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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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个移民城市，那里有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当初国共内战，蒋军颓势毕现，华东解放军趁势挥军南下，进驻原来的国统区。华东解放军在上海留下了一批干部，就是世人所谓的南下干部。南下干部基本来自山东，当初在上海的山东人里，许多便是这样的南下干部。
我父亲也是那拨南下干部中的一员，他当初到上海时不到二十岁。听父亲说他们到上海后上街去瞎逛十里洋场，有本地的上海人稍带戏谑地称呼他们为小山东，他们脖子一梗说道：小山东怎样，小山东可以解放大上海，可以解放全中国。想必是意气风发自我感觉良好的吧。
父亲来到举目无亲的大上海，最亲近的自然是与他一同南下到上海的老乡和战友。他在上海最要好的是两家：一家住在徐家汇的衡山路，一家住在华师大的师大一村。我们兄弟小的时候，逢年过节，父母总会带我们去走访那两家。
衡山路的那一位是个老者，头发银白，眼皮耷拉着看不到眼珠。他在文革中摔断了腿，最初两个咯吱窝下面拄着双拐，后来好了，双拐换成了一根手杖，就如张灵甫那样，走路还是拖着一条腿。那老者是抗日时期的老革命，和我父亲是同村老乡，还是本家亲戚（同一个老祖宗的意思吧）。是这个同乡老者将我父亲领上了“革命道路”。我稍大后逐步听说，父亲十三岁时，老者从部队回家将父亲和村子里的另一个孩子带去了部队。父亲幼年时，他的父亲也就是本人的爷爷就死了。父亲说他只记得他父亲是高个子，其余记忆是一片空白。父亲还有过不少兄弟姐妹，但都很小就夭折了，只有他一个活了下来，但他与我奶奶孤儿寡母在村里的日子很不好过，那个本家老乡就把他带出去当兵了。可是离家之后他太思念我的奶奶，所以半年之后跑回了家。到了第二年父亲满了十四岁，大概成熟老练点了，那个老乡又将他接回部队，之后便“革命路上不回头”，到部队南下时，他与那个老者都到了上海，老者带出村子的另一个孩子随军打到南京，一直呆在部队，后来是南京军区许世友的部下。
我们小时候去市里玩的机会很少，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可以乘机坐电车公共汽车斜穿半个上海去兜兜风，那使得我们总是兴奋雀跃激动莫名。但真到了那个老者的家里却常常觉得无聊，巴不得赶快离开。那老者家里没有小孩，只有一个老伴和一个年龄比我们大许多的养子。那个老伴是乡下老家带出来的，一个土得掉渣的小老太太。小脚小头，小眼睛小鼻子，笑起来五官走到一处，脸上的皱纹向纵深发展，变成一条条又长又深的沟壑。她似乎总也记不住我们兄弟的名字，用老大老二老三之类的作为我们的称呼，她把老二叫做“捞乐”，还时常将“捞乐”与老三相混肴，我们觉得她搞不清楚，对她十分不耐。那个养子也是乡下老家带出来的，小名叫天津（不知为什么不叫山东），是老者留在乡下老家的弟弟的儿子。据说那天津刚带到上海时犹如润土一般胆怯。但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上海呆了好几年，山东腔的普通话里时或夹杂几句上海话，犹如现在许多人说中国话时总要冒出几个OK不OK的英文单词一样。
儿时的对于那老者的记忆还有如下两点：一是他家里饭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张镶在镜框里的遗像，像上是老者的父亲，容貌与老者十分相似，只是留着山羊胡，头上还带着一顶瓜皮帽，与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脑袋上的那顶差不多。那使我朦胧之中觉得相片里的山羊胡子是老地主，心中暗自奇怪老革命的爸爸为什么是老地主，而且还公然将老地主的相片挂在墙上。
其二是父亲与那老者相互间的称呼。父亲与他是两代人，但他们彼此却直呼其名（称呼时不带姓）。而其他去老者家里的山东老乡们对那老者极为尊敬，与老者同辈的称其为哥，与父亲同辈的称老者为叔，而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则称呼老者为大爷。有一回我跟着其他小孩叫老者为大爷，老者笑着说：你不能叫我大爷的。我奇怪不解，问他为什么，他笑着看看一边的父亲说：回去让你爸爸告诉你吧。后来父亲告诉我，原来父亲在村里的辈分极高，高到按辈分排列，那老者应该称呼我们兄弟为爷爷。
小学五年级的那个夏天，父亲送我去老者的家里呆了三个星期。因为老者的老伴，就是那个“捞乐”过世了，家里很冷清。父亲送我去增加点生气。我在那里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个叫跃进的小胖子与我最好。他住在老者的楼上，每日来老者家里与我下象棋讲故事。跃进的小胖肚皮里装着许多有趣的故事，他那时给我讲过的一个李大卵的故事后来一直储藏在我的记忆里。许多年后有一次我在某机场的书店里赫然看见一本书，名字叫做《天下卵》，是冯唐的小说集。看到《天下卵》傲然挺立在一排马云于丹等大师们兜售正能量的书籍当中，不觉哑然失笑。《天下卵》激活了我遥远记忆中的“李大卵”，当时想起那句“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老话，颇感叹李大卵与冯大卵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却说那个跃进，他爸爸从前是解放军，打过淮海战役，腰上被打出一个抢眼成了残废军人。跃进毫不掩饰对他爸爸的崇拜，常常鼓吹他爸爸的英雄事迹，有一次又对我鼓吹，说他爸爸十六岁就当了解放军，我立马告诉他：我爸十四岁就当了解放军。那老者兴致勃勃地在边上听我们两个小赤佬瞎吹，听到这里，笑呵呵地对我说：你爸还是我把他领出来当兵的呢。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父亲与老者之间的往事。
我后来问父亲他与那个老者从前在老家时候的往事，父亲说那个老者年轻时与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同，不爱下地干活，经常摇着扇子在村子里晃来晃去。说他胆子大，那时候有个豪绅恶霸叫做尹汉卿（不是张汉卿，不然没人敢惹）在那一带势力很大没人敢惹，但那老者却敢与之抗争。后来老者参加革命，那个尹汉卿成了汉奸，一解放就公审枪毙了。我问父亲那老者的弟弟为什么没有出来参军，父亲说他弟弟是个老实农民，那时候敢出来的通常都是胆子大不安分的人。老实人愿意留在家里种地，老婆孩子热炕头。我问父亲那他自己是不是也是不安分的人，父亲说他那时候还是小孩子，那老者说带他走，他就跟着走了。但如果不走，他可能会去跟人学中医，他说那时候有个老中医看他机灵，曾想收他为徒。我说你如果去做了中医，那我也不会在上海了啊。父亲说就是那样的，人生许多偶然，有时候面前出现不同选择，好像走到岔路口，向左拐是一种人生，向右拐是另一种人生。而至于向左还是向右，往往只是一念之差。这些话，我日后随着生活阅历增加，时常想起。
那个老者的弟弟后来去上海看他哥哥和儿子（就是天津）时曾去我们家看父亲。果然与他哥哥大相径庭，是个地道的乡下农民。说着话儿，不时向地下“噗”“噗”地吐口水，吐完伸腿用鞋底去地面上来回搓搓。父亲对此面不改色坦然相对，母亲则不断邹眉头，事后直说“脏死了”。打水取拖把拼命狠拖地板。那个乡下农民虽然未见过世面，但熟知三国演义，与父亲唠嗑时，用浓重山东口音唾沫横飞地说父亲与他哥哥还有那个南京军区许世友的部下（就是当初老者从老家带出当兵的另一个孩子）三人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使得在边上听他们唠嗑的本人觉得十分好笑。但我猜想那个老者和我父亲他们几个当年离家随军南下的为数不多的人，大概是乡下村子里的村民们的羡慕对象和闲聊时的谈资吧。
八十年代前期，老者住进医院，那时我已工作。有一次父亲去医院看过老者回来对我说老者年纪大了，可能来日无多，要我去医院看看他。我去黄浦区的一家医院看老者。他睡在病床里，鼻子里插着管子，看着已很虚弱，神志清醒，但已无精神说话了。天津在边上陪他。那之后不久，老者就过世了。老者去世后，我们再未去过徐家汇衡山路。天津偶尔来家里看看我父母，但彼此住的远，渐渐便也疏于来往。到我父母过世，我们兄弟也已都在国外，与那一家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回过头来再说说师大一村的这一位。这一位我们从小到大称之为C伯伯。C伯伯也是山东人，但他的老家离父亲的老家远，原本他们是互不相识的。父亲随军南下后曾在苏州革大参加学习培训——所谓革大顾名思义大概是革命大学的简称，就如鲁艺是鲁迅艺术学院的简称一样，C伯伯大概是在革大与父亲相识的。他比父亲稍长两三岁，是1945年之前即已参加革命的抗日干部。此外还有一位S伯伯，年龄与C伯伯相仿，也是山东人。C伯伯，S伯伯与父亲那时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轻人，相处犹如兄弟，后来一同到上海，都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我家以前墙上挂有一个镜框，里面有若干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的老相片，有父亲将我奶奶从老家接到上海后去照相馆照的相片，奶奶坐着，父亲立于一旁，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像红岩里的许云峰似的感觉。那镜框里有一张相片就是C伯伯，S伯伯和父亲的合影。三人头戴那个年代特有的干部帽，相貌青涩，C左S右，坐在前边，父亲立在后边，形成一个“品”字。那相片曾在我家旧居墙上挂了许多年，记忆犹新，可惜后来辗转数次搬家，父母过世后，我整理他们的老相片时，竟未能找到这一张。
父亲后来又被送去读工农速中（工农速成中学的简称），继之作为调干生到上海东南角的F大学读书，如此父亲离开了华师大，而C伯伯和S伯伯则一直留在华师大工作。
父亲虽说离开了师大，但他与留在那里的C伯伯，S伯伯的关系一直未曾疏远。尤其与C伯伯情同手足。C伯伯一家与我们一家也关系和睦十分亲密。C伯伯的夫人也是山东人，他们的两个孩子与我们兄弟年龄相仿，大家在一起玩耍水乳交融十分欢快。我们那时过节去C伯伯家，总会留宿一两个晚上，待到离开之时仍觉意犹未尽。
C伯伯的大孩子叫超美，那名字显而易见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产物，那年代“超英赶美”是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我读中学时光在田径队里就遇见两个“超英”，但C伯伯大概觉得英国日薄西山不值一提，直接撵两步上去将美国一把拽下来得了，便给他老大取了超美的名字。老二名叫七一，纪念我党诞辰，与“党生”之类的名字是一个意思。
C伯伯豪爽，大声笑起来很有亲和力与感染力。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笑时眼睛眯成两个倒挂的小月亮。我后来看美国电影最喜欢的演员是扮演年轻教父和愤怒公牛的罗伯特德内罗。一是因为他的高超演技无人能够匹敌，二是他的相貌与C伯伯有几分相似，尤其是笑起来的表情。C伯伯说我二弟像《平原游击队》里双枪李向阳的助手老侯，还学那个老侯在电影里用盒子炮顶在汉奸腰里给汉奸上政治课时的台词：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他的小儿子七一能背诵不少毛主席诗词，还在少体校学过体操，走路时助跑两步突然扭转身体跳起来“啪”地甩出一个旋风腿。C伯伯让七一背毛主席诗词给父亲听，自己在边上心满意足笑呵呵地欣赏。
每次去师大，父亲还要与C伯伯一同去走访S伯伯，之后再去看望一个叫做老焦伯伯的老者。S伯伯是个络腮胡子，每次看到我们便说：让伯伯亲亲。然后凑上来将我们几个小孩轮番捉住，用他的络腮胡子在我们脸上脖子上来回左右地蹭，蹭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都很喜欢他。他喜欢喝酒，父亲说他是有酒必喝，每喝必醉，每醉必胡说八道。他好像很中意那个总结，与人喝酒时常常向别人介绍说：小Y（指父亲）说我是有酒必喝，每喝必醉，每醉必胡说八道，看看今天醉还是不醉。S伯伯还有件轶事，听父亲说他们当初单身时，S伯伯最先找到对象，他将C伯伯和父亲介绍给他的对象也就是他后来的夫人认识，之后他的对象在背后数次称赞他的两个兄弟人很不错，S伯伯听得不耐烦，说：好，好，好什么好？他们好，你找他们去。
老焦伯伯年龄大一些，是三八式的老干部。身材颀长瘦削，面容清癯。父亲，C伯伯和S伯伯对他都很尊敬，在他面前仿佛不怎么互开玩笑。他家很大，房间一个套着一个，连厨房都很宽敞。通向院子走廊和房前外面的家门有三四个。他家里按有电话，这是那个时代高级干部才有的待遇。他很和蔼，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高，他的夫人我们称之为郑娘娘，快人快语，两人性格恰成对比。父亲说他抗日时期已是县委书记，我按电影里看到的抗日干部形象想象他在烽火连绵岁月中的战斗身影，头上包块白毛巾，脖子后面扎一个结，腰里别一把盒子枪，冒着日寇的枪林弹雨挺身一跃，说：同志们，冲啊！却怎么都觉得不像。倒是觉得他与望着墙上藤野先生的小像，忽然良心发现，“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的鲁迅先生很有几分相像。老焦伯伯和郑娘娘都手不离烟，两人一高一低并肩站着一边抽烟一边看他们的儿子和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院子里放鞭炮的景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老焦伯伯和郑娘娘有五个孩子，都比我们大许多。最小的那个儿子叫毛毛，也比我们大好几岁。我们那时曾经跟在毛毛屁股后面玩过几次，有两件小事依然记得。
一是他弹药库充足拥有许多大小不一的鞭炮，令我们无比羡慕。那时候上海没有卖鞭炮的，过春节时看他毫不吝惜地大放鞭炮，着实让人眼红。他将小鞭炮点燃，待引线即将燃尽时忽然甩向漫不经心悠然在院子里觅食的母鸡，鞭炮炸响，母鸡“过过过”地惊叫着，煽动鸡翅猛跃向半空。那情景让我们兴奋又刺激。郑娘娘每每叫毛毛送鞭炮给我们，而毛毛也总是豪爽大方，一送便是一把，让人满心欢喜。那时候每次春节去师大玩，鞭炮总是本人高度期待的节目之一。
另一件是有一次七一与他的一个同学发生争论，双方坚持己见互不相让，将“官司”打到毛毛那里让其做仲裁。引起争论的问题来自电影《铁道卫士》。七一认为电影里的公安局高科长比特务马小飞厉害，而他同学持相反观点，证据是最后两人在火车上搏斗时，马小飞痛揍高科长，将其打得昏死了过去。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毛毛的态度立场毫不含糊，对着那个同学的后脑勺猛拍一巴掌说：他妈的，你懂个屁。高科长那时候要拆除定时炸弹，拯救人民生命财产。要不然早把那个马小飞揍死了。
读中学后我们很少跟父母去师大了。父亲后来身体不好，容易疲倦，也不似年轻时爱走动。C伯伯和S伯伯则精力依然充沛。有一次两人一大早骑自行车沿中山西路一路斜穿过上海到五角场附近的我家来看父亲。我家那时住在五楼，上午早早忽然听见下面有人大呼着父亲的名字，片刻便见到C伯伯S伯伯头上冒着热气边上楼梯便自言自语说“他妈的，这么高，爬不动了”。父亲意外之中见到他们，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那之后不久有一次听父亲说老焦伯伯患了癌症，住在医院里。没过很久又听说他去世了。父亲很感叹。有一天我看到父亲书桌上有一封C伯伯写来的信，C伯伯是不爱写信的人，我看了那信，信不长，都是说老焦伯伯的事情，最后两句说：老焦的孩子不懂事，唉，不说了！我看了印象很深，也感到C伯伯的心情不好。我问父亲为何C伯伯说老焦的孩子不懂事。父亲说他们是不懂事。然而如何不懂事并未说明。
八十年代后半期我出国离开了上海，九十年代父亲过世。那之后我再未见过C伯伯和S伯伯。逢年过节我从国外打电话给留在上海的母亲，问起C伯伯S伯伯他们，母亲说现在都有了电话，联系方便，过年过节都是电话互相问候一下。年纪大了也懒得走动了。九五年我去澳洲游玩，听母亲说C伯伯的儿子七一在悉尼。我让母亲向C伯伯要了七一的住址，去悉尼时与七一时隔多年在异国他乡见了面。他那时已结婚，还有了刚出生的儿子。
到我母亲也离世之后，我们与父亲在师大的故交便也都失去了联系。
前些年我时隔多年回上海工作了数年。之后又回到加拿大。在加拿大找了份工作，在工作单位遇到一个同事，来自台湾。他原是台湾国军空军的中校，军校出身。攀谈之中说起，原来他老家也是山东，当初国共内战时他父亲参加蒋军，战败随老蒋撤去了台湾。我开玩笑对他说我父亲当初参加了解放军，是解放军的老乡把国军的老乡赶去了台湾。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移民），我们两个山东老乡又走到一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