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和它的同名电影一起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惠远回到家中。南平老家负 1 楼的房子还没有卖掉,我还挺喜欢从半坡上看出窗外的视觉,虽然远没有洪崖洞的那种感受,却比平地高楼要舒适一些。只不过回到家里要面对很多已经解释过好多遍的“为什么”,总也还是没有那么舒适。
仿佛之间,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和事业,已经过去了十年,当我停下来想要回头去看的时候,只有一条昏暗碎石路和两侧随意散落的支离破碎。而那些支离破碎着的,甚至没有一种具体的客观对象。
如果不是因为家中的变故,我大概还是要循着直觉和前路的一点亮,走很久。但忽然间也就没有了力气,走着走着,一声声“为什么”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到最后彻底消失,好像被某种绳索捆住,渐渐往下沉。
人在没有办法往前看的时候,大概会不自觉地往后看,好在已不似休学的前夕,时不时地往下看。其实往前看还是往后看,与是否积极应当关系不大,往前看固然需要豁达,而往后看也少不了“直面”。如果往后看尚能看到来时的路,那便也算得上“值得”,但如果竟然看到的只有自己的留下的残影,却也只能站在原地发怔了。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争论,久到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甚至不记得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大学。只记得开头我说了一些类似的话: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福建人。别人再问福建哪里,我回答南平。如果对方表现出迟疑,我会补充到武夷山,对方立刻就明白了。这时候家里会有另一个声音:
你应该说你是山东人。
可是我在福建出生长大,没有去过山东。
你的籍贯上是不是写着山东,那你就是山东人。
那是籍贯,说实话我不知道籍贯是什么意思。但人家问的是哪里人,并不是老家在哪里。如果问老家,我可能会说山东还有个老家,但我没有回去过。
籍贯就是你爸是哪里人,就填哪里。问你哪里人,就是问你老家是哪里的,你就要告诉别人是山东的。
我没有去过,甚至不知道老家什么样,一个老家人也不认识。我没法告诉别人我是山东人......
这般无聊与漫长的争论我不曾觉得有什么值得被记住的价值,一直记着只是凭借着一种同样毫无价值的倔——我是的便是,不是的怎么样也不能叫我有一丁点同意。直到几年前老家的房子被卖掉,南平成了我再也回不去的记忆。最近的一段时间,我感到这些记忆也在缓慢地忘却,所谓睹物思人应该是有些道理,房子看不见了,家里的物件看不见了,街道和商铺也看不见了,记忆应该也就没有了载物,一不小心就散落。
卖掉老家的房子原是父母为了在结婚这件事上助我一臂之力的天真想法,后来不胜其扰,便应付着看了看价格和楼盘。用自我安慰的话来说,郊区的够一够还能买下。大学毕业后辗转了几个城市,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是父母都有一些慢性病,能接到身边来的确安心一些。未来即便要手术,在杭州也能去更好的医院,在南平则大概率还是要往福州厦门跑一跑的。
老家卖了之后,我们一家人就在杭州的出租屋里等新房交付。后来还发生过一些关于房子、婚姻、生育这些问题的争论,同样地无聊且漫长。但我想了想还是放在之后专门写亲密关系的篇章里来讲吧。这里让我想到另一些关于“哪里人”的争论:
我问你个问题哈,你说假如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是哪里人?
杭州人呀,肯定是杭州人。
不是山东人吗?
不是不是,他最多籍贯写山东......哦不对,可能籍贯要写福建......好像也不对吧,籍贯应该都写杭州。
我不是山东人吗,他怎么变成杭州人了?
你是杭州人啊,现在我们一家都是杭州人了。
我是个屁的杭州人,说白了吧,你是哪里好就说是哪里人。我记得原来你就天天唠叨国家领导人谁谁谁是山东人,天天孔老二,到处都是孔子学院,那和咱家有什么关系?你今天怎么就是杭州人了?你之前怎么不说你是菏泽人,单县人。
那不一样,今天我儿子是杭州人了。
不可能我告诉你,我现在也不是杭州人,未来也不可能是,我只是房子买在这里,为了方便照顾你们,仅此而已。
......
我忘了这样的对话最终是如何结束的,应该不是以我的说服而结束,因为不可能再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和期待了,当时只是想要打击家里这种奇怪的氛围,或者也只是单纯地对每日不止不休的杭州夸而感到厌烦。
其实也有较好的朋友聊起我在杭州定居下来的情况:
现在别人如果问我是哪里人,我就模仿吴京的表情包——我是中国人。
为啥?
你看,我出生长大在南平,籍贯是山东,卖了老家的房子在杭州定居。你说我是哪里人?我自己都不知道......
家中变故后,不知为何更有有一种“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感受,以至于最终抽象成一种幻觉,好似浮在镜面水中,茫然四顾,去不到任何一个方向,甚至不能下落......
想来这样的处境,也并非全因为变故而起,应当说过去的十年都在这样的幻境中,大概是因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事情”和“事业”上,才愚钝地认为有一个方向存在,才盲目地去追寻......期间应该是有不少同行的伙伴问过: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印象中似乎不曾也未想过说全部的实话,总顾及全部的实话太个人,太私人......猜想对方的提问其实并不是真的想知晓我的理由,而更加在意这些理由可不可以被讨论,可不可以被解释。
后知后觉自己也并不如所想的那般潇洒,看尽人间冷暖事,出口敢称境中仙。想起很久以前有过类似的憧憬:希望从别人身上看到希望,来点亮自己的希望。从别人那里看到的幸福,来共情自己的幸福。当然也寄希望于看到别人身上痛苦的消减,来减少自己的压抑和苦闷。这种“共情”,至今仍觉得合情合理,在过去的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也确实地发挥了“作用”。但凡是作用,恐怕都有“没用”的时刻。于是才在两三年前写道:热情虽然不曾消褪,但却感受到希望越来越渺茫。以至于今日完全看不见了,或者是不再自愿地去看了。
其实这段不长不短的路,也试过按一个暂停,通过写一些不明所以的文字,换一时半刻的痛快。但无奈都只能作为一个“项目官员”来写,作为一个“企业员工”来写,作为一个“咨询师”来写,作为一个所谓的“老师”来写......虽然是写了,虽然是痛快了,但终究没有为自己写。
最初,只是因为趴在班级的桌子上哭了一场,后来也糊里糊涂地过去了。那时候学校在筹款给一个二年级的孩子治癌症,我应该是刚刚做完良性肿瘤手术不久,恰好也是班干部,就很积极地在班里做一些动员工作。善款在往“上”递交的过程中,还专门组织了早间操的表彰,各个班级筹了多少钱都通告了一番。可惜还没递到孩子的父母手中,就传来了病逝的消息......心里狠狠责怪过学校,责怪过流程,责怪过各种形式。但最终因为一个初中生的认知和无奈,开始责怪自己。
这种没来由的责怪,好像既没有办法通过理性地分析去消除,也没有办法从感性上进行安慰和弥补,至今束手无策。更加无法预料到,生命的消逝,从那时候起,距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强烈。
如果人的一生真的存在“悟”的时刻,那大学一年级的下午坐在电脑前的那一刻,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起点。我只能想起那天下午就如任意一个不想去教室听课的下午,坐在电脑前,阳光就亦如往常一样通过阳台照在我的侧身和桌面上,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然后脑海中突然有一个念头:我坐在这里干嘛?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终只会倒向一个答案:找到自己想做的事。
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就指向了某种答案。后来又在工作中信奉一种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问一个好问题等......种种说法吧。又过了很久才开始厌恶这些概念和方法论,又联想到什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之云。应该在后面专门讨论问题的篇章里会展开说。
当然,离开学校的决定就成为了东方家庭会议的主要内容。后来在网络上看到议会上的种种面红耳赤,也并不觉得很稀奇了。吵架应该说是诸多争端解决方法中最温和也是最无效的,虽然我并未见过吵架可以解决的争端,也未见过比吵架更暴力的方式最终可以获得好的结果。所幸我最终还是离开学校去往惠远支教了,脑子里应该就是只有这样一个选项,因为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想做一点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只能想到投身教育事业。但我又没有教书的资格,就只能到对教书资格没多少要求的地方去,而这些地方也是我当时认为最缺少教育资源的地方,那去了就是为社会做了贡献,大概也可以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要离开的时候,一些一年级的孩子就把自己关在教室里哭,高年级的孩子就在操场上哭,没有哭的孩子就在劝我留下来,也劝一年级的孩子开门,然后就是大家抱在一起哭......很奇怪我回忆起这段时光却没有多少伤感,甚至觉得那是我活到现在哭得最痛快的一次。在哭声一片中,我真正接纳了自己作为一个“无用之人”的事实,那就是既无法为所爱之孩子们改变现状,也无法找到未来的出路,甚至连形式上的留下也做不到。所谓“无用之用”,所指的恐怕就是陷入对“用”的找寻。
在学校的确看到一些后来被我称为“公益资源浪费”的事实,回到大学后,工商管理的课也没有好好听讲,每次都是早早地到教室,占领最后一排最左边或者最右边靠墙的位置。因为复学分配了新的班级,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想认识别人,这一排位置常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偶尔会有迟到的同学坐在靠近过道的位置,但课间很快就去到室友留的空位上了。也有一些中途逃课的,老师点名过后就在这里中转一下,看准机会就溜了......最后一排的墙角也是老师一边讲一边在教室里踱步所到不了的边境,听没听讲,带没带书,带的什么书,是没有老师会注意和关心的。于是在不同教室的最后一排的墙角,带着不能浪费资源,要高效利用和管理的理想,读了很多“慈善管理”之类的书,后来给自己引到一条职业发展的路径上......
我很清楚大部分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欺骗,是没有办法毕业和工作的。理想就是最好的蒙汗药,一剂下肚,很快就进入了一个自我编织的幻境中,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们也把“理想”称为“梦想”吧。所以乐夏第一季中,张亚东在采访间隙说了一句话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如果让我说实话的话,就这一类的歌从未打动过我,从未。
他后面还有半句:其实打动不打动我并不重要,你只要有喜欢你的歌迷就够了。
的确够了,甚至我都不关心对于这些主体而言,有人捧场有人添柴究竟够不够。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够,所以要学、要看、要做......十年了,如今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够够地了......我现在更关心我到底是怎么想的,什么能够打动我,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在清醒的时候,在半梦半醒之间,在幻觉里,曾无数次地问过,然后又沉默。
第一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惠远给孩子们上课。当地有个斋戒在学期中举行,叫“哑巴斋”。顾名思义,斋戒中肯定不能说话,一次斋戒为期 12 天,两天是一个小循环:第一天中午进食,至下午 4 点可饮水;第二天不可进食,至下午 4 点可饮水。斋戒中每日凌晨 4 点起,斋戒的僧众都要聚集在度母殿前,跟随领经喇嘛吟诵经文。而后所有人进殿内,可以盘坐诵经,可以一边吟诵一边朝拜。
这其中或许有一些斋戒的规矩和细节随着时间流逝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还记得活佛问我是否参加的时候,我应该是抱着一种体验新鲜事物的心态答应的。斋戒中有很多周边村子前来的信众,年纪长一些的居多,但因为高原地区紫外线对皮肤的影响很大,往往没法判断具体的年龄段,只能从走路的姿态上辅以猜测。印象中很多至少 50 岁以上的信众,在大殿中一边默诵经文,一边朝拜。
在藏传佛教中,朝拜的仪式是“五体投地”,身体需要运动的范围和幅度都比较大,我仅仅只能坚持 50 个左右,过程中还须动作缓慢,也就不得不休息了。而大部分年纪更长许多的信众,往往是通过念珠计数,108 颗为一串,佛珠置于身体完全俯视贴地面时,双手朝佛像方位延伸的最顶端处。一个朝拜,拨动一颗佛珠......一开始我还观察他们究竟数了多少圈佛珠,后来才意识到这个观察的行为有多愚昧。
整个斋戒我也并未能够坚持下来,模糊记得参加了 4 个小循环,也就是 8 天。凌晨在大殿门前诵读的经文比较相对而言简短一些,大概是第二天或第三天,便也能够跟着诵读了,后来为了明白经文的意思,专程到领经喇嘛家中请他讲解,还帮忙纠正了许多发音,临别前他突然将自己手臂上的佛珠赠送给我,佛珠随他修行了 20 年,我当时吓坏了,根本不敢接过来。是同行的另一位汉族喇嘛,帮忙解释了缘由。大意是领经师傅觉得我前来求讲解经文,且自汉地路远而来,于是感到缘分已到,便以佛珠结善缘。
每次回忆起,我都羞愧难当。一来佛珠在一次搬家的过程中被偷走,仅存的几颗在老家卖房时也不知道收拾去了何处,家里人不记得,我也至今不敢去新家找寻,怕最后的念想也终究遗失了;二来自己既没有修行,也难谈为善。此去经年,物件没能珍惜本就很痛心,思想上也是没有半点进步。想到如今扁舟一叶,叹前路无方不可追溯,念来时悻悻执幻梦而漂浮。
梦醒时分,我依然坐在大殿之中,我问:如果我今天有一个愿望,这些孩子们将来都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我想通过自己做的事,去实现这个愿望。未来不仅仅是这些孩子,更多更多的孩子,都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人生,他们可以选择在山间放牛,可以在寺庙修行,可以在县城做生意,可以到更远的地方求学和生活......
我看到释迦摩尼的眼眶里,滑落了一滴泪水。
什么是真。看到的是不是真?做了的是不是真?执念是否为真?还是顶礼膜拜的就是真?众口一致就是真?打倒了假的,留下的便是真?
恍如大梦一场。彼时的问题,此刻再问,已然不会再有任何回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