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之辨考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明雁门关瓮城门所题“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中，“三边”“九塞”如何解释？作为坐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桂冠的代县人，必须了解雁门关的来龙去脉，否则，会让“南绛北代”“一座雁门关，半部华夏史”的文化真容黯然失色。

何以谓之雁门？这是必须弄清楚的。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者，重峦叠障，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蜚雁出于其间，故名。雁门，一指州县，二指隘口。显然，前文雁门指雁门关及雁门关所在隘口。雁门关，在代州西北四十里，因隘置关，洪武七年筑关城，嘉靖中增修，万历二十五年复筑。门楼久圮。国朝同治六年，雁平道贵肇重修。今关虽建自明，然亦唐以前北出之通衢。《代州志》明确指出明雁门关（今代县雁门关景区）唐之前就成为交通要塞，与古雁门西陉关均为军事重地。雁门关，泽被生灵，功垂社稷。观其战场前沿阵地，千里川原开阵垒，三边方镇拥旌旄。但这时雁门关还没有真正占居“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之地位，因为有大同云中的边墙发挥着防线作用，雁门关仅是大后方的战略防御重地。真正让雁门关高大上起来，是在明清时内长城作用的发挥。在明永乐迁都北京后，由于靠近边境，大同等地成为冲要，所以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丁酉，在沿边（甘肃、宁夏、大同、辽东等地）的城堡修筑渐次展开。特别是明英宗在土木堡当了俘虏之后，明皇室大受刺激。在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登基后，于成化三年修建第二道防线——内长城，并建造宁武关。自此有了偏头关、雁门关、宁武关合称内长城外三关的说法。而雁平道、雁门关守御千户所的设置，使雁门关在三关地位中举足轻重起来。是时，俺答诸部强横，屡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晋阳南北，烟火萧然。有史为证，明朝嘉靖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俺答接连三年入侵代州（今代县）、崞县（今原平）、忻州，屡次深入到太原府境。明廷深受震动，议定三大措施：一是把三关守备从代州城的守备府前移到雁门关外的新、旧广武，加强一线的防守。二是在代州城增设参将府，另派重将坐镇代州城，并建立常备军“东路营”，驻守勾注陉（西陉关）、雁门关。三是中军都督府的都督、都督佥事，每至秋防紧急的六月到十月间，要到代州来驻五、六个月，亲临雁门关前线“督抚”。巡抚都御史陈讲请为此上书“以兵六千戍老营堡东界之长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关形势，宁武为中路，莫要于神池，偏头为西路，莫要于老营堡，皆宜改设参将。雁门为东路，莫要于北楼诸口，宜增设把总、指挥。而移神池守备于利民堡，老营堡游击于八角所，各增军设备”。帝悉许之。西路、中路、东路皆受都督府的都督节制，代州雁门关作为内长城线上的桥头堡，成了山西镇太原府关注的重中之重。

那么，三边冲要无双地之中，三边作何解释？一直是个谜题。首先要从长城说起，众所周知，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一直是处于一种劫掠与防守、征服与被征服、和平与被和平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为了解决彼此冲突、碰撞带来的不稳定局面，构筑长城成为历代王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历史的车轮碾压元朝最后一丝命脉后，战争的阴云惯性地时聚时散，长城不甘饱受沧桑和荣辱的命运仍在续写。大明初期为了应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压力，明朝政府陆续在北长城沿线设立军镇。这项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永乐年间才成型。据《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关，三边治府驻固原，是为九边。”终明一朝，沿东西防线形成9大军区重镇，由东往西依次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太原镇）、延绥镇（别称榆林镇）、固原镇（别称陕西镇）、宁夏镇、甘肃镇。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至明晚时期，发展为九边十三镇（甚或十六镇），其中，到了嘉靖年间又于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万历年间又从蓟州镇分出山海镇，从固原镇分出临洮镇，至此，从而形成了明朝“九边十三镇”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这道漫长的防线通称为“九边”，也就是史载“九边重镇”的由来。有人要说，当下要讨论的是“三边”，说这些是不是有点离题？！

其实，这些内容都与三边论证无法剥离。不过，大凡考证，要以史料为证。明朝时，边防建设始终是朱明王朝关注的焦点。作为屏护中原及明都城北京的雁门关，是明朝以来重点建设的边防要塞之一。九边重镇始设于明初，修葺于永乐、正统年间，完成于嘉靖以后。沿九边重镇分布星罗棋布的卫所、关隘和城堡。每镇驻守官兵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总兵力常达百余万人，其防卫之严密为以前各朝代所末有。“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防御。”九边中最后一个设立的是固原镇，却是三边治府总治所在，其设置于弘治十四年，因蒙古火筛部侵扰边患日重而设，后来因时因势固原成为三边治府总治所在，更加重要。经查阅资料知，明初时“三边”主要指九边中陕西西北部的宁夏、甘肃、延绥三重镇。明中后期，由于战争变化和战场西渐，为协调三边作战而设三边总治到固原，故又有了“三边四镇”之说。其后明朝防线萎缩，为防止蒙古部落由河套地区入侵，太原镇迁至偏头，专门统驭偏头三关。比如，我们熟知的杀虎口是衔接中原农耕文明和河套游牧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由于大同四周山地较为平缓，所以外长城防线被突破是常有的事，所以仅靠大同镇防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外长城后再设置一道防线拦截，为太原、忻州布防争取时间，这就是山西镇的内长城出场的历史背景。其中，大同镇、山西镇（太原镇）和宣府镇被号称为明代北防九边的“中三边”，这三镇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些军事重镇的设置，对于明朝与蒙古残余势力的防御作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史为证，洪武三年正月，置蔚州卫指挥使（现为河北蔚县，时属大同府管辖）和大同左、右二卫，八月，置朔州卫。洪武四年七月朱元璋先是先遣使命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自北平往山西操练士马。谕之：“凡为国者贵有备，有备则无患。古人当平康之时，克诘戎兵，内以安国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虏，尤不可无备。故命卿帅诸将校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如调遣征进迤西等处，从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东胜军马及新附鞑靼官军悉听节制（《明太祖实录》载）。接着又于洪武六年五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明太祖实录》载）。从长城的布局到兵员的分配，从长城的构筑到粮草武器弹药的贮存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内长城沿线最重要的三个关口就是偏头关、雁门关和宁武关，统称“外三关”。而外三关中，偏头关防守的是从河套沿黄河河谷南下的敌人，宁武关守御吕梁山脉中的道路，雁门关镶嵌在恒山之中，南部就是忻州盆地，再往南就是太原。内长城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明朝九边发展至嘉靖时期已完全成熟，在隆庆时期又有所发展，常年在低强度的边境战争中磨砺出的精锐部队，成为明朝大部分时间的武力支柱，也是后来取得万历三大征讨胜利的武力支撑。

那么“九塞”又是咋回事呢？早在《吕氏春秋》中就有“天下九塞，句注其一”之说。《吕氏春秋·有始》这样写道“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崤、井、令疵、勾注、居庸。”西晋咸宁元年（275年）勾注碑亦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勾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而在《吕氏春秋·卷十三》中这样解：何谓九塞？太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整卷并无“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句。很简单，《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前后，那时就没有雁门一词。《山海经》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后人又有所增改。其中有“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记载，雁门自此跃入读者眼帘。至于雁门关之称，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唐驻军于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防守。《唐书·地理志》描述这里“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雁门”名称的由来，据明《永乐大典·太原志》称：“代山（即雁门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无疑与《唐书》呼应。自建雁门关后，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传。雁门关东走平型关、倒马关，直抵幽燕，连接瀚海；西去宁武关、偏头关至黄河边。再看洪武时期，共有七个都指挥使司，经洪武八年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后，其与“九塞王”共同稳定北部边防。朱元璋时期，明朝依旧控制甘肃以西至哈密地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内，明朝边界不断内缩，直至完全收缩至长城沿线，而九边重镇正是在这一时期内形成。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朱元璋推行塞王守边策略，将自己的9个儿子分封在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万里北疆上，统辖漠南诸卫所，抵御蒙古骑兵，此时的明军占据长城以北的东胜、兴和、开平、玉林、大宁等军镇。处在立国初期的明军依然极有战斗力，依托要塞和长城形成稳固的防御纵深体系，对残元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明朝北部的蒙古诸部军队以骑兵为主，明军虽能依托城防坚守，但是由于战线太长，兵力经不住分散。蒙古骑兵可以利用其机动性的优势，集中兵力来攻打长城防线的薄弱之处，所以，面对日益强大的敌人，为了协调各个边镇的作战，能够在一定区域内协调指挥各边镇作战的职务应运而生，九塞自此堂而皇之登场。九塞，成了泛指中原地区的九个古长城要塞。雁门关成为九塞之一军事重镇自在情理之中。九边被分成三个大的区域，分别由三名高级文官担任总督，即管辖蓟州镇与辽东镇的蓟辽总督，管辖宣府镇、大同镇与山西镇的宣大总督，管辖延绥镇、宁夏镇与甘肃镇的三边总督。

经大量史料佐证，外三边实则是西线冲要之地，中三边才是京畿屏障的冲要之地，九塞是三大战区的核心。笔者的结论是：雁门关置于中三边、九塞之内长城沿线的战略枢纽之地，沟通内外，扼守南北通道地理之最险要处。前人皆说雁门关“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由此可见，雁门关地理既险要又重要。故有“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之联语，没有此联之支撑，也就没有“中华第一关”之美誉。据雁门碑钞《重修靖边楼记》云：“代为古雁门郡，南卫太原，北控云中，山川形胜，屹然为三关锁钥。”大清道光二十七年《重修靖边楼记》载：“代，雁门故郡，地控九边，为晋北咽喉；山川雄壮，故号强藩。”说明代州自明以来一直是三边之冲要，三关之锁钥。而雁门关是代州边塞之门户，京畿屏藩之重地，自然是中三边之要害。

有人要问，“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出处何在？究竟为何人所书？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出处。仅在《舆图志》见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记载，而西晋咸宁元年（275年）句注碑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句注（塞）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万历版《代州志》、乾隆版《代州志》、光绪版《代州志》、《直隶代州志》均无记载，亦非民间相传的所谓傅山先生所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见到这幅对联时，早已面目全非，仅有一个“要”字比较清晰。原“要”字今存放于雁门关展厅。笔者的结论是：对联疑为无名氏创作，字体也非傅山书法风格。据在雁门关工作过的孙志跃老师回忆，对联在重修时已经残缺，其内容可能南口村的王作舟明白。因为其父亲曾是雁门关护关的承包商，走访结果是雁门关当地人连对联内容也弄不明白。笔者理解是对联为明嘉靖至大清同治年间维修时镌刻而成，民国辛亥革命时期，晋军驻防时有战事发生，根本无暇顾及雁门关的文化创意设计。按常理创建年代越近，应该是时代记忆越清晰。据笔者分析，雄关雁门遗存除遭到军阀混战的破坏外，也受到过抗日烽火的洗礼。当年斑驳的字迹可能为枪痕所累。今存对联为雁门关修复时重新补录上去的。傅山先生的人品与书品备受海内外各界人士敬重，傅山书法艺术作品早已成为中华艺术长河中的珍宝。如为傅山真迹，应申报为石刻文物。傅山这位书法艺术巨匠留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上的辉煌业绩，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人文墨迹作为华夏文化的光彩与荣耀，理应去伪存真，予以保护、展示、利用。笔者以为，这里主要弄清雁门关之三边、九塞就达到了目的，其余追溯有待后人进一步做出论证。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明雁门关瓮城门所题“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中，“三边”“九塞”如何解释？作为坐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桂冠的代县人，必须了解雁门关的来龙去脉，否则，会让“南绛北代”“一座雁门关，半部华夏史”的文化真容黯然失色。

何以谓之雁门？这是必须弄清楚的。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者，重峦叠障，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蜚雁出于其间，故名。雁门，一指州县，二指隘口。雁门关，在代州西北四十里，因隘置关，洪武七年筑关城，嘉靖中增修，万历二十五年复筑。门楼久圮。国朝同治六年，雁平道贵肇重修。今关虽建自明，然亦唐以前北出之通衢。《代州志》明确指出明雁门关（今代县雁门关景区）唐之前就成为交通要塞，与古雁门西陉关均为军事重地。雁门关，泽被生灵，功垂社稷。观其战场前沿阵地，千里川原开阵垒，三边方镇拥旌旄。但这时雁门关还没有真正占居“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之地位，因为有大同云中的边墙发挥着防线作用，雁门关仅是大后方的战略防御重地。真正让雁门关高大上起来，是在明清时内长城作用的发挥。在明永乐迁都北京后，由于靠近边境，大同等地成为冲要，所以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丁酉，在沿边（甘肃、宁夏、大同、辽东等地）的城堡修筑渐次展开。特别是明英宗在土木堡当了俘虏之后，明皇室大受刺激。在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登基后，于成化三年修建第二道防线——内长城，并建造宁武关。自此有了偏头关、雁门关、宁武关合称内长城外三关的说法。而雁平道、雁门关守御千户所的设置，使雁门关在三关地位中举足轻重起来。是时，俺答诸部强横，屡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晋阳南北，烟火萧然。有史为证，明朝嘉靖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俺答接连三年入侵代州（今代县）、崞县（今原平）、忻州，屡次深入到太原府境。明廷深受震动，议定三大措施：一是把三关守备从代州城的守备府前移到雁门关外的新、旧广武，加强一线的防守。二是在代州城增设参将府，另派重将坐镇代州城，并建立常备军“东路营”，驻守勾注陉（西陉关）、雁门关。三是中军都督府的都督、都督佥事，每至秋防紧急的六月到十月间，要到代州来驻五、六个月，亲临雁门关前线“督抚”。巡抚都御史陈讲请为此上书“以兵六千戍老营堡东界之长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关形势，宁武为中路，莫要于神池，偏头为西路，莫要于老营堡，皆宜改设参将。雁门为东路，莫要于北楼诸口，宜增设把总、指挥。而移神池守备于利民堡，老营堡游击于八角所，各增军设备”。帝悉许之。西路、中路、东路皆受都督府的都督节制，代州雁门关作为内长城线上的桥头堡，成了山西镇太原府关注的重中之重。

那么，三边冲要无双地之中，三边作何解释？一直是个谜题。首先要从长城说起，众所周知，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一直是处于一种劫掠与防守、征服与被征服、和平与被和平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为了解决彼此冲突、碰撞带来的不稳定局面，构筑长城成为历代王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历史的车轮碾压元朝最后一丝命脉后，战争的阴云惯性地时聚时散，长城不甘饱受沧桑和荣辱的命运仍在续写。大明初期为了应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压力，明朝政府陆续在北长城沿线设立军镇。这项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永乐年间才成型。据《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关，三边治府驻固原，是为九边。”终明一朝，沿东西防线形成9大军区重镇，由东往西依次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太原镇）、延绥镇（别称榆林镇）、固原镇（别称陕西镇）、宁夏镇、甘肃镇。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至明晚时期，发展为九边十三镇（甚或十六镇），其中，到了嘉靖年间又于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万历年间又从蓟州镇分出山海镇，从固原镇分出临洮镇，至此，从而形成了明朝“九边十三镇”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这道漫长的防线通称为“九边”，也就是史载“九边重镇”的由来。有人要说，当下要讨论的是“三边”，说这些是不是有点离题？！

其实，这些内容都与三边论证无法剥离。不过，大凡考证，要以史料为证。明朝时，边防建设始终是朱明王朝关注的焦点。作为屏护中原及明都城北京的雁门关，是明朝以来重点建设的边防要塞之一。九边重镇始设于明初，修葺于永乐、正统年间，完成于嘉靖以后。沿九边重镇分布星罗棋布的卫所、关隘和城堡。每镇驻守官兵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总兵力常达百余万人，其防卫之严密为以前各朝代所末有。“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防御。”九边中最后一个设立的是固原镇，却是三边治府总治所在，其设置于弘治十四年，因蒙古火筛部侵扰边患日重而设，后来因时因势固原成为三边治府总治所在，更加重要。经查阅资料知，明初时“三边”主要指九边中陕西西北部的宁夏、甘肃、延绥三重镇。明中后期，由于战争变化和战场西渐，为协调三边作战而设三边总治到固原，故又有了“三边四镇”之说。其后明朝防线萎缩，为防止蒙古部落由河套地区入侵，太原镇迁至偏头，专门统驭偏头三关。比如，我们熟知的杀虎口是衔接中原农耕文明和河套游牧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由于大同四周山地较为平缓，所以外长城防线被突破是常有的事，所以仅靠大同镇防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外长城后再设置一道防线拦截，为太原、忻州布防争取时间，这就是山西镇的内长城出场的历史背景。其中，大同镇、山西镇（太原镇）和宣府镇被号称为明代北防九边的“中三边”，这三镇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些军事重镇的设置，对于明朝与蒙古残余势力的防御作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史为证，洪武三年正月，置蔚州卫指挥使（现为河北蔚县，时属大同府管辖）和大同左、右二卫，八月，置朔州卫。洪武四年七月朱元璋先是先遣使命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自北平往山西操练士马。谕之：“凡为国者贵有备，有备则无患。古人当平康之时，克诘戎兵，内以安国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虏，尤不可无备。故命卿帅诸将校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如调遣征进迤西等处，从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东胜军马及新附鞑靼官军悉听节制（《明太祖实录》载）。接着又于洪武六年五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明太祖实录》载）。从长城的布局到兵员的分配，从长城的构筑到粮草武器弹药的贮存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内长城沿线最重要的三个关口就是偏头关、雁门关和宁武关，统称“外三关”。而外三关中，偏头关防守的是从河套沿黄河河谷南下的敌人，宁武关守御吕梁山脉中的道路，雁门关镶嵌在恒山之中，南部就是忻州盆地，再往南就是太原。内长城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明朝九边发展至嘉靖时期已完全成熟，在隆庆时期又有所发展，常年在低强度的边境战争中磨砺出的精锐部队，成为明朝大部分时间的武力支柱，也是后来取得万历三大征讨胜利的武力支撑。

那么“九塞”又是咋回事呢？早在《吕氏春秋》中就有“天下九塞，句注其一”之说。《吕氏春秋·有始》这样写道“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崤、井、令疵、勾注、居庸。”西晋咸宁元年（275年）勾注碑亦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勾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而在《吕氏春秋·卷十三》中这样解：何谓九塞？太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整卷并无“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句。很简单，《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前后，那时就没有雁门一词。《山海经》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后人又有所增改。其中有“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记载，雁门自此跃入读者眼帘。至于雁门关之称，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唐驻军于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防守。《唐书·地理志》描述这里“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雁门”名称的由来，据明《永乐大典·太原志》称：“代山（即雁门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无疑与《唐书》呼应。自建雁门关后，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传。雁门关东走平型关、倒马关，直抵幽燕，连接瀚海；西去宁武关、偏头关至黄河边。再看洪武时期，共有七个都指挥使司，经洪武八年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后，其与“九塞王”共同稳定北部边防。朱元璋时期，明朝依旧控制甘肃以西至哈密地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内，明朝边界不断内缩，直至完全收缩至长城沿线，而九边重镇正是在这一时期内形成。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朱元璋推行塞王守边策略，将自己的9个儿子分封在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万里北疆上，统辖漠南诸卫所，抵御蒙古骑兵，此时的明军占据长城以北的东胜、兴和、开平、玉林、大宁等军镇。处在立国初期的明军依然极有战斗力，依托要塞和长城形成稳固的防御纵深体系，对残元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明朝北部的蒙古诸部军队以骑兵为主，明军虽能依托城防坚守，但是由于战线太长，兵力经不住分散。蒙古骑兵可以利用其机动性的优势，集中兵力来攻打长城防线的薄弱之处，所以，面对日益强大的敌人，为了协调各个边镇的作战，能够在一定区域内协调指挥各边镇作战的职务应运而生，九塞自此堂而皇之登场。九塞，成了泛指中原地区的九个古长城要塞。雁门关成为九塞之一军事重镇自在情理之中。九边被分成三个大的区域，分别由三名高级文官担任总督，即管辖蓟州镇与辽东镇的蓟辽总督，管辖宣府镇、大同镇与山西镇的宣大总督，管辖延绥镇、宁夏镇与甘肃镇的三边总督。

经大量史料佐证，外三边实则是西线冲要之地，中三边才是京畿屏障的冲要之地，九塞是三大战区的核心。笔者的结论是：雁门关置于中三边、九塞之内长城沿线的战略枢纽之地，沟通内外，扼守南北通道地理之最险要处。前人皆说雁门关“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由此可见，雁门关地理既险要又重要。故有“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之联语，没有此联之支撑，也就没有“中华第一关”之美誉。据雁门碑钞《重修靖边楼记》云：“代为古雁门郡，南卫太原，北控云中，山川形胜，屹然为三关锁钥。”大清道光二十七年《重修靖边楼记》载：“代，雁门故郡，地控九边，为晋北咽喉；山川雄壮，故号强藩。”说明代州自明以来一直是三边之冲要，三关之锁钥。而雁门关是代州边塞之门户，京畿屏藩之重地，自然是中三边之要害。

有人要问，“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出处何在？究竟为何人所书？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出处。仅在《舆图志》见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记载，而西晋咸宁元年（275年）句注碑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句注（塞）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万历版《代州志》、乾隆版《代州志》、光绪版《代州志》、《直隶代州志》均无记载，亦非民间相传的所谓傅山先生所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见到这幅对联时，早已面目全非，仅有一个“要”字比较清晰。原“要”字今存放于雁门关展厅。笔者的结论是：对联疑为无名氏创作，字体也非傅山书法风格。据在雁门关工作过的孙志跃老师回忆，对联在重修时已经残缺，其内容可能南口村的王作舟明白。因为其父亲曾是雁门关护关的承包商，走访结果是雁门关当地人连对联内容也弄不明白。笔者理解是对联为明嘉靖至大清同治年间维修时镌刻而成，民国辛亥革命时期，晋军驻防时有战事发生，根本无暇顾及雁门关的文化创意设计。按常理创建年代越近，应该是时代记忆越清晰。据笔者分析，雄关雁门遗存除遭到军阀混战的破坏外，也受到过抗日烽火的洗礼。当年斑驳的字迹可能为枪痕所累。今存对联为雁门关修复时重新补录上去的。傅山先生的人品与书品备受海内外各界人士敬重，傅山书法艺术作品早已成为中华艺术长河中的珍宝。如为傅山真迹，应申报为石刻文物。傅山这位书法艺术巨匠留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上的辉煌业绩，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人文墨迹作为华夏文化的光彩与荣耀，理应去伪存真，予以保护、展示、利用。笔者以为，这里主要弄清雁门关之三边、九塞就达到了目的，其余追溯有待后人进一步做出论证。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明雁门关瓮城门所题“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中，“三边”“九塞”如何解释？作为坐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桂冠的代县人，必须了解雁门关的来龙去脉，否则，会让“南绛北代”“一座雁门关，半部华夏史”的文化真容黯然失色。

何以谓之雁门？这是必须弄清楚的。天下九塞，雁门为首。雁门者，重峦叠障，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蜚雁出于其间，故名。雁门，一指州县，二指隘口。雁门关，在代州西北四十里，因隘置关，洪武七年筑关城，嘉靖中增修，万历二十五年复筑。门楼久圮。国朝同治六年，雁平道贵肇重修。今关虽建自明，然亦唐以前北出之通衢。《代州志》明确指出明雁门关（今代县雁门关景区）唐之前就成为交通要塞，与古雁门西陉关均为军事重地。雁门关，泽被生灵，功垂社稷。观其战场前沿阵地，千里川原开阵垒，三边方镇拥旌旄。但这时雁门关还没有真正占居“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之地位，因为有大同云中的边墙发挥着防线作用，雁门关仅是大后方的战略防御重地。真正让雁门关高大上起来，是在明清时内长城作用的发挥。在明永乐迁都北京后，由于靠近边境，大同等地成为冲要，所以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永乐十二年（1414年）九月丁酉，在沿边（甘肃、宁夏、大同、辽东等地）的城堡修筑渐次展开。特别是明英宗在土木堡当了俘虏之后，明皇室大受刺激。在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登基后，于成化三年修建第二道防线——内长城，并建造宁武关。自此有了偏头关、雁门关、宁武关合称内长城外三关的说法。而雁平道、雁门关守御千户所的设置，使雁门关在三关地位中举足轻重起来。是时，俺答诸部强横，屡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晋阳南北，烟火萧然。有史为证，明朝嘉靖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俺答接连三年入侵代州（今代县）、崞县（今原平）、忻州，屡次深入到太原府境。明廷深受震动，议定三大措施：一是把三关守备从代州城的守备府前移到雁门关外的新、旧广武，加强一线的防守。二是在代州城增设参将府，另派重将坐镇代州城，并建立常备军“东路营”，驻守勾注陉（西陉关）、雁门关。三是中军都督府的都督、都督佥事，每至秋防紧急的六月到十月间，要到代州来驻五、六个月，亲临雁门关前线“督抚”。巡抚都御史陈讲请为此上书“以兵六千戍老营堡东界之长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关形势，宁武为中路，莫要于神池，偏头为西路，莫要于老营堡，皆宜改设参将。雁门为东路，莫要于北楼诸口，宜增设把总、指挥。而移神池守备于利民堡，老营堡游击于八角所，各增军设备”。帝悉许之。西路、中路、东路皆受都督府的都督节制，代州雁门关作为内长城线上的桥头堡，成了山西镇太原府关注的重中之重。

那么，三边冲要无双地之中，三边作何解释？一直是个谜题。首先要从长城说起，众所周知，中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一直是处于一种劫掠与防守、征服与被征服、和平与被和平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中。为了解决彼此冲突、碰撞带来的不稳定局面，构筑长城成为历代王朝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历史的车轮碾压元朝最后一丝命脉后，战争的阴云惯性地时聚时散，长城不甘饱受沧桑和荣辱的命运仍在续写。大明初期为了应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边防压力，明朝政府陆续在北长城沿线设立军镇。这项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永乐年间才成型。据《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关，三边治府驻固原，是为九边。”终明一朝，沿东西防线形成9大军区重镇，由东往西依次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太原镇）、延绥镇（别称榆林镇）、固原镇（别称陕西镇）、宁夏镇、甘肃镇。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至明晚时期，发展为九边十三镇（甚或十六镇），其中，到了嘉靖年间又于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万历年间又从蓟州镇分出山海镇，从固原镇分出临洮镇，至此，从而形成了明朝“九边十三镇”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这道漫长的防线通称为“九边”，也就是史载“九边重镇”的由来。有人要说，当下要讨论的是“三边”，说这些是不是有点离题？！

其实，这些内容都与三边论证无法剥离。不过，大凡考证，要以史料为证。明朝时，边防建设始终是朱明王朝关注的焦点。作为屏护中原及明都城北京的雁门关，是明朝以来重点建设的边防要塞之一。九边重镇始设于明初，修葺于永乐、正统年间，完成于嘉靖以后。沿九边重镇分布星罗棋布的卫所、关隘和城堡。每镇驻守官兵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总兵力常达百余万人，其防卫之严密为以前各朝代所末有。“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防御。”九边中最后一个设立的是固原镇，却是三边治府总治所在，其设置于弘治十四年，因蒙古火筛部侵扰边患日重而设，后来因时因势固原成为三边治府总治所在，更加重要。经查阅资料知，明初时“三边”主要指九边中陕西西北部的宁夏、甘肃、延绥三重镇。明中后期，由于战争变化和战场西渐，为协调三边作战而设三边总治到固原，故又有了“三边四镇”之说。其后明朝防线萎缩，为防止蒙古部落由河套地区入侵，太原镇迁至偏头，专门统驭偏头三关。比如，我们熟知的杀虎口是衔接中原农耕文明和河套游牧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由于大同四周山地较为平缓，所以外长城防线被突破是常有的事，所以仅靠大同镇防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外长城后再设置一道防线拦截，为太原、忻州布防争取时间，这就是山西镇的内长城出场的历史背景。其中，大同镇、山西镇（太原镇）和宣府镇被号称为明代北防九边的“中三边”，这三镇在明朝的防御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些军事重镇的设置，对于明朝与蒙古残余势力的防御作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史为证，洪武三年正月，置蔚州卫指挥使（现为河北蔚县，时属大同府管辖）和大同左、右二卫，八月，置朔州卫。洪武四年七月朱元璋先是先遣使命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自北平往山西操练士马。谕之：“凡为国者贵有备，有备则无患。古人当平康之时，克诘戎兵，内以安国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胡虏，尤不可无备。故命卿帅诸将校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如调遣征进迤西等处，从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东胜军马及新附鞑靼官军悉听节制（《明太祖实录》载）。接着又于洪武六年五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明太祖实录》载）。从长城的布局到兵员的分配，从长城的构筑到粮草武器弹药的贮存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内长城沿线最重要的三个关口就是偏头关、雁门关和宁武关，统称“外三关”。而外三关中，偏头关防守的是从河套沿黄河河谷南下的敌人，宁武关守御吕梁山脉中的道路，雁门关镶嵌在恒山之中，南部就是忻州盆地，再往南就是太原。内长城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明朝九边发展至嘉靖时期已完全成熟，在隆庆时期又有所发展，常年在低强度的边境战争中磨砺出的精锐部队，成为明朝大部分时间的武力支柱，也是后来取得万历三大征讨胜利的武力支撑。

那么“九塞”又是咋回事呢？早在《吕氏春秋》中就有“天下九塞，句注其一”之说。《吕氏春秋·有始》这样写道“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崤、井、令疵、勾注、居庸。”西晋咸宁元年（275年）勾注碑亦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勾注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而在《吕氏春秋·卷十三》中这样解：何谓九塞？太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整卷并无“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句。很简单，《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前后，那时就没有雁门一词。《山海经》成书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后人又有所增改。其中有“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记载，雁门自此跃入读者眼帘。至于雁门关之称，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唐驻军于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防守。《唐书·地理志》描述这里“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立西陉关，亦曰雁门关。”“雁门”名称的由来，据明《永乐大典·太原志》称：“代山（即雁门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无疑与《唐书》呼应。自建雁门关后，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传。雁门关东走平型关、倒马关，直抵幽燕，连接瀚海；西去宁武关、偏头关至黄河边。再看洪武时期，共有七个都指挥使司，经洪武八年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后，其与“九塞王”共同稳定北部边防。朱元璋时期，明朝依旧控制甘肃以西至哈密地区，在随后的一个世纪内，明朝边界不断内缩，直至完全收缩至长城沿线，而九边重镇正是在这一时期内形成。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朱元璋推行塞王守边策略，将自己的9个儿子分封在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万里北疆上，统辖漠南诸卫所，抵御蒙古骑兵，此时的明军占据长城以北的东胜、兴和、开平、玉林、大宁等军镇。处在立国初期的明军依然极有战斗力，依托要塞和长城形成稳固的防御纵深体系，对残元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明朝北部的蒙古诸部军队以骑兵为主，明军虽能依托城防坚守，但是由于战线太长，兵力经不住分散。蒙古骑兵可以利用其机动性的优势，集中兵力来攻打长城防线的薄弱之处，所以，面对日益强大的敌人，为了协调各个边镇的作战，能够在一定区域内协调指挥各边镇作战的职务应运而生，九塞自此堂而皇之登场。九塞，成了泛指中原地区的九个古长城要塞。雁门关成为九塞之一军事重镇自在情理之中。九边被分成三个大的区域，分别由三名高级文官担任总督，即管辖蓟州镇与辽东镇的蓟辽总督，管辖宣府镇、大同镇与山西镇的宣大总督，管辖延绥镇、宁夏镇与甘肃镇的三边总督。

经大量史料佐证，外三边实则是西线冲要之地，中三边才是京畿屏障的冲要之地，九塞是三大战区的核心。笔者的结论是：雁门关置于中三边、九塞之内长城沿线的战略枢纽之地，沟通内外，扼守南北通道地理之最险要处。前人皆说雁门关“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由此可见，雁门关地理既险要又重要。故有“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之联语，没有此联之支撑，也就没有“中华第一关”之美誉。据雁门碑钞《重修靖边楼记》云：“代为古雁门郡，南卫太原，北控云中，山川形胜，屹然为三关锁钥。”大清道光二十七年《重修靖边楼记》载：“代，雁门故郡，地控九边，为晋北咽喉；山川雄壮，故号强藩。”说明代州自明以来一直是三边之冲要，三关之锁钥。而雁门关是代州边塞之门户，京畿屏藩之重地，自然是中三边之要害。

有人要问，“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出处何在？究竟为何人所书？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出处。仅在《舆图志》见到：“天下九塞，雁门为首”记载，而西晋咸宁元年（275年）句注碑曰：“盖北方之险，有卢龙、飞狐，句注（塞）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万历版《代州志》、乾隆版《代州志》、光绪版《代州志》、《直隶代州志》均无记载，亦非民间相传的所谓傅山先生所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见到这幅对联时，早已面目全非，仅有一个“要”字比较清晰。原“要”字今存放于雁门关展厅。笔者的结论是：对联疑为无名氏创作，字体也非傅山书法风格。据在雁门关工作过的孙志跃老师回忆，对联在重修时已经残缺，其内容可能南口村的王作舟明白。因为其父亲曾是雁门关护关的承包商，走访结果是雁门关当地人连对联内容也弄不明白。笔者理解是对联为明嘉靖至大清同治年间维修时镌刻而成，民国辛亥革命时期，晋军驻防时有战事发生，根本无暇顾及雁门关的文化创意设计。按常理创建年代越近，应该是时代记忆越清晰。据笔者分析，雄关雁门遗存除遭到军阀混战的破坏外，也受到过抗日烽火的洗礼。当年斑驳的字迹可能为枪痕所累。今存对联为雁门关修复时重新补录上去的。傅山先生的人品与书品备受海内外各界人士敬重，傅山书法艺术作品早已成为中华艺术长河中的珍宝。如为傅山真迹，应申报为石刻文物。傅山这位书法艺术巨匠留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上的辉煌业绩，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其人文墨迹作为华夏文化的光彩与荣耀，理应去伪存真，予以保护、展示、利用。笔者以为，这里主要弄清雁门关之三边、九塞就达到了目的，其余追溯有待后人进一步做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