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功绪
网站用户
周功绪
解锯，就是通过人力，用改锯将圆木解成木方或木板的一种民间手艺。
这种民间艺人，有的地方称为锯匠或改匠。而在我们老家习惯地称之为解锯师傅。
解锯师傅，是木匠师傅的“孪生兄弟”。他们如同鱼儿离不水一样，携手战斗在木制工艺品的海洋里。
解锯，是鄂西地区的一大历史产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板壁屋、吊脚楼、土木结构的老瓦屋和梳妆柜、挂衣柜、电视柜等盛行的那些年代，可以说，一刻也离不开木匠师傅和解锯师傅的无私奉献。无论是楼板，还是门窗。无论是床方，还是床板。无论是桌子，还是板凳……无不彰显出木匠师傅和解锯师傅的勤劳与智慧，辛勤与汗水。
40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前，农村建房和姑娘出嫁时，既是木匠师傅繁忙的时候，也是解锯师傅最俏的日子。那一层层楼板、一堆堆椽条、一套套嫁妆和一批批厚薄不一、长短不一、宽窄不一的各类板材，无一不是解锯师傅和木匠师傅的骄傲与自豪。
解锯，是木工制作之外唯一的且不可分离的“生产车间”。一般情况下，解锯师傅将木料解成木方或木板后，木匠师傅再分门别类地进行深加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远山区的不少老百姓，继翻身解放“站起来”之后和从三年自然灾害的苦海中解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告别茅草屋、走出简易房、喜住大瓦屋的生活时代。在这个农村第一轮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谁也没想到木匠这个行业，随着老百姓的新房建设、老房改造和各种家俱的淘汰与更新，陡然走俏。就拿我们仅有5个生产小队、不足1000人的原垭子口大队来说，就有杜全三、卢友道、卢丛福、魏天雄、魏长福、周功柿、韩永虎、望开荣、韩庆华、刘忠江等近十多个木匠师傅。如果不是干部任用制度改革的话，也许我早就是四哥的第四个徒弟了。这些身手不凡的木匠，既为农村住房建设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又为广大解锯师傅，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解锯，一般两人一组。或父子、或兄弟、或师徒、或自由组合。
改锯、码钉、码架、锉刀、锤子或斧头，是解锯的主要工具。
而改锯，则是解锯的王牌利器。改锯，宛如工字形。它由一根长撑棍、两个木把手、一股粗顶绳、一个木撑子和一条长锯条组成。长撑棍，约小杯粗、1.8米长。木把手，长约30厘米，安装在改锯的两头，便于拉扯。锯条镶嵌在两个木把手的下沿，锯齿锋利、粗大，从中间向两边一路延伸。木把手上端则由几十根细棕绳，像一桥飞架南北一样，将改锯连为一体。顶绳中间插有一个10厘米左右的木撑子，犹如紧螺丝一样，用于顶绳松、紧的调整。一般开锯前用木撑子将顶绳别得紧紧的。收锯时，再将木撑子松回原处，便于改锯处于宽松休养状态。
通常情况下，木匠师傅，将要解成的木板的木头，用斧头修理好后，再按需要的尺寸(除椽条外)，用锯子锯成一节一节的，并在每节的上面用墨斗盒子，根据板材的厚度弹出一条条墨线后，解锯师傅就将木头抬到齐腰深的码架上，并在码叉与木头交汇处的周边，用几个码钉钉牢后，就可开锯了。
开锯时，两个解锯师傅隔着木头，站成马步，面朝同一方向，从最上面的一条墨线开始开锯。拉方锯木较深，配合方用力要活，你拉我送，我拉你送，锯末被锯齿带出，向拉方纷纷飞出，空气中弥漫着锯末的芬香。当锯进一尺左右的时候，要用木楔或铁片撑开木缝，以减少锯片来回摩擦，便于节省力气。那你拉我送、我拉你送，来来往往的画面和一拉脚尖一扬、一送脚根一抬循环往复的样子，胜似乡村露天艺术表演。那码架两边一串串脚印、一滴滴汗水和一堆堆锯末，让人一看，似乎陶醉在“两人对着站，脱了衣服干。为了一条缝，解出几身汗。”的美景里。
“心领神会，合力合拍，用力均匀，平稳前行”是解锯师傅的最高境界。只有这样，锯片才能始终活跃在平行线上，才能解出一马平川的木板来。不然的话，解出的木板凹凸不平。这不仅浪费材料，而且也给木匠师傅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
解锯，看似好玩，貌似简单，而实际上是一门技术活和体力活。它除需要天衣无缝的配合、合二为一的步调和张驰有度的节奏外，更需要强有力的腿力、腰力和臂力做保证，否则，很难干好这个活。记得，我16岁时，就十分好奇地学了好几次，那一拉一跑线(墨线)、一松一跑边，极不协调、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撩得几个解锯师傅笑了好多年。
解锯，若是遇到杉木，算是运气极佳。因为，杉木不仅好解，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结疤；若是遇到松木，付出的体力就相应大一些；若是遇到干透的栗木、柏木和枫香木，不仅累得挥汗如雨、饭量陡增，而且还要像磨刀那样，时不时地锉好锯齿。否则，再好的锯齿也会有去无回。
木匠出身的四哥和永虎哥，解锯的技术就不用说了。二哥、功银哥、龙三哥、发青哥、支国哥、齐顺弟……算是我们队里解锯的行家里手，无论集体建房，还是私人建房。无论韩家打家俱，还是杜家做嫁妆，都能看到他们汗流浃背、解去解来的动人画面。
1962年出生的帮丛哥，虽然天生有苦难言，说不出话来。但聪明、帅气和身体健壮、走路如风的他，解起锯来，如鱼得水，格外有劲。他究竟帮助困难户解决了多少的解锯的燃眉之急，我们那一方的老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大哥和先贵哥，这对黄金搭档，不仅力气大、技术好、人品正，而且肯流汗、肯出力、肯帮忙。是村里村外十分抢手的解锯师傅。因为他俩解出的木板不仅很平整，而且同比情况下，数量也比别人多一些。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原生产队里仅有的一间仓库屋，还是花150元买的我们的一间老房屋。七十年代初，我们队里才在我们周家屋场斜右边开山劈岭，建起了四大间集体仓库屋。这四大间仓库屋几乎与五队的几大间仓库屋如期而建，且遥相呼应。令我无比吃惊的是，在集体仓库屋大会战的建设中，那8个解锯师傅组成的4组解锯班子，抢晴天、战雨天，夜以继日地解锯场面和那堆积如山的楼板、椽条、门窗、板材……给我留下了无比震撼的印象。那木匠的斧头声、挑土的欢笑声、杵墙的号子声、解锯的吡嚓声……交相辉映、不绝于耳，胜似一场场隆重的乡间“交响曲”和一场场精彩纷呈的乡间艺人大比武。
端坊中学、端坊溪小学、垭子口小学、小溪口小学、杜家院小学、垭子口面铺、垭子口电影院、小溪口老榨坊等众多集体资产，统统都是青一色的土木结构的大瓦屋。就连端坊乡政府的老房子和垭子口的天井屋也不例外。我工作的第一站，就在端坊乡政府“一楼豆腐块，二楼板壁屋”里住过三年多。如果没有那些木匠师傅、解锯师傅和老百姓的日夜付出，就不可能打造出历史悠久、光辉灿烂、遍地开花的瓦屋时代。
湖南凤凰古城的吊脚楼，贵州西江的千户苗寨，山西的平遥古城，宜昌市老城区、太平溪老街、黑岩子小集镇的板壁屋和我的母校——太平溪高中的四合院……至今记忆犹新。这些灿烂的建筑文化，无不凝聚着解锯师傅的心血与汗水。
我们队里李公平、杜竹三、朱江道、敦先贵、敦先才、韩永政等众多乡亲，在搬进新瓦屋的时候，儿时的我们，即使只能搬把小椅子，提个小板凳……也都自告奋勇地加入了“男女老少齐上阵、万众一心忙搬家”的大决战。那背的背、抬的抬、抱的抱的欢天喜地的场面，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那种乡情、那种友情、那种亲情，真叫人羡慕不已。
出乎意料的是，在农村大瓦屋建设尚未转型的时候，木匠行业和解锯业务，又迎来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大江南北年年丰收，家家户户粮柜告急的机遇。那抢木匠做粮柜的，就像抢宝贝一样，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集体化时期我们用来装粮食的家当，仅仅只有两个黑漆漆的老柜子，且常年“不饱和”。而责任田到户后，仅我们一个小家庭就新添了三个大粮柜，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增加了几个。那一个生产小队，一个生产大队，直至那一方……究竟增添了多少粮柜，我的确一时难以说清。但那张家做了、李家做。李家做了、王家做。王家做了、周家做……空前繁忙的场面，可以说千年难遇。那遍及千家万户的新粮柜，应该说，是木匠师傅和解锯师傅精诚合作的光辉典范。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农村住房结构和民用家俱的来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的老百姓沿公路边、沿溪河边、沿集市边住进“小洋楼”和那千家万户打家俱的时代，被家家户户买家俱的时代取代后，解锯这个行当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后来，随着人们的住房理念和家俱观的质的改变，故乡的森林越来越绿了、树木越来越粗了、林海越来越美了、氧吧越来越俏了。那一幢幢“小洋楼”、一辆辆私家车和一张张幸福而灿烂的笑脸，把父老乡亲们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绿水青山、鸟语花香”的富美时代。
解锯，这个曾一度十分抢手的行业，这个乡村工业文明进步的一个缩影，虽然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却深深地写在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里和父老乡亲们感恩的世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