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粮记

                 周功绪

每当我想起“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这句千古传唱的经典名言时，我那捡粮的童年往事，就情不自禁地飞到了我的眼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不知是何等的金贵。在吃了上顿，愁下顿和甚至有的吃遍野菜、吃光芭蕉兜兜的那些岁月，它就不是一般的“金银珠宝”了。

在这样一个贫困年代，到田边地角捡粮食，就成了我们儿时爱不释手的“特殊职业”。

捡粮食，就是在集体收割后的粮田里，去捡那些没有收割到和收割掉的五谷杂粮。如谷子、麦子、绿豆、黄豆、红苕、土豆和芋头等。甚至连一个南瓜、一颗花生和一粒芝麻也不轻易放过。

我们捡粮食，并不是父母的特意交待和安排，而是如饥似渴下的一种本能反应。

在农业种植比较落后时期，粮食亩产远远赶不上科技兴农后的高产年代。科技兴农后，一亩田的粮食产量，几乎是之前的两倍多。那时的水稻产量，一般500斤左右；苞谷产量，一般400斤左右；小麦产量，一般300斤左右；红苕产量，一般400斤左右(折算后)、土豆产量，一般300斤左右(折算后)……再加上那个年代优质粮田极少，所以，一年到头收获的粮食，远远满足不了家大口阔的基本需要。若是遇上自然灾害的话，那“民以食为天”的粮食，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在那计划生育政策未施行的年代，“人口多、底子薄、养家糊口”的事，就成了人们日益关心的第一大难题。那些年代，“7朵金花”、“8朵金花”的家庭不足为奇；“6大公子“、“7大公子”的家庭，为数不少；“5姊妹”、“6姊妹”的家庭，比比皆是。我们队里一家5、6个娃的，就有10多户。有的甚至在计划生育政策来临后，还抢着生和躲着生。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我们拥有5兄弟的一个家庭的基本粮食需求，作了一个大致的测算。加上父亲和母亲，全家7个人，按每人每天1斤粮食计算，每天需要7斤、每月需要210斤、每年需要2520斤。而我们队里在收成最好的年份，最多分给我们家的粮食也仅仅只有1800斤(稻谷800斤、苞谷300斤、小麦300斤、红苕2000斤、折算原粮为333斤、土豆400斤、折算原粮为67斤)，人均仅有257斤，与年基本需求量相差100多斤。而这仅仅是满足于有足够的劳动力的家庭而言，而那些劳动力很少的家庭，所获得的粮食就少得可怜了。因为在集体化年代，农民粮食的唯一来源，就是“按劳分配”。即：挣的工分多，分的粮食就多。

捡粮食，是那个年代，我们老家的一道特有的“风景”。在靠“工分”吃饭的集体化年代、一到割谷时、一到割麦时、一到扳苞谷时、一到挖红苕时、一到挖土豆时……就是我们娃娃大军捡粮的疯狂季节。因为集体收割粮食时，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遗漏。再加上集体化时代的粮食收割，比较粗放，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农户收割的那么精细。于是，捡粮食，就成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种追求和爱好。

捡粮食，既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生活所迫，更是我们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一种最好的理解和领会。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后，进门就背着背篓，带着齿镰刀，飞到我们门口水田坝里和腰连子湾水田坝里，像找宝贝一样，去捡那些漏掉的谷子。历经近两个小时的苦苦寻找，在24个水田里捡到了不少称心如意的谷刁子。回家和父亲整理后，用升子一量足有两升多，搞得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这两升多的谷子，在当今来说，完全不值一提。但在那个年代，不知是何等的重要。可以说，比当今捡一万块钱，还要兴奋得多。因为那时的粮食，就是我们心中的“黄金”。

在那抢粮捡的日益竞争激烈的年代，如果不捷足先登、如果不手疾眼快、如果不懂窍门，那只能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在一次又一次看不见的捡粮决赛中，二妈、周功春、杜支友，李发枝和杜美华，一看，就是冠军级别。而我和四哥的手法，在男同胞中，不得不承认是顶尖水平。

我们原垭子口二队的娃娃们，对捡粮食这个特殊的职业，好像超级热爱。不仅在本队抢着捡，而且经常跑到五队和三队去捡，有的甚至跑到几公里以外的杜家院村的江家食堂的稻田里去捡。那喜获“进口粮”的感觉，比当今吃山珍海味还要爽。

胡家华子和崔家丛子，是我们儿时的好朋友，他俩因生于1962年，不知什么原因，这年出生的不少可爱的孩子，不是语言上有障碍，就是精神上有问题。他俩虽然说话十分艰难，但他俩在捡粮食的羊肠小道上，身残志不残，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别人嘲笑，不怕风吹雨打，不怕太阳晒和视粮如金的默默无闻的“拾粮精神”，早就植根于我们的灵魂。

那个年代的“缺衣少粮”，不是父老乡亲们不勤劳，也不是生产队长不会管理和安排，更不是父老乡亲们的消极怠工，而是“田少、人多和老品种、老耕作的生产习俗”，远远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

为了让子孙后代吃得饱和吃得好，早日过上幸福日子。故乡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在不同的年代，开创了不同的人间奇迹。

一个是六十年代末至七年代末的“同天斗，同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举。那百岁溪流域的小溪口水田大坝、芭蕉溪流域的杜开春纸厂水田大坝和墩子石水田大坝等一片片优质高产水田，都是父老乡亲们，在端坊乡党委书记的正确领导下，用大寨精神和红旗渠精神，谱写的一曲曲惊天动地的“大寨”之歌。

一个是改革开放后的普及杂交水稻、普及杂交包谷和大力推行科学种植模式的农业种植革命。这场意义深远的伟大革命，使广大父老乡亲们走出了一条条高产和丰产的卖粮之路。在这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的改革年代，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杀大年猪和卖商品粮的一些过去想都没想到的事。记得，普及杂交苞谷的那一年，我们扳苞谷，不知手上扳起多少茧巴，不知肩上留下多少伤痕。有的苞谷接近一尺长，比老品种大几倍。那喜获丰收的动人场面，至今难忘。要是那个时候有手机的话，我不知要收藏多少珍贵的照片。杀大年猪，是我们老家摆阔显富的一种传统方式。记得，我们家的1981年的那两头年猪，不仅长得像条小黑牛，而且由过去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头，陡然增加到两头，搞得吃年猪肉的乡亲们，吃得津津有味，喝得洋光酒醉。那欢天喜地的样子和热闹非凡的场面，像放电影一样，经常在我脑海里激情飞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最高兴、最开心的莫过于过去那些”揭不开锅“的老百姓，而有苦难言的是杀猪佬和我们捡粮的娃娃们。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年猪吃得再不是一些野菜叶子了，而是缺衣少粮时连人就很难吃上的苞谷面和红苕了。因年猪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杀几百斤大年猪的户，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然而，万万没想到，这个特大的好事，却给杀猪佬们带来了不少的苦恼。这个苦恼就是过去杀小年猪杀习惯的杀猪佬们的体力，远远应对不了大年猪的求生反抗。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大哥、二哥、四哥、功银哥和杜齐顺、杜其兴、杜支国等众多大力士不知帮杜远金这个身强力壮的杀猪佬，攻破了多少次捉不住大年猪的难题；另一个有苦难言的是我们捡粮大军，全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一个是九十年代后，父老乡亲们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优质茶叶，大力发展高端夏橙，大力建设富美乡村。走出了一条条靠绿色经济、环保经济和旅游经济发家致富的阳光大道。

如今，虽然在我们过去捡粮的茫茫田野里，早已看不到一粒粮食了，但我却被那盘山而转的绿油油的茶叶和漫山遍野的红彤彤的夏橙所陶醉。

如今，每当我想起儿时捡粮的那些陈年往事，无不为生活在当今这个幸福时代的孩子们，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

 从“捡粮度命”到“卖商品粮、吃大年猪肉”，再到“乡村火爆游”的伟大创举，应该说，是父老乡亲们的一大丰功伟绩。我从内心地为他们点赞！点赞！！再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