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旮旯的蒿子饭

       周功绪

蒿子饭，就是用蒿子掺大米或掺包谷面蒸熟的杂交饭。

蒿子，是一种“灰白面，绿色背，叶面宽，味道香”的野生植物。在我们老家的绿色海洋里几乎随处可见。

蒿子饭，千万不要小看它。它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救命饭”和“上等饭”。在“靠工分、分粮食”的集体化年代，能有蒿子饭吃，算是谢天谢地了。

蒿子饭，工艺虽然简单，但一定要注意好掺比量、排苦味和审火候。蒿子掺多了，蒿味过浓，蒿子掺少了，又很难吃到香蒿的美味，一般按6：4的比例搭配为宜；蒿子苦味不排除，就“有苦难言”了。排苦味的办法，就是用沙布袋子将切碎的嫩蒿叶包好后，用力柔挤，直到把苦汁挤净为止；同时，火候，也很重要，火猛了，蒿子饭就糊了，火小了，又烧不出那种味道，什么时侯火小点，什么时候火大点，什么时候火不大不小，很讲究。这个火候“专利”，在我们家里，唯独我母亲才有。

那个年代，条件好的家庭，在蒿子掺大米中掺上适量的腊肉或腊肥肠，那可不是一般的美味佳肴了，那独特的香味，既使在几公里之外也照样能闻到。

母亲不仅能做出口感极好的蒿子米饭和蒿子包谷饭，而且，还会做出百吃不厌的蒿子粑粑。

前年阳春三月，我在老家向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问道：您到我们小溪口来看什么？万万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到：我是奔着你们这里的蒿子饭和“五月红”来的。

在上个世代的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粮食来源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吃商品粮的居民凭粮票到粮管所去买；一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靠挣工分而分得粮食。

那些年代，吃商品粮的娃娃们，幸福得很，潇洒得很，可以说，比现在的富二代还要潇洒一百倍。在那些年代，能找个吃商品粮的媳妇，就是男人们的最大梦想，不知好多男人在找吃商品粮的媳妇的激烈竞争的战火中，想坏了脑袋，想尽了苦法，想遍了大江南北。记得，1979年春天，我在到太平溪高中读书的路上，在望智安上面的小道上碰到大舅舅后，大舅舅把他仅有的“九斤多粮票”全部送给了我，搞得我不知怎样感谢为好。万万没想到，我把这几张价值连城的“粮票”，永恒地保存到现在。

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劳动力多的家庭，就是人们羡慕的家庭。因为，有劳动力就有工分，有工分就可以分到粮食。家庭劳动力多，工分就多，工分多，分到的粮食就多。在那些年代，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呕心沥血地养育了我们同甘共苦的五兄弟，使我们家里的劳动力长年稳定在四个左右，而且拿10分的硬劳动力就有3个。1980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集体化劳动时，当初给我记6.5分，当给我计到8.5分时，我于1982初跑到宜昌打工去了。后因招考招聘干部，本人有幸地投入到了“商品粮”的怀抱，而且终身地享受到了非农业户口的温暖和幸福。

我们家里劳动力多，故然分到的粮食就多，比劳动力少的家庭多出不少，比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俗称“缺粮户”)，只能按人头分点粮食而已，若是遇上天灾人祸的话，那“巧媳妇只能做有米之炊”的事，就难上加难了。

那些年代，没有劳动力的缺粮户，能吃上蒿子掺大米或掺包谷面的饭，算是一顿“团年饭了”。不少的缺粮户，吃了上顿，愁下顿不说，几乎餐餐吃的都是红薯、土豆和菜叶，有吃苕米子的、有吃连皮洋芋的、有吃南瓜叶的，甚至还有吃芭蕉兜兜和野菜的……人们形象地比喻为“早上菜，午时糠，晚上清汤照月亮”。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算是要再三感谢老天爷的照应，因为我吃的蒿子饭比四个哥哥少多了，比缺粮户的娃娃们少得更多了。现在回想起来，既高兴又惭愧。高兴地是吃的米饭多一些，惭愧地是这种舌尖上的美味吃得远远不够。因为蒿子饭，不仅清香爽口，功效独特，而且意味深长，弥足珍贵。

从医学上讲，蒿子饭，就是“养生保健饭”。因为，它一能抗疟；二能抗菌；三能抗寄生虫；四能解暑；五能免疫；六能促进心血管良性循环；七能有效保护实验性矽肺。

40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推行大包干”的改革之风，席卷祖国大江南北后，无论是劳动力富余的农户，还是劳动力匮乏的家庭，都逐步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和不愁用的小康生活，而且大步流星地迈进了建设“富美乡村”的崭新时代。

如今，在我老家，过去种植包谷、小麦、红薯和土豆的旱田，早已被那盘山而转的茶叶所覆盖；过去种植水稻、芋头和莲藕的水田，早已被那红彤彤的“五月红”所淘汰；过去“出门靠走，通讯靠吼”的农村面貌，早已被那“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一辆辆轿车日夜如梭、一群群游客慕名而来”的美景所取代。

如今，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一个语音，卖米的老板和卖菜的老总，瞬间就把称心如意的大米和价廉物美的蔬菜，送到你的眼前。更不可想象的是，一个电话，一个外卖瞬间就飞到了你的嘴边。

如果按此发展速度推算的话，再过一二十年，我们不知还要享受多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幸福。

有人说“站着等你三千年”，而我要说“向天再借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