透。
突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母亲近似偏执的这份土地情结，竟然可以追溯到解放前的爷爷身上。
爷爷是个木匠，而且是一个能在家俱上绘画雕花的细木匠，有做不完的家俱活。奶奶裹得一双小脚，俗称“三寸金莲”，下不了地，只能做家务，有时也到富户家帮工。他们育有三女，母亲排行老大。
爷爷的最大心愿，就是想靠自己的手艺，置一块田地，传给我母亲。因为这个缘故，母亲比两个姨妈幸运，没有经历过裹小脚的痛苦。
旧社会，大脚女人能下田。但同时，也难于婚嫁。何况，作为长女的母亲肩负着开门立户续香火的重任，只能招婿上门。对此，爷爷也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从关姓人家过继了一个儿子（我父亲），还供他读书。条件是，改名换姓，成年后与我母亲圆房结婚。
但最终，爷爷还是没有攒够置办田地的钱。因为生不逢时，先是军阀混战，接着小日本入侵，偏居一隅的云南虽然是大后方，但也深受其害民不聊生。所以爷爷攒钱的速度远远低于物价飞涨的速度。但爷爷还是不屈不挠，一直攒攒攒。
1944年，大姐出生。1946年，爷爷接了邻县一个大活，工钱是“一两雕花一两银”。据说是赚得太多，被土匪盯上了，所以路上遭劫，死于非命。
爷爷死后，置田买地也就成了泡影。但母亲不甘心。先是托人为父亲找了一份省政府的差事，做文抄。自己则加入了长途贩运的行列。好在家里还有两个未出嫁的姨妈帮衬，所以母亲没有后顾之忧，心心念念想的，就是攒钱置地，当一个地主。
直到云南和平解放，父母合力，也没有攒够置地的钱。
是土地改革，才圆了母亲的土地梦。拥有土地后，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上省城找父亲回家。是时，父亲已经接受整编，另有安排。但经不住母亲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只能卷铺盖回家，和母亲一道躬耕田亩，分担快乐。
慢慢地母亲才发现，父亲并不快乐。好在父亲有文化，不久后就当上了村上的会计，后来是加工站的会计，一干就是终生。晚年的母亲常常对我们感叹，说，你爹要是像我一样地热爱田地，就不会走得这么早了……
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父亲死于脑溢血。但与田地无关，与好吃懒动有关。
母亲，连同分到的那一份田地，后来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队，有过吃饱饭的日子，也有过饿肚子的日子。印象中，母亲最常念叨的一段话，就是“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杂以番薯青菜之类。”事实证明，困难时期的生活就该这样打理。如若不然，父母挣再多的工分，也养不活我奶奶和五个儿女。更何况，还要供我大姐读大学，供我们四兄妹读小学以及后来的初中。
我们四兄妹几乎是挤在1960年前后出生的。我排行老三，所以没有互助组、合作社的印象。但我见过几张母亲的奖状，积极分子劳动能手之类的。据说，“老积极”这个外号，就是母亲在那个时候挣来的。
我的记忆从生产队起，在我读小学和初中期间。那时候，母亲最唠叨，经常抱怨，尤其是在我们做作业的时候。说某某铲地松苗时偷奸耍滑，玩“猫盖屎”。说某某薅秧不认真，草没拔净。说某某插秧大簇小簇的不匀均……大哥读初中，是个半劳力，也要经常参加队里的劳动，所以有资格回嘴，就说：又不是你家的田地，哪来那么多闲心操？母亲急了，教训说，哪里不是我家的了？你们一个二个的都给我记着，生产队的田地里，就有我家的那一份，是合作化时入进去的！
大哥想想也对，只好说，反正你不是队委会，就不要瞎吃萝卜淡操心了，得罪人！
1982年，土地“包产到户”，母亲终于有机会掌握了一份责任田。在她的带领下，大哥及弟妹起早贪黑，第一年就开门红，卖了母亲这一生中最多的余粮，然后建了三间大瓦房。之后，日子逐年好转，大哥娶了媳妇。小弟也娶了媳妇。小妹出嫁后，父母决定分家。
分家时，母亲主动提出跟我过。事后我才知道，跟我过有母亲的小算盘。因为我和妻子有工作，没田地。这样的话，她带过来的那份田就是她说了算。
事实也证明，母亲的田地，一直都是她说了算。耕种到今天的这块菜地，也是她说了算，否则，早被我们交回去了。所以现在，我们进退两难。帮吧，有些不情愿；不帮吧，于心不忍。但我们心里明白，即便我们袖手旁观，她也能腰躬气喘颤颤巍巍地用她的那把小挖锄，这里松个塘，那里挖个坑，然后就雨水点种，或者趁我们上班时从家里提自来水浇灌。总之，她不会停歇，也不可能停歇。我甚至于还可以预见，假如有一天母亲百年归终，很有可能不在病塌，而是在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