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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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东京留学时，还是昭和年代。年历一翻就到了昭和64年，也即是1989年。昭和64年只有一个月（其实还不满一个月），因为昭和天皇一开年就驾崩了。皇太子继位，日本进入了平成年代。如此，我到日本后一年多的时间便跨越了从昭和到平成的两个时代。
初到东京时，在明治日本语学校学习日语。那个学校位于东池袋靠近大塚的某个小巷里。离东京标志性的最高建筑阳光大厦不很远。学校的经营者兼校长是个台湾人，姓李，日本名字叫古川长治。长治校长原本据说是开饭店的，后来日本搞国际化，号称要招收十万个中国留学生，东京顿时应声冒出许多日本语学校，其中就有长治校长的明治日本语学校。学校所以冠名为“明治”，据说乃是因为长治校长本人毕业于明治大学。不过明治日本语学校既不“长治”也不“明治”，开了两年多就关门歇业了。
但我去的那会儿，明治学校正风风火火，门庭若市。学校从中国大陆招去了许多就学生（语言学校的学生叫就学生，专科或大学的学生叫留学生），那些学生到校后又替他们国内的亲戚朋友报名，把他们也办去那里就读。如此，前赴后继使得明治学校生源不断，那一阵，学校所在的那条小巷里每天三五成群，来来往往人流不断，让周围其他为生源苦恼的日本语学校羡慕嫉妒恨。
学校的校舍其实就是一栋小楼，四五层楼高——后来随着学生日渐增多，又在其他地方临时增添了一些教室。小楼底层是事务所，就是办公室，楼上各层有一两间教室，教师由社会上临时聘请来的日本人担任，妇女居多，也有退休的公司职员和个别长期居住日本的韩国人和台湾人。这些人大多并无教师资格证书或经验，但日语当然说得是纯正流畅的，尤其与无论说中国话还是日本话都夹带着明显闽南口音的校长相比较。总之学校是那种临时拼凑出来的学校，很不正规，大概与草创阶段的新东方英文补习班差不太多。
上课分上午班下午班，学生根据自己打工时间选择上课时间，班级也可随时任意调换。我刚去时在事务所楼上二楼的初级班上下午班。上课时间一点至五点，通常两点以前教室里学生寥寥无几，两点之后学生三三两两陆续进入教室，各自随便找个位子坐下，教室里顿时热闹如茶馆，嗡嗡声一片。教师在上面声嘶力竭自说自话，学生在下面与左右前后同学聊天，交换打工信息。也有因打工太多而睡眠不足的伙计，全然不受环境嘈杂干扰，伏在课桌上呼呼大睡，口水从嘴角流出拖成一条透明的细线垂荡到桌面上，积成一片小水摊。三点钟课间休息前教师点名，出勤率事关学生是否能够延续学生签证。点名完毕课间休息时，已有学生溜号。下半场上课到四点时，多半学生三三两两起身而去，从头至尾全程上课的学生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
我在这个班级待了个把月，对此班级有下述几件事仍在记忆中。一是上课时，有个事务所的张小姐，有一次忽然推门直入教室，对老师说一声“我是事务所的”，然后径直跑到讲台上，对坐在下面的学生说如果有女生想要去酒吧打工的，可以去事务所找她。她在黑板上写一个很大的1000，告诉大家如果去外面打工，时薪不过六七百，可是她介绍的酒吧，最低一千一小时。有男生举手叫道：我要去。张小姐眼一瞪说：你是女的啊？这个张小姐听说是校长的亲戚，事务所似乎归她管，事务所里临时雇来的日本女孩有事都问她。张小姐是个瘦子，胸却硕大无比，说话走路风风火火，上下楼梯时，怀里仿佛揣着两只上蹦下跳的兔子。常有男学生去事务所对她嬉皮笑脸，但她不苟言笑，一脸不屑和凛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后来听说她介绍的酒吧其实是她自己开的，长治校长开饭店，张小姐开酒吧，打工仔和打工妹里有些是明治学校的学生。
其二是班里有个咋咋呼呼的女人，年纪大概四十开外，大嗓门说一口京片子。每次课上到一半，她大大咧咧地推门进来，冲着老师说一声“喜之来伊西马斯”（打扰了的意思），一屁股坐下后便旁若无人与前座的另两个北京人唠嗑儿；下半场课未上完，她又呼啦啦站起来，边将一条大围巾在脖子上缠几圈，边又冲着老师说：“先生，熬杀KI尼（先走一步意思），喜之来伊西马斯”开门扬长而去。班里另一个北京人说这女人是邱会作的儿媳，真假不知。那时班里有几个台湾女孩，有一次那女人在课堂里对老师大声嚷嚷说：我们现在在明治日语学校搞第三次国共合作。那老师是个韩国人，不知那女人说什么，一脸迷惑，那女人便环顾四周问：谁的日语好啊？翻给他听听啊。在那里上课的那段时间，有一回正赶上蒋经国在台湾过世，班里的几个台湾人似乎有些沉痛，那天那女人在班里说了几句对蒋经国不恭敬的话，结果有个台湾女孩猛然推开课桌，几步冲到那女人面前要揍她，那女人当时面如土色，连声道歉，让人大跌眼镜。
最后还有一事是这样的：当时坐在我前座的是个台湾女人，日语已然说得不错，与班级里完全开不了口的其他学生不在同一水平。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她请我到学校隔壁咖啡店喝咖啡，一边闲聊，聊天中她问我：大陆人民现在生活怎样，是不是很苦。使我忽然有些紧张并警惕起来。想起行将出国之前，有一次老父忧心忡忡地嘱咐我：到了外面一切要小心谨慎，国外世界很复杂，遇到坏人特务拉拢引诱，千万不能上当受骗云云。父亲嘱咐我时，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觉得父亲老了，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然而这时忽然想起父亲的嘱咐，觉得那女人仿佛便是台湾特务似地。于是推说要上课了，赶紧起身匆匆离开，留下那个女人一脸莫名其妙地坐在原位。那情形必是有些狼狈和尴尬的，回想起来颇为滑稽有趣。
在那个班级待了个把月，我觉得学不到东西，便一边加紧自学，一边要求换班，去所谓的高级班看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