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雨天。
父亲值班,我坐在东雷站的门口,蔷薇的枝条与青藤一起郁郁葱葱,丝瓜的藤肆无忌惮爬上墙头,大约墙外的风景太过荒凉,它骑到墙头不想出去,又回不来。索性结两个小小的瓜,风一吹,顶着花怯怯的摇了摇。
身后,千年黄土崖苍凉空寂站在那里,门前,河滩沙地上芨芨草一簇簇,在雨中青翠青翠,渠畔上那条窄窄的土道泥泞不堪,踩一下宛若沼泽,索性断了走出去的欲念。我呆呆地看着这条寂静的土道,已经五天,里边的人出不去,外边的蔬菜补给进不来,父亲看着宽大的雨幕,叹息:这雨再不停,吃饭都成了问题。
父亲换上雨靴,他要去一级站,连阴雨可能会引发山体滑坡,泄洪道要是被堵,机房会有问题。父亲不想带我,我自是不甘心,一番哭闹,他心软了,背着我深一脚浅一脚从泥泞不堪的小道一路向北。
路面滑,父亲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被吓了一跳,“这是啥破路,也没人修。”
“以前这里没有路,东雷人硬生生从渠畔上踩出了这条路,这是是东雷人的路。”父亲骄傲地说。
雨哔哔啵啵,铅灰色的天幕像一张网,这网仿佛就只网住了东雷人,路到了一级站就断了,它真的只是东雷人的路。
90年代末,手持介绍信,我已是抽黄的人了。
从县城坐上通村公交,车厢里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车主半个身子挂在车外“东王走了,坊镇东王...”
摇摇晃晃许久,东王到了。沿总干渠一路向北,路还是十年的那条,坎坷不平的土道比过去宽了许多。慢悠悠走在尘土飞扬的土道上,身后一辆拉沙的四轮车停下:“姑娘,去东雷?捎你一段。”
“谢谢你!”走困了的我也不客气。
风吹沙动,满天昏黄。“不用客气,这条道除了你们就是我们,再也没有别人走,其实南滩和我们一样,四乡八里的,大家潜意识知道抽黄人不容易,碰见了都会捎一段。这几年农口单位效益不好,你看站上的人和我们看起来差不多,一点也不像干事的。”车主大声说。
我:“...”
据说抽黄的水费十几年没涨过,人员增幅大,社会工资翻了几番,它也扭扭捏捏涨一点。彼时正值改革开放红利阶段,乡村有点手艺的人出门打工经商,收入比抽黄职工高。灌区人了解情况后也为抽黄人叫屈,参与过修建抽黄工程的人对抽黄有着特殊感情,爱屋及乌,从他们心底,抽黄人就是自己人。
东雷站门口的路面经过硬化处理,我们欢快地坐在那辆被称作“蓝鸟”的卡车上,唱着跳着去洽川处女泉玩,土道上的风沙把笑声传得很远,雨天从此不再把抽黄与世隔绝。一期有小伙子买了摩托车,渐渐,站区的院落停满了摩托车,出行越来越便捷,即便如此,河滩的荒凉依旧令城市来孩子退却了,他们休假回去,再也没来。
站区内,我们这群子弟哼着歌,穿梭在渠道和泵站间,从小在站区长大的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一种亲近感。
还是那条路,在简单硬化后不仅仅是东雷人的路,拉沙的车给静寂的河滩添了几许生机。
二十一世纪初。那条路成了县级通村公路,道两旁荒芜的沙地变成开满莲花的荷塘,鱼池里的鱼上蹿下跳,引得一群群鹭鸟从防护林飞出来,它们飞快叼一条鱼,倏然隐入深深的芦苇丛中。摄影师们早早架好机位,静等长河落日,落霞孤鹜,暮归的老牛,归巢的倦鸟跌落在他的镜头中,把黄河湿地的美,展现给世界。
站区紧邻的太里村,巷道越来越宽,房屋越来越新。东雷二级站的生活区,胳膊粗的青藤撑起一片绿荫,薄壳窑脑爬满了青苔瓦松,屋外的雨顺着青苔瓦松撑开的缝隙悄悄渗进来,屋顶洇出的片片黄黑霉斑催老了宿舍楼。
从坡头望去,运行四十年的机房,满眼沧桑。我们奔跑在田间地头,硕果累累的果园与青翠挺拔的庄稼是我们骄傲的根源,坐在某条土道上和浇地的农人闲聊,他们会讲起这座工程的前世今生,讲着讲着,那些“砸锅卖铁干抽黄”的往事令人热血沸腾。
突然觉得物质的清贫,精神的寂寞并不算什么,一个工程,把干旱贫瘠的土塬变成地肥水满的粮仓,这是千秋功业!
暮色里站区青烟袅袅,淡淡的艾草香在空气里流淌,那是驱蚊的。机房捞草时捞起了两条黄河大鲤鱼,几个年轻人笨手笨脚把鱼炖上,空气里满满鱼香。
2019年。
沿黄观光公路从东雷一级站穿过,笔直乌青的柏油路使寂静许久的河滩热闹起来,连天的碧荷和万亩鱼池使许多游人误以为到了江南。青砖碧瓦的站区宿办楼隐在花木群里,珍稀的花木引来一群群鸟,也引来路过的旅客,他们以为站区是某风景名胜区修建的度假山庄。
机械轰鸣,东雷的机房经过四十年奋战,悄悄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那台具有时代标志的黄河牌水泵去了水利博物馆,在那里把抽黄的故事讲给远方。
蓦然回首,东雷的泵站改造已至尾声,项目建设与惠农政策让东雷散发出勃勃生机。
父亲站在沿黄公路高架桥上,脚下黄河奔腾着,身后,一座现代化泵站正在站起。车流不息,不时有被母亲河吸引的游人停下来,欢欣雀跃奔向河边。
父亲笑着说:以前是东雷的路,现在是旅游观光国道,路宽了,人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