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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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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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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的营造与现实的追寻 ——读俞梁波长篇小说《面具女郎》

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把《面具女郎》读完。这本书,我读得慢,也读得细,出于对小说家创作的尊重,作者在用心码每一个字,作为读者,如果认可这个文本,没有理由不去细读那用心码出来的文字。《面具女郎》不论是在叙述方式还是氛围的营造以及故事情节,都有吸引我的地方,所以,我阅读的“慢”也在情理之中。小说集从体量上来说,应该划作小长篇,22万字,如果读得快的,两个星期就可以读完。但囫囵吞枣的阅读,反而失去了发现的乐趣和阅读时的愉悦感。

书名《面具女郎》,目录中,更有“梦一”到“梦十七”这样新颖、别致的排序,顺着这些线索来阅读此书,就会厘清这样几个细节。首先,主人公是“女郎”,而且是戴了面具的“女郎”;其次,既然目录中有“梦”这样的字眼,那么,全书中一定有很多扑朔迷离的情节,值得探究;最后,读此书,一定要带着疑问去追寻,会有新的感受。再延伸一点,为什么这个女郎要戴着面具,为什么要用梦境来串起整本小说的情节,作者在刻画人物时有何思考……带着这一连串疑问,在小说集的章节中,一一去寻找答案,是一次非常愉悦的阅读体会。

细读下来,人物开始浮现在眼前。小说的主人公白丽,是一个风尘女子,出于职业的特殊性,以及复杂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与人打交道时,不可避免的要戴上面具。她想爱,但是显得爱无力,她想去追求,却总是事与愿违。白丽这样的人物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也很常见。尤其是当下的大都市,浮华的都市里,各种娱乐场所中,总会或多或少的觅到“白丽”的身影。以白丽这个主人公为中心,开始编制关系网。白丽的父亲天生是一个侏儒,而母亲从嫁给这个男人的第一天起,就心生嫌弃。这样的家庭组合,注定充斥着矛盾、挣扎和原生态的不稳定。父亲和母亲不和谐的婚姻,让白丽的成长,有着先天的敏感和倔强。发生命运转折的地方,是白丽被车间主任的儿子强暴之后,那种内心的恐惧和无助,以及被世俗伤害时的无力和无奈,让她慢慢坠入风尘,从而让自己的人生,完全被抛向无垠的大海,没有任何的保护,只有受尽风雨的摧残。

有一句话很著名: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白丽这样的人物形象,不论是在影视剧中,还是在现实生活里,都或多或少被我们所看见和遇见。如何讲好这个人物的故事,这涉及到如何规避庸常的情节,以及同质化的表达。俞梁波显然是用心在构思,也巧妙地绕过了这些写作的难题,且用先锋式的语言叙述,让语言清新起来,在白丽的梦境中展开思考与思辨。这是人性使然。当一个人对现实生活失望至极,且无力改变时,在梦境中获得一种解脱或者解放,是最好的精神救赎和人格的想象与完善。必须承认,我是被小说诗化的语言吸引着,向前推进,阅读,然后思考,然后再阅读,然后再思考。比如开头的《梦一》章节,作者写道:“很多年后的一天,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站在一条大河边。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路过她身边的人听到她在自言自语地说,他会回来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这样带有隐喻的开头,本身就充满了吸引力,吸引着读者继续往下读。

读《面具女郎》,让我看到了浮世生活的残酷与无奈。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尤其是小说创作,凭空的想象产生的文本很有很大的疏离感,而来源于生活的文本则有着文本阅读的亲切。《面具女郎》里的人物,不论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或多或少的找到原型,比如白丽和她的父母,比如追求爱情的刘原,还有纯洁、善良的妹妹。这样贴近生活的文本,总会让人在现实和小说中徘徊,在心灵深处拷问自己,从而让人性的善恶在复杂的欲念中得到启示和震撼地升华。俞梁波的小说我读了不少,不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看得出来,《面具女郎》是他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进行创新尝试的一种文本实验。也是对他九十年代文学创作,在精神上的一种延伸。身处城市,他对俗世生活的观察和职业作家的敏感,让他关注人群的角度,越来越靠近底层或者边缘人物,这样贴近心灵的书写,是作家在责任和创新上的一种探究。

读《面具女郎》,且不可以故事为阅读目的,而应该在文本之中感受人物的命运沉浮,以及对人性复杂展示时的立体与灵动。我觉得作者在写作时,并没有太多刻意地去写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物自己按照命运的走向来展现她自己的经历。比如白丽,这样的一个人物,从宿命论上来说,她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戏剧性和矛盾性的人物,她的出生,她的爱情,她的生活,在没有重大的事件改变之前,基本上会将一个小人物的经历展现出令人感叹的画面。而能够让一个人从心灵到肉体产生巨大阵痛和变化的自然是死亡,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警醒。父亲的死,给白丽以警醒。而生活中的温情画面和温暖画面,给白丽的救赎带来了人格上的转变。结局处,白丽的救赎并不突兀,从作者在前文中埋下的伏笔可知,主人公拯救自己的方式,只能是灵魂的自我觉醒和看透人生后的顿然醒悟。且,这也是人性的完整结局,是能够给人留下深思和感怀的一种结局与思考。

其实,读完整本小说,掩卷沉思之时,我念念不忘的是白丽母亲这个人物形象。女性角色的塑造往往在小说中,有着悲情的存在。女性本身的弱势和需要被同情和关爱的形象,让其人物特征充满了戏剧性。白丽的人生命运有其先天的不可逆性,而白丽母亲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追求自己的幸福,及至嫁给白丽父亲的无奈选择,都是一种命运的造化弄人所带来的复杂性。她渴望爱情,但是阿宝和小木头,都是烟花般的转瞬即逝的薄情男。娶了自己的男人,却有着先天的残缺,让她的内心受到了艰难地诘问与审视。实际上,白丽母亲的人生境遇,也给白丽带来了现实的参考。毕竟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血缘上难以割舍的亲情,让她始终以此为参考。

而白丽的人物命运,始终在挣扎中映衬出世俗社会的阴暗面和丑陋一面。而这种阴暗和丑陋,有着很深的社会顽疾的隐喻。小说家有着天然地对人性的精准地洞察。在这一点上,俞梁波的写作显得更加成熟和自信。从伏笔的设定和小说的构思来看,写《面具女郎》这本小说,俞梁波是经过精心准备的。相较于他在《大围涂》写作中的宏大叙事的技巧运用,《面具女郎》更有着透视现实生活的质感,小说集中的很多情节,都有诗歌的意境存在,如果把单一段落提炼出来,都可以独自成诗。这也是我阅读了一个段落后,再折回头重新阅读的原因,也是读得慢的原因。

《面具女郎》是作家俞梁波很重要的一个小说文本。在这本小说里,在对现代主义的诗性探索上和先锋文本的技巧延续上,都有创新的成分。尤其是当下的城市文学叙说,如何串联起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如何将边缘人物的境遇进行复杂的人性展示和图卷展开,《面具女郎》都有着文本的启示和探索意义。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周期来说,俞梁波的《面具女郎》将艺术魅力和艺术的生发能力发挥到了一个积极的层面,在氛围的营造上,在整本小说的构思上,作者都在叙说一个隐喻的社会视角。作为读者,我带着好奇心走进小说,在小说中,和主人公的命运一起沉浮,一起经历人性挣扎的考验。感受着那些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这是阅读的乐趣。

在当前社会,文字的功能正被视觉更为丰富的视频信息所代替,而阅读的静心,是需要一定的沉淀和沉潜的。作家俞梁波的写作始终是勤勤恳恳的,始终有着写作的自觉。而《面具女郎》保持了作家写作的一种锐利的感觉,那种丰富的语感,对生活的敏感度,都是能够从文本中感知到的。且,这本长篇小说,是对自己的中短篇写作的一种回首,是把个人的情感和思索,浓缩在长篇里,产生一种情感意义上的亮相与追问。

我想说的是,整部小说,在梦境和现实中穿插。这难道仅仅是主人公白丽的个人梦境?我想,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在城市里挣扎和生活的人的梦境。在现实中得不到爱的温存,得不到情感的关怀与慰藉,也得不到幸福的阳光的照耀,势必会从梦境中得到一种宽慰。正如朱华丽在《世俗沉浮中的自我救赎》一文中所说:“白丽觉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也是在锅炉房外吧,一些马尾草从煤缝中钻出,接纳阳光承受雨露。这一刻,尽管旧事物垂垂老矣,但新生的力量柔嫩而向上,生动而美好,从未消逝……”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场景,在我看来更像是梦中的一个场景。当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备受摧残,而人性顿悟,现实和梦境,往往是融为一体的。这种人性的复杂蜕变,是作家精准把握人性探寻的一个重要的写作技巧。



——原载2021年5月21日《甘孜日报》康巴周末文化视野2021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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