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祭

正月初三，相约和二依、老依的家人一起去二依、老依的坟上看看。称呼为他们的家人，愚人总觉得是不妥的，大抵说来，愚人也应该算他们的家人的。因为自从和他们一家结亲以来，他们就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外人。二依、老依者，李玉东、李玉祥两兄弟也，乃文山坪坝人氏，不幸于2019年和2006年病故。

车距坪坝越来越近。旭日初升，一绺绺、错落有致而金黄的油菜花穿过我的视线，我无心沿路美丽的风景，心情变得越来越迫切，似有一种急切飞奔到他们的坟前，倾诉多年来哀思的悲凉冲动。

在志武弟弟的引路下，我终于到达坪坝，弟弟妹妹们陆续到达，虽然有的近三十年没见，但我们之间亦然如多年前的孩童时，没有半点生份。一番嘘寒问暖后我们便前往二老的坟上。

跪在二老的坟前，我肝肠寸断，三十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1988年，刚刚读完初一的我由于哮喘病又开始恶化，不得已父母只得给我办了为期一年的停学。停学那年，已经成家的大哥和二哥与父母分了家。分家后父母的负担又变得雪上加霜，我告诉妈妈，说我也可以和她一起去做生意，于是我踏上了边治病边学习经商之路。说是经商，仅只是根据季节变化贩点蔬菜水果以此赚取差价补贴家用而也。十月，妈妈和大伯家买了一整块田的甘蔗，我就专门负责在家把甘蔗从地里挖好捆成捆扛到一公里开外的公路边，母亲拦车拉到文山，我再到文山去卖。那时的文山，只有两条街，一条是东风路，一条是梁子街，我和母亲经常把甘蔗摆在东风路拐角的东风旅社门口卖，因为那里是一个转角三叉路口，也是当年文山最繁华的地段，行人比较多。那时候文山的常住人口是很少的，但交道打熟识了，很多人总会绕很远的路来照顾我们的生意，也许是出于对我们的同情或可怜吧。因为那时，在昏暗的路灯下，我和母亲总会在刺骨的寒风中守至深夜，叫卖是市管不允许的，只能等着赶夜市的人路过自动来光顾。

卖完了和别人家买的，开始卖自家种的。那个年代的车很少，大年初六早上，我和母亲拦车整整等了一个早上，时近中午终于拦到。我和母亲在车下送，父亲在车上接了堆放，一个早上没有吃东西的我们把近佰捆甘蔗上好车时，饥肠辘辘的整个身体虚脱到了接近垮塌的地步，但是还得坚持到文山。等到了文山把甘蔗从车上卸下再找三轮车拉到东风旅社门口，已经是下午近五点了。犀利的寒风加上稀稀疏疏的小雨，我又冷又饿，但母亲叫我去买东西吃，我还是坚持让母亲先去吃。

初七早上，天突然变脸放晴，街上的行人也多了起来，我在东风旅社门口卖，母亲找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到文山县（当时还没有升级为市）公安局旁边的十字街口卖，一天，我们就卖了将近三分之二。

初八早上，看着甘蔗已经卖得差不多，母亲决定不再拉到其他地方卖了。那天早上，来了一个很奇怪年纪大概三十六七岁的人，就是后来的老依，他一直倚靠在人行道旁的钢管栏杆上看我和母亲卖甘蔗。时近中午他忽然离开，过了十几分钟又回来了，只是手上端了两碗东西。看着客户走开，他把东西递给我和母亲，我和母亲都迟疑了一下。说实话，到文山卖了那么长时间的东西，遇到这样的状况还是第一次。

看到我们都不太敢接，他面带友善的说，“吃吧，我都在这里看你们近三个小时了，我不是坏人，不会害你们的。”我和母亲接过碗一看，原来是两碗热气腾腾的汆肉米线，瞬间泪水湿润了我和母亲的双眼。要知道，在那个想花一元钱捏在手心捏出汗都舍不得花的年代，能够在文山吃上3元一碗的汆肉米线，对于我和母亲来说太奢侈了。

我和母亲一边吃，他问母亲“大嫂，你这儿子这么聪明，为什么不让他去读书？”，母亲说“家里困难，加上他又生病了”。他若有所思的考虑了一下说“要不这样，我家就在文山，我和你们认个亲戚，让他来和我一起住，我供他读书，给他治病”。母亲笑了笑“这个我做不了主，得回去和他爹商量”。临别，他让母亲商量后把结果告诉他。

初九下午，我们卖完了甘蔗。回到家，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把这个事情和父亲说了，边说边看着我。那时候，我还真怕父亲点头，把我送了别人。因为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加上瘫痪20多年的奶奶，父母肩膀上挑着包括他们在内的八张嘴，路实在走得很艰难。听母亲说完，父亲深深的喝了一口酒，我听得出他酒杯中内心的沉重，然后他从厨房门看着远处，慢慢的说“我的孩子，这么些年再艰难我都过来了，怎么可能会送人呢！”那一晚，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为父亲的骨气而骄傲，更为深爱我的父亲而自豪。

三天以后，我和母亲又运了一车甘蔗到了文山。在我们卖甘蔗的时间里，那位叔叔又来了，并且又给我们端来了汆肉米线。母亲把父亲的意思转告了他。我以为他会悻悻而去，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天中午他把妻子也带来了，还给我们端来两碗饭。他让母亲转告父亲，不让我到他家也没有关系，咱们认一门亲戚，有什么也可以互相关照，并说他们一定会抽时间到我家认亲戚。

六月的一天，当我还在田间赶着稻谷花粉的时候，弟弟跑到田里来叫我，说是有两个人到我家来，说是来认亲戚的。好久没有到文山赶街，加上不分白天黑夜的劳作，我早已把在文山遇到好人并说要到我家来认亲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再加上家庭的贫穷和身份的卑微，想想人家也就是随口说说而也。放下竹竿，我和弟弟跑回家，那盆日常用来驱赶黑蚊的稻壳袅袅散着火烟的旁边，那个熟系的面孔和另外一个陌生面孔和父亲坐在屋檐下开心的谈论着。看见我们跑回家，那个熟系的面孔快步来到天井，扶着我的肩膀：“小卫，去干活计了噶？”，转过头看着父亲：“大哥，你这孩子不让他读书太可惜了”。父亲把烟袋往鞋帮上磕了磕，一边裹着旱烟，一边眯笑着说“要读的，要读的，九月份收假就去读了”。把我拉到陌生面孔旁边“呢，这就是我前面和你提起过的二依（叔）”，我怯怯的叫了生“二--依！”

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先前他们对我和母亲的好，母亲是早已和他说了无数遍的。那晚，父亲把在外做泥瓦活的大哥和二哥叫回家，到我家的鱼塘里抓了两条鲤鱼，把准备七月祭祖用的大公鸡杀了。席间，父亲和他们认了“兄弟”，父亲年岁稍长，排行大哥，我和哥哥、弟弟也先后叫了二依、老依。自此，我又多了两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叔叔”。也在那晚，他们才在我家解开了我心中的神秘面纱--原来，老依是文山的三七老板，在那个年代也是身价百万；二依是文山师范学校的教师。源于他们小时候有过和我们一样的境遇，出于同情我们才决定来和我们认亲戚的。

1991年，我考上了文山师范学校。进入文师读书后，我先前认的老依时常来学校看我，二依也经常来找我，交待我有困难就到他们家去。每到周末，他们的几个小孩便到学校来找我，纠缠着要我到他们家去玩。到了周末，我总是先到街上和母亲一起卖东西，待把东西卖完，送母亲上车目送车辆离开我才到老依或二依家去，弟弟妹妹们总是围着我叽叽喳喳的闹个不停，从我踏入他们的家门，他们就没有把我当做外人看过。三年的中专生活，我一边努力读书，一边周末帮母亲卖东西，一边陪着二依、老依家的几个弟弟妹妹一起长大。因为有了他们一家的照料，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在东风旅社门口风餐露宿，而是东西拉到文山放到老依家，一点一点的拿出来直至卖完，晚上就住在他家。老依一家从来没有因为我们时常的打扰而嫌弃，反而某次不去他家住就会挨骂，我和母亲的一日三餐已多半是由老婶做好送来。每当我想起他们一家对我的无私挚爱，年届半生的我依然泪水在心中翻滚。

1994年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距乡镇所在地近十公里的山村学校任教。由于工作任务和交通不便等的限制，加之那时教师待遇很低，我到文山的时间越来越少，再加上内心总有对他们一家的关心无以为报的愧疚，我和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少。他们也因为城市规划建设搬了家。

时间如白驹过隙。参加工作后的十多年里，为了对得起肩上的职责，我总是把更为多的时间投入在工作上，总想一天出人头地。但是因为待遇低，加之我的另一半又没有工作，我总有一种不争气无法面对他们一家的卑微，再加上我刚刚参加工作时和二依拿了一部相机后来不小心被不淑之人借走未还，为此事我也无数次纠结于仿佛自己也是白眼狼的愧疚之中。我总想，待到自己家庭经济好了，工作改变了再风风光光去见他们。哪曾想，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我自以为有脸见他们的时候，我的二依、老依早已化作尘土青烟。

男儿有泪不轻弹，哀泪化作心滴血。跪在二老的坟前，我不断的给他们烧着纸钱，老婶和弟弟妹妹们叫了我多遍，说烟雾太熏了，让我休息一下，我知道他们是在关心我，可他们哪里知道，如果真的在天有灵，我多么想在辣眼刺鼻的青烟里再看到如慈父般二依、老依当年的面容。我在老婶和弟弟妹妹们面前强作欢颜，他们不知我内心早已痛到了冰点。诚然，二婶、老婶康健，子孙绕膝家庭幸福正如他们所愿。可是，冥冥世界的二老可否知道，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他们慈祥的容颜。

返程路上，我内心一片释然。儿子问我：“爸爸，你怎么那么开心？”，我告诉他：“爸爸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儿子说：“其实，今天我和妈妈可以不来的。”，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们来吗？”，儿子一脸茫然。我告诉儿子，今天我们来看的人，是小时候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把我当儿子一样看待的人，今天把他和他的妈妈一起带来，是想告诉他们在远离我们的坪坝，还长眠着曾经深爱我的人；是想告诉他们，乌鸦也知反哺馈母，羔羊尚知跪乳谢母，为人一定要懂得感恩。

呜呼，惟愿二老在天优乐康健！

                                                                      2022年2月5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