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门抬望,总躲不开山顶的那几棵老松树。它们自由组合,形如一顶帽子戴在山的头上。我不知道“帽子坡”的名字是否因此而得,但它确实很像山头上戴着的帽子。现在的帽子坡虽已冠有“国家森林公园”的名头,其实,那也只是一个计划,一个希望,至今未曾实现的梦。
二十年前,我曾到帽子坡上栽树。那是一个植树节,全县机关干部大多参与过的植树活动。虽是三月,天气反常的热。我不仅汗透衣背,珠滚额头,雨滴眉尖,还满脸涂上了火烧的炭黑,与京剧中的包公无二。当时,就有人玩笑地叫我“包公”。我回头一笑,又继续栽树,一心只想多栽几棵。现在的帽子坡已是满山青釉了。
我退休后,又被华美学校请了来,协助管理。现在还封了个办公室主任的头衔。说实在的,我从未做过办公室工作,更谈不上办公室主任了。这货,虽不是我的强项,但碍于面子,加上早年养成至今未肯丢弃的“服从安排,听从指挥”的军人习惯,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边做边学呗。不是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份学不到”吗?我就利用这还能动弹的几年时间再学它一点,哪怕只是零点零几份也行。等到老去时也可少几份遗憾,多几份自足。
办公室的门正对着帽子坡山顶的那几个老松。那可是当年植树造林时山上仅存的几棵老松树了。
站在门口向远望去,那几棵老松立于山顶,像哨岗卫士,身着绿色军衣,长年守卫祖国的壮丽山河;像护林使者,日夜守护那片凝聚着全县机关干部汗水与心血的森林;更像留守的老者,顶着酷暑严寒,沐浴风雨雷电,陪伴、看护幼小后辈快乐成长。此时此刻,我便心生到山上去看看的念头。看看我当年栽的那些小树,看看当时仅存的现在正对着我办公室门的那几棵老松树。
顺着茅草小路,不惜汗水湿衣,不顾满路青苔、一路陡滑的行路艰难,不顾荆丛的阻挠拦挡,一鼓作气,马不停蹄,直奔山顶。
山顶平地不过二十几米方圆。那几棵老松树,杆儿不是很粗,但很直,很高,很挺拔。周围簇拥的相对低矮的当年新栽的小树,让老松树显出特别高大、特别威风、特别引人注目。完好无损的树体,浓浓郁郁的针叶,勾起我对牛头坳那棵老松树的回忆。
牛头坳的老松树,长在牛头坳的路旁东向偏西。几层长枝向一侧展伸,形成一把天然的伞,罩住整个岗口。树荫下一条山渠与路垂直,将南侧山头坡面错综细小的山渠收集的雨水汇流东侧的山塘,等待旱时灌溉附近的稻田。粗壮且略显矮胖的身躯撑起浓郁覆于冠顶的绿发,给路人献以清凉。
大凡过往的客人,不管是下地劳作的农夫,还是上山剁柴的樵夫,或是过往的乡担客商、官门达人,总要在此稍作停留,歇歇憩,聊聊天,说说段子……。特别是夏天,骄阳似火、酷暑难耐之时,场面格外热闹。
记得那个拾稻穗的年月,父母与生产队的社员到干田坳打禾收稻子,我也跟去拾稻穗。那时,拾稻穗是小孩与老人的专利。折断的穗节,遗漏的穗条,散落的穗枝,一一捡起来。把谷粒搓进篓里,拿回队里过秤,按斤计记工分。对队里来说,可以提升粮食的收成,可以减少粮食的浪费;对家庭来说,可以多得工分,多分红,增加家庭收入。生产队常鼓励那些做不起农活的小孩、干不动农活的老人去捡稻穗。
回时太阳尚未落山,晒在头上背上还是有点火辣辣的痛。我背着小半篓谷子走得很吃力。临近牛头坳时已经很疲惫了。脚像被铁钉钉在路面上,使劲都难提起来。大人们挑着百拾来斤的谷子,也都汗流浃背,珠挂眉尖。裸露的皮肤上鼓出晶莹剔透的汗珠子,在太阳光下显得特别透亮。大人们把挑担呈一字摆放在平路上,相继回到树荫下,边走边用捆在腰上的罗布长巾擦拭额头及身上的汗珠。有的找个鼓起的树根坐下,有的找块凸起的石头坐下,有的干脆在路面的泥巴上坐了下去。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与随和。没有任何讲究,没有嫌弃地面上残叶断枝与土粉尘埃的不干净。有的喘着粗气正待缓解,有的卷起喇叭筒打着火链巴达巴达吞吐白雾,有的说着笑话,有的唱起了山歌。唉!那是多么的热闹呀!多么的开心呀!多么的自然哟!至少在我幼小的眼里就是那样一个超然的场景,一幅人与自然极度融合的奇美画卷。现在好久都没见着了。估计,以后也不会见着。因为,那里已经修了车道,那个坳、那些山渠以及那棵老松树都不存在了。
身上的汗水已干,倦意已退,人的精神恢复如初。一阵八卦后各自挑起担,排成长队,一路呼哨踏上回家的路。此时的路上,箩绳咯吱咯吱地哼唱出体操的韵律和舞蹈的节奏。行人的脚像邀好的一般不偏不倚地落在节点上,踩出行军的步伐。
我刚满十岁那年,一头受伤的野猪在夜里从我家老屋旁下山过垅,从岩脑冲翻过鸡墦界走到牛头坳。爷爷及四十余众好猎者大清早就寻着野猪的足迹追去。快近牛头坳,野猪的足迹消失,大家迷失了寻找的方向。爷爷初判野猪的去向,让部分人分散在各个路口、山口守候,部分人去不同的路上仔细搜寻野猪的踪影。我悄悄地闻着大人的味走到牛头坳的老松树下。爷爷在讲狩猎故事时常说:未受伤的野猪怕人,受了伤的野猪专找人攻击。我特别小心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张着耳朵细听周围的声响,生怕那头野猪就藏在附近突然窜出来。未见异常刚刚放松警惕时,危险却已向我逼来。那头野猪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朝我猛扑。我情急之中,来不及细想,只一个猴子攀树,一个鲤鱼翻身,用尽全力纵身上了老松树杈。野猪扑了空,顺势窜到路坎下,直奔傻猪坑而去。中午时分,野猪在傻猪坑底的一块油桐墦坪里被一个叫福福的本村猎人用步枪射杀。按照“打猎所得,见者有份”的习俗。我也分得了半斤野猪肉。
我独立门户之后,生产队已经解散。我在牛头坳南侧的山下一个叫长湾的地方分到一块墦、两丘田。每年都要在墦里种些黄豆,除了过年的豆腐所需、次年的种子外,剩余都用作平常代替肉类补充蛋白和脂肪。在蔬菜青黄不接时也用着补充蔬菜。在粮食紧缺的年代,在医药匮乏的岁月,农村赤脚医生曾用黄豆粉制丸治疗水肿病。田里种上一季水稻,再种上一季秋红豆或是秋红薯,加上墦里的黄豆,养活个把人是没有问题的。那两丘田,原本也是墦,后来改造成田。没有水源,全靠山上的那些山渠把山坡上的雨水汇集引来。练田,也只有在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之时才有机会,而且稍纵即逝。为抢练田时机,有时半夜间戴上斗笠,披上蓑衣,点起槁把火,扛着犁耙直奔长湾而去。
在风雨雷电中练田,倒也别有一番享受。只是狂风暴雨淋熄了槁火,就得摸着黑练田了。黑夜中的水面显出微略的光亮,那是判断水田边界与行走方向的唯一凭据。炼好的田要先座好水脚,以防渗漏,以保水田经久耐旱。在雨水不是很充足的年月,一般稍作沉淀就要座好水脚。再操一次,搭好田坎,基本就不容易干枯了。如果再刈一层叶子草,翻封于田泥下,就会让田泥细滑而养分充足,基本不用再下其他的肥料。这是古老的种田方法,简单、省钱、效果好。直到化肥的出现,才慢慢地被替代掉。种下去的水稻还不一定有收。若遇天旱,颗粒无收也是家常便饭。
在务农的日子里,我从未放弃过长湾的田地。到长湾的田地里干农活,来回都要经过牛头坳,都要在牛头坳的老松树下歇会憩,再上坡回家。有时夜里练田回来,走到老松树下,在极度疲惫之时放下犁耙,解开牛头绳,躺到老松树根上,或是坐在老松树蔸靠着树杆一觉睡到大天亮。
牛头坳的老松树终身守候在这个岗口,不知经历过多少风吹雨打,不知见证过多少人与事。笑看土匪灭亡,乐观乡村变迁。树体上布满的放松油时留下的疮痕也在历史的长河里彻底消失。
我倚靠着帽子坡的老松树杆,咀嚼着牛头坳老松树的历史回味,感受着帽子坡顶老松树的美好前景,凝望着渐渐远去的夕阳斜照。仿佛,我已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