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新鲜

                      周功绪

“三女，快喊婆婆爷爷、爸爸妈妈他(她)们来吃新鲜哟，几张桌子快坐满了。”

“好，幺婆婆，我们马上就来……”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几十名乡亲在我们周家老屋“吃新鲜”的一个缩影。

吃新鲜，是我老家的一大传统风俗。

吃新鲜，因为鲜而神奇，因为吃而雅兴，因为爽而向往，因为情而留恋。

 吃新鲜，一般要轮换三百多天才能吃到当年的第一次，一年到头最多也就是可怜的几次而已。

 吃新鲜，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就是吃“年猪饭”。

 在那缺衣少粮的贫困年代，吃新鲜，可不是一般的饭。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吸引力、它的诱惑力、它的影响力和它的关注度，远远超过端午饭、栽秧饭、月半饭，甚至超过团年饭。

在那饥一顿，饱一顿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苕米子吃、有土豆吃、有半饭半菜吃，就算谢天谢地了。有的甚至靠野菜度日，赊米吃的、借肉吃的、借衣穿的不足为奇。那饿肚子的滋味和想吃新鲜肉的欲望，不知怎样形容为好。那些年代吃大鱼大肉哪像现在这么简单，这么方便，这么普遍。可以说，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次。即使来了贵重客人，也未必能吃上一口新鲜肉。那“一年到头望穿新衣服，一年到头望吃年猪肉，一年到头望来客人”的心情，生活在当今富美时代的年青人，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在那凭票买肉的年代，吃新鲜，不知是何等的珍贵。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情况，都得把国家定购的生猪任务完成后，才能如愿以偿。那些年代，杀年猪的唯一“通行证”就是“宰杀证”，而宰杀证的唯一来源就是完成生猪定购任务后，由食品所代发。

在那交通闭塞的落后年代，在远离周家屋场七八公里的长江边沿的黑岩子集市上，有个专门为国家收购生猪定购任务的“食品所”。在这个当今很多青年人不知道的地方，那农民老大哥“背着生猪，上交国家定购任务”欢天喜地的样子和一艘艘机动船将生猪运往上海、武汉、宜昌等地川流不息的场面，至今还在我脑海里飞扬。

国家定购的生猪，至少120斤以上，若斤量不够，只好沿途背回，待其斤量足够后，再背去上交。在卖任务猪的羊肠小道上，大哥和二哥不知帮助没有背猪能力的困难户，排过多少忧，解过多少难。

吃新鲜，很讲究。一般要等到冬月中旬以后，才能正式拉开帷幕。一来等年猪长得肥肥的、壮壮的；二来便于猪肉的腌制和腊肉的熏制；三来作为年货的重头戏。

吃新鲜之前，一要选个“六畜兴旺”的日子；二要提前与杀猪佬“咬”好口；三要提前邀请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届时参加年猪宴；四要把最好的烟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菜奉献出来，让五湖四海的客人吃个痛痛快快；五要相互坐庄，相互分享，相互恭喜。

母亲对年猪的厚爱，无以言表。在杀年猪的那天，我亲眼看到母亲一大早，提着一大桶香喷喷的红苕掺苞谷面，让心爱的“宝贝”尽情地享受了最后一次的“山珍海味”。母亲那心如刀绞、依依不舍的样子，永远藏在我那感恩的世界里。

“幺妈，水烧开没有？”

“早就烧开了，就等你了，杜师傅。”

“好的，还有几分钟，我把大爹他们这一头杀完了就过来。”

“幺儿，快喊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去，马上就要给我们杀年猪了……”

“快把猪耳朵和猪尾巴揪住……”

话还没说完，那红彤彤的猪血像彩红一样，一泻“千里”。

不到分把钟的时间，一头生龙活虎的年猪，就这样在杜远金这个老道的杀猪佬的刀光下，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我们。

“么妈，快把猪血端走。”

“么妈，快把腰花拿去爆炒。”

“么妈，快把五花肉拿去蒸蒸肉……”

“师傅，半边多重呀？”

“半边五六十斤哟……”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那一桌桌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美食佳肴，在母亲和二妈等厨师的辛勤耕耘下，就来到了我们的眼前。

“立华，坐过来，这边好挑蒸肉些。”

“幺爹，我这边也有。”

“先贵，今天多喝几杯。”

“好的，幺妈，您们忙了半天，快来吃。”

“今年的血晃和蒸肉，真好吃。”

“你们喝酒的慢慢喝，多喝几杯……”

万万没想到，这些温馨而又浪漫的美好记忆，已离我们40多年了。

血晃子、瘦肉丝、炒猪肝、爆腰花、排骨炖萝卜汤和苞谷面蒸蒸肉，是我们舌尖上的最爱。那“云雾缭绕”，香气扑鼻的年猪肉，无与伦比。那排骨的酥香味和清香的萝卜口感、那苞谷面蒸蒸肉特有的肥而不腻、回味无穷的味道，一看就想吃，一闻就入迷，一吃还想吃。那种味道，用香飘十里来表达，一点也不为过。

苞谷面蒸蒸肉，不是一般的好吃。若是将其煎成锅巴蒸肉后，那“香到极致、爽到极致”的口感，不是天下一绝，胜似天下一绝。

苞谷面蒸蒸肉，是我一生中的超级最爱。我不知在大江南北品尝过多少次，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找到那原有的味道。要是哪家农家乐打响这个民间品牌的话，不知要“火”到什么程度。

很小的时候，我曾好奇地向母亲问道：苞谷面蒸蒸肉，撒这么好吃？母亲微笑着告诉我：用苞谷面和红苕喂的年猪，与用饲料喂的年猪完全不一样，用苞谷面和红苕喂的年猪，天生就是香。

吃新鲜的客人陆陆续续回家后，忙碌了一天到晚的母亲和父亲，完全不知道休息，紧接着又去灌香肠和腌肉去了。那跳进跳出、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真叫我既高兴又心痛。

“看哪家年猪大，看哪家年猪肉膘厚”，是我们老家吃新鲜的一大传统赛事。

“幺爹，今年半边168斤。”

“年成还可以，比去年重了50斤。”

“幺妈，肉膘足足一巴掌多厚。”

“哟，没想到这么有肉呀。”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户后，我们有史以来杀的第一头大年猪，比七十年代中叶杀的那头小年猪，足足超重216斤。

“挨家挨家吃，家家户户吃”，是周家屋场吃新鲜的一大传统。那几十名父老乡亲，欢聚一堂、欢声笑语、畅所欲言、对酒放唱的温馨场面，几乎与一家人一模一样；那热闹非凡、心情舒畅的氛围，就像解小东“咱们老百姓啊，今日真高兴”的流行歌曲一样，唱出了激情，唱出了欢快，唱出了风采。

令我无比欣慰的是，在吃新鲜的幸福大道上，我们的口福越来越好、越来越爽、越来越多。去年，我回老家吃新鲜时，94岁高龄的母亲，无比兴奋地向我讲述了几个来之不易的变化：一个是六七十年代，能吃个百把多斤年猪的，就算万幸了；一个是八十年代，吃个两三百斤年猪的，比比皆是；一个是九十年代后，吃几头几百斤年猪的，大有人在；一个是二十一世纪后，家家户户种上了茶叶，栽上了夏橙，虽然没有种粮食了，虽然喂年猪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几乎天天都有新鲜肉吃了。

吃新鲜，在我眼里，是民间文化传承的盛宴；是亲情友情乡情日益升华的盛宴；更是千家万户分享幸福生活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