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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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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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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货郎鼓声

我自幼生长在豫中平原的乡村,童年时,偌大的一个村庄里,除去一个卖食盐纸烟的小代销点外, 几乎没有专卖日常用品的。乡亲们谁家办事需要买东西,要么提前进城,要么到集会上去买,那时候没有机动电动三轮摩托车之类的工具,来回步行,很不方便。

好在那时候村里不断有肩挑、车推的小商小贩,在村头一吆喝,或者货郎鼓一响,一群人马上就围拢过来,帮大家解决了不少问题。

最常见的货郎专门经营针头线脑、绒花顶针及女化妆品之类的东西,他们肩挑一副小担,手中摇个货郎鼓,串乡游街卖东西。在我们老家,老乡俗称他们为“货郎担”。

货郎鼓称之为“拨浪鼓”,“拨浪鼓”是一种带把的小鼓,用手来回摇动时,两头系短绳的鼓锤击打鼓面,发出“咕咕咚咚”的响声。

货郎游到一个村里后,只需把小鼓摇响,不用喊叫,那些需要某些小商品的妇女们就会走出家门,围拢上来,挑挑拣拣,讨价选买。

还有些货郎一边摇着小鼓,一边大声叫喊:“找头发换针——”那些需要钢针的妇女,就拿着平日梳头时梳下的乱头发,前来换上一二枚大小钢针。这种交易数额虽然不大,却大大方便了群众,很受人们的欢迎。

 货郎们用货物换来的乱头发可不是无用之物,专门有人收购,经过一定程序的加工,做成档发假发产品,据说还出口到了外国,深受洋人的宠爱呢。现在的河南许昌成了闻名全球的“假发之都”,当年就是靠货郎们的一把乱头发起家的。

 货郎们推着小车或挑着小担,经常在附近几个村串游,收入上不用说比在生产队里干活拿死工分强多了,手头有些活便钱,日子过得比较滋润。

有一种专卖“扎线”的货郎。过去,绣花针和绣花线几乎是每一个成年妇女离不开的东西。那时候,服饰上需要绣花的地方随处可见。年轻妇女穿的绣花鞋,鞋上面要绣上各种各样的花卉或虫鸟,孩子小时候裹在贴肉肚腹上防止睡觉时腹部受寒绣花裹肚,戴在胸前的衣服外面防止吃东西时把衣服弄脏的“兜兜儿”,青壮年男子戴的耳暖,手巧的妇女都会绣上一朵小花或一只蝴蝶,看上去格外美丽。

男女结婚时,女方要扎的东西更多了,一对绣花枕头,花门帘,花床帐,花帷帐……

做这些绣制品,都需要用五彩缤纷的丝线针扎穿刺,因此乡下俗称称这种丝线叫“扎线”。制作扎线的商户,把丝线打成小把,染上鲜艳的颜色,红、黄、绿、白、紫、黑各色俱备,而且颜色深淡不同,五光十色,应有尽有。印染商户多做批发生意,大宗买卖不游村串街叫卖,却有一些中、老年妇女前去批发,而后用竹篮或小筐盛着,在乡间串街叫卖,并且可以进入相对熟识的人家兜售,很受青年女子们的青睐。如果遇到即将出阁的富庶女家,销售的数量就很可观。这是因为,那时的女子结婚时往往要做很多双样式不同的绣花鞋,好几对枕头套和其他饰品,抬到婆家装点门面。

有货郎专门游乡卖颜料。过去没有那么多的纺织品,乡下人平时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家种棉花,自家纺线、织布、染色、手工剪裁缝制而成的,绫罗绸缎之类的高档衣料只有富贵人家才能穿得起。乡民要自己动手印染,所以各色颜料在乡下也是一种畅销品。不仅有人开染坊专门印染深浅兰布,而且有小商贩肩挑各色颜料游乡串卖。

卖颜料的挑子上摆放着许多铁盒子,盒子里装满了各色不同的颜料,如浅红、大红、浅黄、深黄、浅绿、深绿、浅蓝、深蓝、紫黑等等。卖颜料的挑子一到村头,就有许多妇女前来挑选自己需要的货色。买卖颜料的交易一般不大,所以卖颜料的只带一杆镶有两钱的小秤,用像挖耳勺一样的小铁勺把颜料挖出来放在预先裁好的纸上,称好后包起来。谁家要是印染大块蓝布做衣服,多送到附近的染坊印染。印染作坊把收来的白布煮染后,挂在院内或街头专搭的木架上晒凉。染坊里的木架上常常挂着许多蓝布,生意很是可观。

卖土陶品的货郎也很常见。过去乡下人家的日用器皿中既少搪瓷之类,更没有塑料制品,家常使用的碗、碟、盆、罐,多是由土陶烧制而成。这些瓦盆瓦罐及粗碗粗碟优点是价格低廉,缺点是脆弱不坚,损坏率大,一不小心掉落地上或被撞击就会破碎,所以需用量较大,于是推着小车贩卖瓦盆瓦罐的小贩也就经常串游于乡间。

在离我们老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许昌县盆李村,烧制的瓦盆瓦罐甚为有名,吸引来很多商贩批发。贩卖陶瓷制品那时都用小车推,大的套小的,一摞一摞,型号颇多。群众在购买时,不仅要看其色泽是否鲜明发光,造型是否美观,而且要用手拍打,听听其声音是否清脆响亮。

 卖瓦罐的最怕其产品被碰撞,所以推着车走路总是小心翼翼,搬动时更要轻拿轻放,而有些调皮的小孩却故意说霉气话让他们听,如叫喊什么:“卖盆卖罐,厚底薄沿,一打两半儿!”卖主听后虽然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有一种专门打袜子的,生意很红火。现在人们穿的祙子,因为是用机器编织而成,在过去被乡下人称作“洋袜子”,乡下人很少买得起。那时候,乡下人大多穿自家用棉布缝的布袜,或者是用手工机械打织的线袜,所以那时“打袜子”也是一种串乡的时兴行业。打袜子的人肩担一副小挑、游乡串村,遇到顾主就设地摊,双方商妥价格后,由顾主拿棉线,小商贩用手操作机械,一圈一圈加工编织,要长则长,要短则短,最后按编织双数及长短程度计算加工费。由于打的线袜比自家缝制的布袜柔软舒适,样式又好看,加工费也不算很贵,所以生意也很兴隆,一设下摊就能打织半天、整天、甚至连续几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除了经营平民百姓所需的针头线脑等生活用品外,还有一些货郎,专门经营与文化有关的东西,乡下那些识文断字的人特别喜欢这些货郎。

过去文化人写字大都用毛笔,使用的墨汁是用墨锭在砚台里研磨出来的。这些笔和墨除进城、赶会购买外,乡下有一种专门卖笔、墨的小商贩,串私熟馆和学校销售。他们担一副担子,或身背一个小包裹,行动轻便,串了这个学馆又去串那个学馆。

到学馆后,他们先与教师接洽,拿出样品让老师看,并夸说自家的笔、墨质量如何如何好,价格如何如何公道,请老师允其在学生中推销。教师同意后,他在院中展出笔和墨,让学子们挑拣选购。若能成交几笔,临走时有的还送支笔或墨锭给老师作为酬谢。笔墨挑子有时还要下山东,去口外,云游四方,大把大把赚钱。

后来,学生写字的工具越来越多了,除了当初的毛笔外,又出现了钢笔,铅笔等,即便用毛笔写字,也不再用墨锭研磨墨汁了,而是使用成瓶的墨汁,红、兰、黑等各种颜色应有尽有。

学生使用钢笔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专修钢笔的小货郎。钢笔容易坏,买新的又价值不菲,所以那时候修钢笔的也很吃香。他们背一个小木箱,里面放着修钢笔常用的简单工具,尖嘴钳子,粗砂布,小刀片等,还有钢笔容易损坏的零部件,比如笔尖啦,水囊啦,笔帽啦。

修钢笔的专门游走在各个学校之间。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就会围拢过来,拿出自己的钢笔来修理。修理钢笔的费用不高,常常是毛儿八分的,但架不住活多,所以收入还强差人意。我认识一位修钢笔的,碰到有毛病的钢笔时不光手到病除,还能用小刻刀在钢笔杆上刻字,主人的姓名,毛主席语录,有时候也刻一只小鸟,一株兰草等,非常美,给他的生意添色不少。

我小时候,学校里还经常有兜售小人书的货郎。打开简单的货箱盖,上面摆放着几排整整齐齐的小人书。有手绘的,有电影剧照的,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那时候非常流行打仗、抓特务的故事,小人书的内容大多是这些。

因为家里穷,孩子们买一本小人书也不容易,常常要积攒很长时候的零钱才能买一本。积攒零钱的途径很多,比如放了学到处捡破烂,比如多帮家里人干活得奖励,比如到树林里捡蝉脱挖草药等等,用劳动换来的零钱买小人书心里很高兴,几乎每个孩子都珍藏着一摞厚厚的小人书。下了课,放了学,拿出来看很是满足。

当然,一个人买得再多也不行,总会遇见自己没有看过小人书,这时候交换着看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所以那时候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交流画书。

还有一种专门售卖灶君画的货郎,也算是与文化有关吧。过去乡下人不了解科学知识,迷信思想重,不少人信神信鬼,把自己的贫富祸福完全归结于天命。为了祈求神灵保佑,不仅很多地方盖有规模宏大的寺庙,而且各家各户也设置牌位,敬天地、敬财神、敬关帝、敬马王等,并且普遍地要敬奉灶君,我们那里称为“老灶爷”。

传说中的灶神为张灶君,他监视着各家人的善恶言行,每年旧历腊月二十三日到天宫向玉皇大帝汇报,赐善者以福,降恶者以祸, 所以家家户户都在腊月二十三,非常虔诚地“祭灶”,祈求灶神“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农家敬的灶神,少数是用黄表纸书写成牌位,上面写“供奉张灶君尊神之位”,多数是每年要买一张彩色神画,供奉在厨房灶台上。

这种灶神画是用木板套色印刷,正当中有灶君夫妇二人半身像,大胖圆脸,慈眉善目。上部印有当年十二个月的大小月份,二十四节气日期等,成为农民的简易“日历”。

售卖灶神画的腊月开始上市,他们用竹帘和布把灶神画包好,背在背后串乡游村,高喊着“谁请老灶爷”,需买灶神的各户家长为其主顾。但是,买灶神画不能说是“买”,而要说成“请”,如说“请一张灶爷”,以示对神明的尊敬。买回后,暂时保存起来,等到二十三日“祭灶”前才将旧灶神画揭掉,恭恭敬敬地换上新的灶神画。

前不久的一天,我看见有人在网上发布消息说,因为某些当年名不见经传的画者现在成了蜚声天下的大画家,或者因为某种政治风云的变幻,某某本连环画(小人书)被人竞相收藏,价格连年飞涨,现在的市场销售价为多少万元。假如当年我和小伙伴手里的那些成堆成箱的连环画都还在的话,我们说不定一个个都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个体商户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门店逐渐变成了人声鼎沸的商场超市,许多日用品不出村即可买到。那些货郎们游乡串村的身影,那些熟悉的吆喝声,叮叮咚咚的货郎鼓声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云烟里,只是在偶尔的时光里,让人回想起来,恍如还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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