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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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读小学那会，父亲从他的书架里抽出两本书来让我课外阅读。一本叫《古丽雅的道路》，另一本叫《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古丽雅和卓雅都是从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舒拉则是卓娅的弟弟，也是一个英雄，不过是男的。那两本书是讲述她（他）们英雄事迹的。父亲要我读那两本书，猜想一是要培养我的阅读能力和习惯，二来大概也想给我输入些“正能量”。那两本书都是繁体字的，而且与学校的教科书不同，是竖排版印刷的书。父亲为了减少我的阅读障碍，特地在繁体字旁边注上简体字。可是我那时正贪玩，对“正能量”没有什么感觉和兴趣，加上识字太少，所以虽然勉为其难地读过几页，却没有多少能量进入大脑和血液，很快就半途而废读不下去了。
后来过了两三年，认得的字多点了，有一次在家里的书架上瞎翻，翻到一本收获杂志，里面有一篇长篇小说叫做《平原枪声》，试着瞎看看，居然就读完了。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如今回想起来，那书里的故事情节早就成为一片空白了，唯独开篇一句“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却还印在脑子里。事实上正是那老槐树上吊着的倒霉鬼吊起了我的好奇心，想看看那家伙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以至于被人拿下吊到树上去的，我才被一路牵着鼻子读完那本小说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国》的开篇“穿过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为很多读者所推崇，我却觉得“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更好。人吊上去了，读书的兴致也随之被吊起来了，对于初学阅读的孩子尤其是这样的吧。
《平原枪声》读完之后，阅读的兴趣和信心得到开发鼓励，又找了一堆内容大同小异的小说来读。《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还有诸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的都是那时候读的。那时候这些小说都被归类为“毒草书”，不容易借到的。我辗转借来读的通常都没有封面，毛糙的牛皮纸包在外面代替封面，书页的边角卷起，有的还缺张少页。但读来还是津津有味，乐而不疲的。尤其因为这些书都是“毒草”，读时仿佛有种“吸毒”的神秘和刺激，读完飘飘然似乎有些小小的成就感似地。
我在刚开始阅读时，喜欢读的差不多都是战争类的小说。我们那时称这类小说为“打的”。必得要“打的”读来才有趣，“不打的”沉闷无聊，在那时看来都是烂书，可以丢进垃圾桶的。据说人类天性应该是爱好和平的，我总觉得怀疑，至少小时候我们读小说（看电影也一样）的时候，总是唯恐天下不乱，要战争不要和平的。史更新，杨子荣，老洪等上述小说里的那些勇敢善战的人物至今记忆犹新，自然是永垂不朽的；就是猪头小队长，座山雕，许大马棒之类的反面人物也依然印象深刻，估计永远活在心中了。那时在读“打的”小说时，最不耐烦的是书里突然会冒出个女的来。如果是蝴蝶迷那样左右开弓善使双枪的女土匪倒也无妨的，可正读的欲罢不能时，书里忽然跑出来个小白鸽白茹混在一帮“打的”大老爷们当中，时不时地同参谋长少剑波来点眉目传情玩暧昧之类的，便让人觉得胃口大倒，不胜其烦。我当初读《林海雪原》时，只要看到白茹出场，是立刻跳过不读的，有时一跳几页，心里还会想“何不让座山雕带两个土匪来把她捉走了才好”。
然而事随情迁，过了几年，岁数稍大之后，喜欢读的小说的内容也有了改变。“打不打的”似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书里冒出个女的来，也不再觉得讨厌。反倒是没有女的出来会觉得缺少了什么，有种莫名的失落和寂寞。但当然那女的必须得是年轻漂亮的，读到大婶大妈或者年纪一大把的老太太时还是一目十行赶紧跳过去的。那时我有个邻居比我大几岁，比较学问渊博，见多识广。他对我读的那些“打的”小说很不以为然，给我搞了一本所谓货真价实成色十足的“毒草”《青春之歌》来“毒害”我，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很黄的”。果然读过之后有些中毒上瘾的感觉，林道静的倩影老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后来又去搞了两本升级版的“黄”书《苦菜花》《迎春花》来读，可每每读到关键之处，忽然觉得前言不搭后语，再仔细看看书下角的页码，原来“精华”被整页撕走了。好像电影《色戒》有未删节版和删节版，世界人民欣赏未删节版，中国人民欣赏删节版一样，我那时读到的也常常不过是“精华”被撕走了的删节版的“毒草”而已。不过，话虽如此，那些“毒草”的“毒”还是部分流进了我的大脑，而且残留在那里至今未能排除干净，以至于到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个别情节和人物。比如记得《迎春花》里有个小个子无赖叫江任宝的，怕老婆又要面子，却还会利用把柄胁迫地主老婆去高粱地里搞“地震”。很多年后，有一次在国外看国内春节晚会的录像，看到有个兴奋的小个子在那里蹦蹦跳跳连说带唱演小品，脑子里一下就跳出了“江任宝”来，赶紧去查那小个子的名字，使我稍感失落的是：那小个子的名字叫某长江，不叫江任宝唉。
岁月匆匆，逝者如斯。现在的“毒”也许会在奶粉里，食品里，空气里，泥土里，却不在书里的。无论从前多么神秘刺激的“毒草”书，如今都能读得到，就是那些被撕走被删节或者被“此处省去二百字”的部分，去百度一下，也都会水落石出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