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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功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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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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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年猪

       周功绪

“小孩小孩你别哭,进了腊月就杀猪。”

这是对生活在缺衣少粮的贫困年代的娃娃们,日夜盼望吃年猪肉的一种生动形象的表达。

杀年猪,是故乡的一大传统习俗;是父老乡亲们的一大热切期盼;更是华夏大地千古传唱的一大灿烂文化。

杀年猪,既是一大盛事,又是一件极不平凡的喜事。在“卖一吃一、购留各半”的计划经济年代,要想杀年猪,须得过好“向国家上交任务猪”和“向村委会上缴农特两税、三提五统(俗称揪猪尾巴)”的两大铁关后,才能如愿以偿。否则,再大再肥再好的年猪也只能望洋兴叹。

年猪,是倍受人们关心的宝贝之一。可以说,全家老少看到在,周围乡亲比到在,税费改革前村里干部盯到在。

在那一年到头很难吃上一餐新鲜肉的贫困年代,杀年猪、吃年猪饭(俗称吃新鲜),就不是一般的喜事和大事。它的渴望程度、它的欢喜程度、它的亲密程度和它的关注程度,可以说,远远胜过端午饭、栽秧饭、元宵饭,甚至团年饭。

集体化时代,年猪一般都不大,通常只有100多斤。杀一头猪,一两个帮手就绰绰有余了。

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可以说,是杀猪佬最走俏、最辛苦、最劳累、最繁忙的黄金时期,那杀200多斤的习以为常:杀300多斤的比比皆是:杀几头大几百斤的不足为奇。

杀年猪,很讲究。一要选个“吉星高照”的好日子,以图万事吉利,六畜兴旺;二要提前几天与杀猪佬约定好,以保万无一失;三要备足好酒、好烟和好菜,像过年过节一样,盛迎八方贵客;四要上门挨家挨户地邀请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如期参加年猪宴。

杀年猪,是杀猪佬施展才华的历史舞台。一般一进腊月,这个人见人爱的“民间艺人”,就成为家家户户的“抢手货”了。那张家请了、李家请;李家请了,王家请;王家请了、周家请……争先恐后、络绎不绝的火热场面,早已成为春节前农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前不久,我的老朋友——我们原垭子口村四队的维志哥向我介绍到:有一年,他们家里杀年猪的前几天,本来与杀猪佬约定好好的。万万没想到,就在杀猪的那一天,开水烧了一发又一发,应邀吃新鲜的客人来了一波又一波,直到圆钟后也没看到杀猪佬的影子。那母亲、父亲望了又望、问了又问,急了又急,望穿秋水的样子,真是无语言表。后经多方打听,才得知杀猪佬在途中被别人强行抢走了。“唉,要是那个年代有手机的话,那该多好啊。”维志哥哭笑不得地向我点了点头。后来,为了确保杀年猪不误时和吃新鲜的客人不跑空路,不少的老百姓干脆将杀猪佬的“背架”(装杀猪刀具的背篓)提前背到家里。这一绝招的横空出世,不知解除了多少老百姓不应有的忧虑。

杜远金、望开荣、敦永生,是我们原垭子口村不同时代的杀猪佬。在我的记忆深处,既是队长,又是杀猪佬的杜远金,是一个一呼百应、手艺高超、经验丰富的老一代的杀猪佬。既会做木工、又会跑运输、更会杀年猪的望开荣,是一个能说会道、雷厉风行、多才多艺的中年杀猪佬。既会制茶叶、又会杀年猪的敦永生,是一个老实憨厚、舍己为人、默默奉献的新一代的杀猪佬。在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干、一代接着一代传的杀猪的阳光大道上,我不仅享受了无尽的年猪肉的口福,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不知疲倦、百战百胜的崇高品质。这些难得的精神财富,可以说,对我的成长与进步影响很大。

杀年猪,既高兴又难受的,非母亲莫属。母亲高兴的是亲朋好友能够欢聚一堂,尽情分享她一年多的辛劳成果。母亲最难受的是怎么忍心地让年猪如此告别。母亲一勺一勺地、一顿一顿地、一日一日地将年猪喂到几百斤,怎能没有感情呢?记得,我们家杀年猪的那一天,我看到母亲一大早抢在烧开水之前,就将一大捅苞谷面掺红苕倒到了猪盆里,以让年猪吃好最后一顿。母亲一边喂,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一边擦着眼泪地说:“今天你一定要吃好、吃饱啊。”

有人说,猪很愚蠢,其实不然。平日里再活泼、再喜欢往外跑的猪,宰杀前怎么赶也不挪窝,有的甚至拼命抵抗。

杀年猪时,一般需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揪的揪猪耳朵、揪的揪猪尾巴……连扯带揪、连揪带拖、连拖带提地把它从猪圈里强行“请”出来,它那极不情愿、奋力反抗和几个爪子在地下拖得鲜血直流的样子,永远疼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

年猪被杀猪佬和几个帮手强力地摁在板凳上后,它那撕心裂肺地嚎叫、拼死拼命地挣扎和它那充满着祈求、充满着绝望的眼神……让人一看,真是心如刀绞。

令我胆颤心惊的是,不管年猪怎么挣扎、不管年猪怎么呼救、不管年猪怎么哀求,只见杀猪佬不用分说地从他的背篓中抽出一把一尺多长的明晃晃的尖刀,一手猛地扼住猪头,一手使力地向猪喉捅进去,干净利索地直至心脏后,一股红彤彤的热血,像一股瀑布从刀口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直飞早已准备好的面盆里。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挣扎了几下后,再也一动不动了。

“幺妈,快把猪血端去煮血晃子。”

话刚一说完,杀猪佬又拿出一把短刀,在年猪的后腿挨近蹄爪的地方,划出一道小口后,一手将口子边上的猪皮扯开,一手将一根顶端为圆形的长挺杖,使劲地往里通……直到通到年猪的两只前腿和两只耳朵后面等部位后,再抱起开好口子的猪胯子,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地吹起气来,直到把年猪吹得圆圆滚滚、肥肥胖胖为止。

抱起猪胯子给年猪吹气,是检验杀猪佬气力和功夫的重要一环。老一代的杀猪佬——远金哥,应该是我印象中最有名的“吹气大师”。别看他年纪大,走起路来不快不慢,但吹起气来,不知是多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学习的榜样。他那圆圆的脸庞、浓浓的眉毛和一双明亮又闪烁的眼晴,在使劲吹气的舞台上,在年猪瞬间变成大气球的“魔术世界里”,显得更加绚丽多彩。

“幺爹,快把开水倒到腰盆里。”

“好的,马上倒。”

年猪被吹得大大得、圆圆得、肥肥得后,接下来就是抬到腰盆里,去烫猪毛和刮猪毛了。烫猪毛和刮猪毛这些活儿,一般由几个帮手抢着去做,尽量不牵扯杀猪佬。以让杀猪佬乘机好好歇歇气、抽抽烟、喝喝水。

烫猪毛和刮猪毛,既是一项技术活,又是一项仔细活,更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活儿。容不得拖、容不得等、容不得慢。只能乘“热”打铁,速战速决。不然的话,再多的开水也不顶用。大哥、二哥、四哥和功银哥,应该说,都是烫猪毛、刮猪毛的业余高手,他们眼疾手快地烫、行云流水地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将年猪整理得白干白净的决战场面,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年猪整理干净后,几个帮手合力将它抬到板凳上,在砍掉猪头后,紧接着就是分边(俗称开膘)。分边,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时候,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候。因为看年猪有多大、看肉膘有多厚,是父老乡亲们的一个传统习俗。也是父老乡亲们判断一个家庭一年到头收成如何的重要标志之一。再加上也只能在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肉膘问题和重量问题,才能一一水落石出。。

“杜师傅,膘有多厚呀。”

“幺妈,膘好得很,比我手掌还厚些呢。”

这个时候,打杂的、帮忙下厨的、前来吃新鲜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像看稀奇一样,不约而同地跑到年猪周围去看肉膘,那“有的抱起娃娃抢抢地看、有的用手扒扒地看、有的用手掌比比地看”的拥挤场面,时常在我脑海里激情飞扬。

肉膘看好后,几个帮手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议膘声中,一跃而上,将年猪倒挂在靠在墙边的木梯上,以便开膛破肚。杀猪佬一一取出小肠、大肠、猪肝、心肺后,便将其砍成两半边。并分别过好秤后,在案板上将猪蹄子一一剁掉、将猪油一一剔除、将骨头一一剐出后,再将猪肉砍成一块一块的,以便东家腌制和熏炕。

“杜师傅,半边多重呀?”

“幺妈,半边178斤,还蛮旺呢。”

“真的呀,我做梦也没想到……”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责任田到户后,我们家里有史以来杀的第一头大肥猪。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后来的年猪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令我眼花缭乱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打杂的,还是做饭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兴高采烈地投入到了杀年猪的战火中,那“提的提猪肉、整的整猪脑壳、烧的烧烙铁、烙的烙猪蹄子、摘的摘猪杂毛、洗的洗猪肠子、抱的抱柴禾、刮的刮萝卜、切的切瘦肉……男男女女、里里外外,忙的不亦乐乎”的火爆场面,胜似一幅“千军万马忙过年”的壮美画卷。

“幺妈,快把这块五花肉拿去蒸蒸肉。”

“幺妈,快把这块骨头拿去炖萝卜。”

“好的,来了,来了。”

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母亲在大妈、二妈和几个嫂子的精心帮助下,几大桌一闻就想吃、一看就想吃、越吃越想吃的年猪菜,就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那色、香、味、形堪称一流的苞谷面蒸蒸肉、血晃子、骨头炖萝卜和爆炒腰花……真让我胃口大开和口水直流。

“杜师傅,辛苦您了,我再敬您一杯。”

“先贵哥,不客套,多喝几杯。”

“立华,你把这块蒸肉干掉,我好再去端一盘。”

“幺爹,我早就吃好了。谢谢您!”

吃新鲜的客人酒足饭饱,陆陆续续地离开后,没想到,忙了一天到晚的母亲和父亲,又腌新鲜肉和灌香肠去了……

如果说,杀年猪,是亲朋好友们最关注的盛事。那么,吃年猪饭,便是亲朋好友们最开心的盛宴。那吃了一盘又一盘,吃了一餐又一餐,吃了一家又一家和今年吃、明年吃、年年吃的幸福场面,无与伦比;那种香气、那种美味、那种口感,无法复制;那相互坐庄、相互敬酒、相互祝福、相互分享的欢乐场面,难以忘怀;那种亲情、那种友情、那种恩情,无法替代。

令我不得不吃惊的是,当我们携手迈进富美乡村建设的崭新时代后,也就是2018年的冬天,乐天溪镇的一位老朋友杀年猪时,我有幸地参加了那场盛世空前的年猪宴。20多桌客人欢天喜地吃新鲜的壮观场面,给我留下了无比震撼的印象。

杀年猪,在我看来,越杀越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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