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铺满荆棘的路上成长

 我在铺满荆棘的路上成长

  　序

吾之境遇，余无数次认为是可以成一本书的，但大抵是因为自己太卑微罢了，每每提起笔又感觉有些小题大做，也或是自不量力。

是夜，又梦到了儿时那危倾、每至夏天就四处漏雨、要在地面临时开挖一条沟排水的厨房。让我再一次决定把我的儿时写下了，因为它，更因为我那一生坎坷寿终也未得善果的悲惨的父亲。

现在的楼房，钢筋的柱子钢筋的面，美其名曰砖混结构或框架结构，而我家那四处漏雨的厨房是泥坯土墙八号铁丝的面筋，竟然还在风雨飘摇中安然使用了近二十年，为此，我不得不佩服斗字不识的父亲比现在的建筑师强多了。

至于我想为自己画一幅像的原因，思来想去，姑且是想把愚人糟糠的经历写出来，幻想以自己糟糕的境遇，为当下一些因过早赶潮而放弃学业的人提供范本，以期一厢情愿的能够唤醒他们--努力读书才是山区孩子改变命运的最佳捷径。

生于磨难

1976年12月，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即将结束，愚人出生于畴阳河畔塘房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家乡塘房名字的由来，大抵是源于旧时村中有一个水塘的原因。父母文盲，所以我的具体生辰八字，父母也是仅仅记了个粗略，延续至今，便以读书时登记的为准了。

在那个春种一大片，秋收一小箩的时代，排行老四的我，注定生下来就是为受苦受难、饱经风雨而来。在我的记忆中，读师范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穿过所谓的新衣服的，哪怕是用粗布制作，穿上一流汗或遇雨衣服染料就把身上染的花里胡哨的“新衣”。儿时的衣服，总是大哥穿了二哥穿，二哥长大三哥穿，轮到我和弟弟时也是补丁满身是，颜色亦姜黄。偶尔母亲给做一双布底的新鞋，那高兴劲不亚于今天买了一台豪车。

我的出生，就意味着磨难与坚强同行。听母亲说，大约2岁时，因为一次病我差点夭折。那时母亲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党员，虽然没有文化确被选任了村长。本来是极其普通的一次感冒发烧，因为母亲忙于开会而忽略，到散会再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医院我已经是奄奄一息，好在天不灭我，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我从黑白无常的手里拉了回来。也正因为那次，我落下了哮喘和气管炎的毛病，整整折磨了我二十多年。

2岁多的时候，父亲和大伯、二伯分家，大伯和二伯分了老房，本分的父亲带着妻儿净身出户，无奈四处举债新建住房，贫困的父亲请来了村里要好的兄长帮忙建土坯泥瓦的新房。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不知安全为何物的我，两岁多还穿着开裆裤，披着一块母亲亲手做的红披风，超人般穿行于父亲们担土筑墙的空隙间，时不时还被大人们邀请至高墙上登高望远一次，如今偶然梦到，总是惊起一身冷汗。

快三岁的时候，我的气管炎发病越来越频繁和严重，发病时总是整夜整夜喉咙里发出猫叫的声响，睡觉断然是不能平躺的，父母总是给我后背垫一点东西，让我半躺着睡，忽至半夜，我总会莫名其妙的爬起来在床上跳来跳去、胡言乱语，弄得白天工于生计农活的父母也整夜整夜无法入睡。每每这时，瘫痪卧床多年的奶奶便说我“闯鬼了”，便叫母亲起来烧上几张纸钱，嘴里还念念有词，今日想起，感觉极其滑稽可笑。

自此，我的气管炎越来越严重。虽然家庭极端贫困，但为了给我治病，父母只要听人家说什么东西好，哪里有好的郎中，总会想方设法弄来给我吃，送我去医。但凡人们听说的虎骨、水潭猫（水獭）、岩羊血、海马、童子尿炖松尖等千奇百怪的东西我都是吃了过遍的，真感觉有点神农尝百草的范儿。

源于身体的原因，父母总是在贫困的生活中多予我一些爱，哥哥弟弟都在吃玉米、荞子、芭蕉芋杂粮饭的时候，我总是能和奶奶一起吃大米“罐罐饭”。更有甚时，父母和哥哥们从山里弄回几个刚刚出生的、满身通红的老鼠儿、青蛙仔和着大米一起熬粥，以此给我和奶奶补充营养。

四岁多的时候，我的病更严重了，重到大抵每走三步总要停下来，弯着腰用手撑着膝盖，大口大口的喘气，然后再走的境地。父母看着，一面是心疼，一面是无奈，只得一发病就送我去打针，慢慢懂事，打针也是我自己去了，反正都是赊账，打完说一声就拖着病体走人。

五岁多的时候，我虽然身体很差，但还是尽己所能帮助父母做一些事。那年九月，村里破天荒说要在堂叔的家里办一个识字班，但没有黑板，我趁父母外出“苦工分”的时间，偷偷把自家的一块床板拆了，叫来几个村里的要好搬去给老婶老师做黑板，为此当晚还挨了父亲一顿好揍。

抹着眼泪，我更加坚定了要去学习的决心，因为我知道，像我这样的身体，长大了干农活断然是不行的。至今还深深的记得，有一次为了练习写字竟忘了还放在山上的牛，到天黑想起找到的时候，牛已经把人家的玉米吃了一大片。为这事，又挨了父亲一顿揍。

艰难成长

1981年秋天，不满六岁的我虽然手绕过头还不甚能摸到耳朵（那时手绕头能摸到耳朵是能否就读一年级的门槛条件），但因为天性聪明还是顺利就读一年级。老师是我们村与邻村一起请的民办教师，姓余，名自广，是一名老实敦厚的先生。父母平时与余老师关系不错，对我的身体也是很是了解的，所以也对我关爱有加。

儿时，说早餐，那是断然没有的，偶尔父母能够在温热的柴灰里烧上几个红薯或芭蕉芋，也或在煮猪料的锅里放上几个，要么煮上一把黄豆，第二天早晨在凉水里涮一下，哥几个每人拿着一点吃着去上学已经是最好的“西餐”了。每每哮喘病发作，母亲总会把最好的两个偷偷留着给我，我又悄悄分给弟弟。

家到学校的距离大致一公里，但对于我来说，好似不止十公里。因为一旦哮喘病发作，我总是走三步停一会，常人几分钟走完的路程，而我亦步亦趋差不多要走一个小时左右。父母看着我甚是心疼，总是经常把我背到学校再去上工，交代哥哥们放学把我背回家。

越是求学路的艰辛，越坚定我努力读书的信念。那时候，老师总是规定谁先做完做对作业谁先回家，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完胜，总是要在学校门口等哥哥弟弟很久。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增加了一个远方的同学卯昌昆。在那个时候，山村小学远方转来学生是很稀奇的。他的到来也是因为父亲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他和母亲、弟弟一起作为随亲家属才来的。几个星期以后，我和他成了好朋友，虽然家里很穷，但我还是经常邀约他一起到家里去玩。渐渐的我们成了熟识的要好，他的爸爸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后，想方设法从部队拿一些罐头、食用油等来周济我家，在我发病的时候，经常安排军医来给我打针开药。他的妈妈和我的父亲同姓，近一年的走往后我们两家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年春节，父亲和他的妈妈认了姊妹，我们真正成为了一家人，我的人生又多了一个姑爹和老孃。

在姑爹的关心下，那几年我被哮喘病折磨的程度减缓了许多，学习也更加努力。

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他们举家迁居马关。但是，姑爹和老孃并没有因为迁走而减少对我们一家特别是对我的关心，经常安排负责后勤的司机送一些食物给我们，每到假期，专门派人把我接到马关安排医生给我治病。

那年暑假，爸妈叫我和弟弟给他们送一些新鲜的玉米（那个年代玉米是成熟的相当晚的）和犁到马关。妈妈在兴街街头的马关岔路口给我们拦了一辆东风车，司机答应把我们带到马关。但是到了新马街团堡营岔路的时候，他突然说不去了。不满10岁的我只好带着8岁多的弟弟步行前往。如今想来，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不识小路，只得顺着公路走，我背着30多斤的包，带着弟弟一直走到黄昏，在距马关县城约5公路的地方，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好心的拖拉机司机，他把我们一直送到了部队大门口。要是当天遇不到这个好心的司机，我真不知道天黑后怎么办。看到兄弟俩夜里近10点突然造访，姑爹和老孃是既心疼又高兴。那个年代，磨炼是常有的事，但半天步行近30公里的磨炼还是第一次。

那时候，因为家庭生活的关系，每当外公来到我家，我总是被安排和外公一起睡，只要一次，外公的虱子便会传给我一次。至于虱子，向来是一种如今已经濒临灭绝的小生物，现在的人是很少了解它的。但在那个时代，它却在多数人的头发、衣间、裤头缝隙处大行其道，也会在头上产下许多星星点点的虱蛋，只要你细心观察，时常会看到它灵巧地在人的头上荡着秋千，简直就是一种吃人又羞人的孽畜。

而当每一次去到马关，姑爹和老孃为了消灭我身上的孽畜总是费尽心思，姑爹把我的头发剃得精光，老娘把我身上的衣服一丝不留放在开水里烫，再让我彻彻底底洗一个澡，这是我每个假期去到他家的第一个必做课程。至今想起，内心感动仍然令我热泪盈眶。

无奈停学

在幸福、痛苦、磨难交织中，我终于以优越的成绩小学毕业，顺利考上了西畴县第二中学。进入初中以后，学习任务越来越重，我的哮喘病又开始恶化，但又没有时间到马关去治疗，不得已，父母只得给我办了为期一年的停学。至于我的停学，大哥和二哥总认为我不务正业，说我学会了赌博。说实在的，初一的下学期临近期末，我是近乎迷上了台球，有的时候中午和下午下课都会到学校所在老街的团街去玩台球。玩上瘾了，一个星期1.2元的生活费自然支撑不了每桌0.5元的台球，于是周末回家便会编一些借口和母亲多要一点钱，甚至有两次还从家里偷偷拉了两袋为数不多的稻谷出来卖，至今每每想起愧疚总是从内心狠狠的冲击我的灵魂。但是，对于哥哥们偏见的认为我会赌博，断然我是至今也不会承认的。今天，看到丁俊晖他们这样的台球健将驰骋在世界舞台，我似乎在想，那时哥哥是不是扼杀了一个世界级台球“苗子”。想想，一种自以为是的满足感便自内心弥漫开来。

停学那年，已经成家的大哥和二哥和父母分了家。“分家”对于当时的我只是知道这种说法而也，至于真正含义是不怎么懂的。分家的时候我正好在麻栗坡干爹家里，父亲是在分家之后才去接我回家的。

分家后，父母的负担又变得雪上加霜，我告诉妈妈，说我可以和她一起去做生意，于是我踏上了边治病边学习经商之路。说是经商，仅只是根据季节变化贩点蔬菜水果以此赚取差价补贴家用而也。

我的哮喘病，向来是很奇怪的，别人的总是秋冬季发病，而我的却是春夏季，每年阳历4月10日左右准时开启折磨我的模式，至10月中旬自然消失。就因为此，我总是很讨厌春夏季节。

十月，妈妈和大伯家买了一整块田的甘蔗，我就专门负责在家把甘蔗砍好捆成捆扛到一公里开外的公路边，母亲拦车拉到文山，我再到文山去卖。

那时的文山，只有两条街，一条是东风路，一条是梁子街，我和母亲经常把甘蔗摆在东风路的东风旅社门口卖，因为那里是一个转角三叉路口，也是当年文山最繁华的地段，行人比较多。十几天的时间，三亩多地的上万近甘蔗就卖完了，我也尝到了经商的甜头。

冬至日近，我和父母商量，说可以从外地到我们家乡饲养蜜蜂的养蜂人手里收购蜂蜜拉到文山去卖。没过几日，母亲便带着我去找养蜂人，没想到生意谈的很顺利，很快就和人家讲好以6元一市斤的价格卖给我们，并且可以先付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钱，其余待卖完后再结清。于是我们先试着拉了一桶（约200斤）到文山。我使出天生口才好的本领，又是给人家讲什么是真蜂蜜又是教人家怎样辨别蜂蜜的真假，没曾想仅仅三天不到的时间，一桶蜂蜜就以13到15元一斤不等的价格卖完了，我们也从中赚取了当年自认为不菲的差价。

冬至过后，贩卖蜂蜜断然是不再可以的。因为那年代的人踩着节令过日子的讲究是十分严谨的。

看着一村村、一树树枝头红的发亮日渐熟透的桔子（现在已经看到那种所谓本地桔子的身影，因为那种桔子向来对环境的要求是十分的苛刻，环境变化和污染加重它已经被淘汰），我和妈妈又做起了贩卖桔子的生意。走村串寨去和人家整园整园的，或估价或论斤购买再拉到文山销售。

大抵是因为没有现在这样羽绒服、保暖内衣等等之类杂七杂八的衣服罢，儿时的冬天那是刻骨铭心的冷。本来体质就很差的我，在寒风刺骨的阴雨天穿着两件单衣爬到书尖去摘桔子的冷和痛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在凛冽寒风的伴奏下，冷得感觉手和身体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事是经常的，稍不留神又被桔子刺儿扎上一针或划上一道伤痕，鲜血瞬间冒出来。那时候创可贴是没有出生的，唾液就是最好的消炎药，把出血的地方伸到嘴里含一下，其他部位受伤无法伸进嘴里的就用舌头反复舔几次，待到血止住了继续战斗。因为几个小洞或几道伤口就想下火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一旦憩下就只有父母摘了，战斗力就锐减百分之三十。在那寒风料峭的天气，叫我看着父母干活我也总是于心不忍。

那样的冬天，到了晚上把桔子摘完背回家，往往也是深夜。把伤痕累累的双手伸进盛着刺骨冷水的脸盆，钻心的痛时刻让我眼泪夺眶而出，渗血瞬间又会染红盆里的水。第二天，你断然不敢用力捏紧拳头，否则刚刚愈合的伤口又会重新撕裂开来。

父亲虽然家境贫寒，但总是保持着小幽默和开朗。每每看到这个时候，他总会顺势利导的对我教育一番，让我既会短时间忘记伤痛又会明白一些道理。

那时候文山的常住人口是很少的，但交道打熟识了，很多人总会绕很远的路来照顾我们的生意，也许是出于对我们的同情或可怜吧。因为那时，在昏暗的路灯下，我和母亲总会在刺骨的寒风中守着一箩或几箩桔子至深夜，叫卖是市管不允许的，只能等着赶夜市的人路过自动来光顾。有时候，母亲会让我在东风旅社门口卖，她就挑着一担到民族剧场门口去。运气总不会辜负勤劳和善于付出的人。我和母亲每次到文山卖东西，总会得到很多老客户的光顾。

在附近村寨桔子没有卖完的日子，我和妈妈就这样奔走在买桔子，摘桔子，卖桔子的路上，一直到腊月三十。冷暖自知，悲欢自晓，几十年过去，我还深切的记得，当文山人已经很多人家辞旧的鞭炮已经响过，我和母亲才在一个好心人的关照下卖完桔子。当我背着竹篮，母亲挑着竹箩赶到车站，最后一趟班车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在那些时候超载这个说法是没有的，只要能塞进去，坐多少人都可以），经过再三恳求，司机看着我很可怜才勉强同意搭载我们，赶到家，父亲的年夜饭早已经冰凉。

草草吃过年夜饭，母亲和父亲把一年的生意算了一下，给三哥、我和弟弟每人破天荒发了十元压岁钱，然后母亲叫父亲按照欠账情况挨家把钱给人家送去，说欠人的钱不能过年，在那时的人看来，大年初一从家里拿钱出去是不好的事。至今想来，其实父母亲是在践行着有借有还的诚信准则。看着父亲揣着钱消失在门口，母亲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一把搂过我们兄弟三人，告诉我们咱家欠的钱终于还完了，并叮嘱三哥和弟弟一定要好好读书。

小时候，过年是只有两天的时间的，在新添的陀螺线没有玩旧，旋转的陀螺余热还在的时候，我的年已经过完。又和母亲奔波在家与文山之间。

卖完了和别人家买的，开始卖自家的。大年初三，我和三哥开始去砍我家大田内的甘蔗。三哥因为自小话少，被家人美誉为“哈三”，哈三其实不哈（愚蠢），他是聪明在心里。每当家里农活繁重，他便会找借口到白石岩的姑妈家躲避，要至临近开学才回家。这样的聪明，基本上每个假期都要上演的，乃至今日我们一家仍把他的这种聪明当做笑料。

刚刚砍了一天，哈三就说他要去姑妈家拜年去了，说是去一天就回。因为从小我和他总是针尖对麦芒（用父亲的话叫一个钉子一个眼）的关系，虽然我知道他的“一天就回”仅是台词而也，但我又不能说他的，一旦说他搞不好就要干仗。

弟弟是不甚懂事的，仅能帮助家里照看牛而也。

那个年代的车很少。大年初六早上，我和母亲拦车整整等了一个早上，时近中午才终于拦到。我在车下送，母亲在车上接了堆放，一个早上没有吃东西的我们把近佰捆甘蔗上好车时，整个身体虚脱了到接近垮塌的地步，但是还得坚持到文山。等到了文山把甘蔗从车上卸下再找三轮车拉到东风旅社门口，已经是下午近五点了。

犀利的寒风加上稀稀疏疏的小雨，我又冷又饿，但母亲叫我去买东西吃，我还是坚持让母亲先去吃。

初七早上，天突然变脸放晴了，街上的行人也多了起来，我在东风旅社门口卖，母亲找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到文山县（当时还没有升级为市）公安局旁边的十字街口卖，一天，我们就卖了将近三分之二。那天晚上，母亲叫我看着，她去转了一趟，回来时给我买了一顶灰色的毛线帽，当戴上头的那一刻，我感觉温暖传遍了全身，凛冽寒风的大街一下子不再那么寒冷。

初八早上，看着甘蔗已经卖得差不多，母亲决定不再拉到其他地方卖了。那天早上，来了一个很奇怪年纪大概三十六七岁的人，他一直依靠在人行道旁的钢管栏杆上看我和母亲卖甘蔗。

说实话，那个时候的我，感觉自己也有点为自己骄傲。卖东西时，我总是东西称结束（那时候没有现在的电子秤，都是长杆带星的杆秤）该多少钱马上算好了的。很多客户都不相信，因为他们总不相信我会算得那么快的。每每这个时候，我总是很自信的告诉他们，不信你们自己算，看着一个个客户带着赞许的眼神离开，我总是自信心满满，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用了一个简单的“凑十法”（那时候在教育上是还没有人提出过这种方法的）。

其实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是为了验证我运算的速度才来光顾我和母亲的生意的，也或许是同情我和母亲的境遇吧。

那个奇怪的男人看着我和母亲卖甘蔗到将近中午忽然离开，过了十几分钟又回来了，只是手上端了两碗东西。看着客户走开，他把东西递给我和母亲，我和母亲都迟疑了一下。说实话，到文山卖了那么长时间的东西，遇到这样的状况还是第一次。

看到我们都不太敢接，他面带友善的说，“吃吧，我都在这里看你们近三个小时了，我不是坏人，不会害你们的。”我和母亲接过碗一看，原来是两碗热气腾腾的汆肉米线，瞬间泪水湿润了我和母亲的双眼。要知道，在那个想花一元钱捏在手心捏出汗都舍不得花的年代，能够在文山吃上3元一碗的汆肉米线，对于我和母亲来说就已经像是过年了。

我和母亲一边吃，他问母亲“大嫂，你这儿子这么聪明，为什么不让他去读书？”，母亲说“家里困难，加上他又生病了”。他若有所思的考虑了一下说“要不这样，我家就在文山，我和你们认个亲戚，让他来和我一起过，我供他读书，给他治病”。母亲笑了笑“这个我做不了主，得回去和他爹商量”。他让母亲商量后把结果告诉他。

初九下午，我们卖完了甘蔗。回到家，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把这个事情和父亲说了，边说边看着我。那时候，我还真怕父亲点头，把我送了别人。因为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加上瘫痪20多年的奶奶，父母肩膀上挑着包括他们在内的八张嘴，路实在走得很艰难。

听母亲说完，父亲深深的喝了一口酒，我听得出他酒杯中内心的沉重，然后他从厨房门看着远处，慢慢的说“我的孩子，这么些年再艰难我都过来了，怎么可能会送人呢！”

那一晚，我睡得很香很香，我为父亲的骨气而骄傲，更为深爱我的父亲而自豪。

三天以后，我和母亲又运了一车甘蔗到了文山。在我们卖甘蔗的时间里，那位叔叔又来了，并且又给我们端来了汆肉米线。母亲把父亲的意思转告了他。我以为他会悻悻而去，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天中午他把妻子也带来了，还给我们端来两碗饭。他让母亲转告父亲，不让我过继到他家也没有关系，咱们认一门亲戚，有什么也可以互相关照，并说他们一定会抽时间到我家认亲戚。

自此以后，他经常来东风旅社门口看我们卖东西，并把他的女儿带来和我一起玩，学卖东西。

过了正月，天气日渐暖和，我和母亲的生意便日渐惨淡了起来。因为我九月份要复学，父母便要我一边干家务一边温习功课，母亲则到柏林、麻栗坡、八布等地方赶“转转街”，收一些时鲜节令水果或蔬菜到文山卖贴补家用。

看着天气日渐炎热，我突发奇想，怎么不可以到街上去和人家拿冰棍去学校门口卖呢？于是我把想法告诉了父母，没想到他们很支持。街天，母亲便把我带到了兴街专门做冰棍的方家，人家答应一般冰棍以每根3分钱、糯米冰棍每根5分钱的价格批发给卖，并且还提供一个可以装100根冰棍的冷藏箱，下午卖不完的还可以凭冰棍签退货。

第二天天亮不久，我便骑上家里唯一的悍马--金鸡牌自行车出门了。来到方家要了50根一般的，50根糯米的冰棍，用胶带拴好冰棍箱，骑着车就来到了甘塘子小学门口，一边看书一边卖冰棍。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天气炎热，第一天我的生意旗开得胜，时近中午一箱冰棍便以一般的5分钱、糯米的1角钱的价格售卖一空。虽然腹中早已饥肠辘辘，但想到第一天便赚了3.5元（在那个鸡蛋都只买5分钱一个的年代，3.5元对我来说已是“巨款”），饥饿的煎熬早已烟消云散。

想着人家说冰棍箱可以第二天去拿冰棍的时候顺便拉去，我便骑着自行车匆匆回家了。回到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也很高兴。那天晚上，我用自己第一次单打独斗赚的钱给父亲买了一斤0.8一斤的酒，看着父亲就着几粒花生米喝得甜甜的，我的心里犹如喝了蜂蜜一般。

自此以后，我每天早出晚归，轮流着拉到各个学校门口去卖，如果卖到学生放学卖不完便拉到村中叫卖，每天也总能赚回3元到5元不等的“红利”。偶尔遇到同行，他们便会传授我，说把冰棍卖出去，等学生吃完又低价把冰棍签收回来然后拿去和老板说生意不好，以此赚取老板的“补差”。但面对这样的诱惑，想起父母的教诲，我一次也没有赚过这种昧心的钱。

农村的四季总是很明朗的。随着春耕的来临，田间日渐繁忙起来，田里的鳝鱼伴随着老农的犁耙飞舞，穿透禁锢了它们一个隆冬的旱泥，开始在水田里活跃起来。它们的复苏为我和弟弟平添了一门生财之道。每至周末，我便带着弟弟，先是跑遍了家边的每一垅水田，继而是把根据地逐步扩展，最远的时候，我和弟弟周六中午出发，周日或寄宿在亲戚家，或露宿在草堆、山洞，步行到莲花塘大锡板、和平，新马街大江东、迷牛、海子等地抓鳝鱼，周日下午便返回拿到兴街者堡村专门贩鱼的商户那里去卖。每年，这样的买卖我总能带上弟弟做八至十个周末，直至所有的水田被秧苗占领。境况一年不如一年，水田里的鳝鱼智商也好像逐年增高，慢慢的，它们都把家安在了水田的石埂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应付智商逐渐增高的鳝鱼，我又练就了降服他们的高招。趁着去卖鳝鱼的档口，顺便到人家割轮胎卖的地方向师傅讨要几根钢丝，拿到家将钢丝磨得尖锐无比，再放到炭火上烧红，用钳子弯成鱼钩状做成专钓鳝鱼的钩子。在钩子上挂上蚯蚓，我用一条条鳝鱼的束手就擒证明了什么叫“鳝高一尺、技高一丈”。这样的生意我一直做到1994年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从0.5元一斤一直卖到3.5元。如今，这门帮助我渡过家庭经济冰冻期的技艺已成为我应季带着孩子田间体验的余业爱好。

不知不觉，天气已经进入雨季，卖冰棍和抓鳝鱼的的营生又日渐衰败。看着母亲从文山买回的玉米花糖，我又心生了生财之道，叫母亲从文山回来时顺便去和人家买一些来我试试。

几天后，母亲从文山批发了两代玉米花糖回来。第二天我便拿到了老家所在的塘房小学门口，也许是上天可怜我小小年纪吧，两袋玉米花糖500根三天我就卖完了，并且以每根5分钱的利润净赚25元钱。

自此，我又开启了卖玉米花糖的模式。时至今日，我怎么也无法忘记，大雨天，蜷缩在学校墙角，一手紧紧握住装满玉米花糖的塑料口袋，一手拿着书专心的看着，静静地等待着下课铃声响起。一旦铃声响起，我便把书放进挎包里，开启10分钟生意模式。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我都坚守在固定的墙角，一边看书一边静静地张望着熟系的校园，熟系的老师和不太熟系的学生，等待着下课铃声。每天总能扛着如棉花般轻巧却体积庞大的玉米花糖袋子来，背着鼓囊的盛满一分、贰分、伍分锑币和一角、两角、五角纸币的挎包回家。

天气越来越闷热潮湿，我每年如期而至的哮喘病也越来越严重。母亲不知从哪里听得说马关县三车街上有一个亦仙亦医的女郎中，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带着我步行去了三车。这次远行，对于我而言简直就是一次长征。常人40分钟爬完的山坡，我要走上两个小时甚至更长。返程的路上，天气更是热的要命，从嘎机河边爬坡上山的路上，我又渴又喘，扼喉的喘息简直要将我击倒，但看着母亲焦急、伤心又无可奈何的眼神，我强忍着亦步亦趋往上爬。经过一块玉米地边，看到玉米棵上挂着的黄瓜，吃力的和母亲说“妈，不知是哪家的黄瓜，要是能给我们吃一个就好啦！”。话刚说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娘背着竹篮从玉米地里钻出来“小伙子，你们想吃就扯（摘）吧，这山里的东西，哪个想吃都可以的”，说着放下竹篮，从里面挑了几个递给我和母亲。干渴难耐的我接过黄瓜，在衣服上擦了两下就吃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不，乃至今天吃过的最好吃的黄瓜。

时近六月中旬，家里的烤烟开始步入烘烤期，母亲也暂停了外出赶街的营生，我便和父母一道开启了烤烟模式。烤烟，至今想来也是一件十分煎煞身心和灵魂的事。摘烟的时候，那烟叶上泛着白点如盐粒般的尼古丁会在你伸手去摘的瞬间释放出刺鼻的味道，这无异于在给我这个病猫喷射着催泪瓦斯。一块地烟叶摘完，我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水湿透了全身，喉咙干得如滚烫的烟窗，头发好似上了厚厚的发胶一撮一撮的，衣服早已变成了迷彩服，手上厚厚一层泥土和尼古丁的混合物，让你仔细看半天也找不到半点指纹的身影。

白天累的半死把烟叶摘回家，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编烟叶。当两片一扎的烟叶在山草绳的捆绑下挂满一百多根一米长短竹竿的时候，时间常常已入午夜。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父亲在烟灶里装，母亲在门口递，我在外边送。越到深夜我的哮喘病喘得越厉害，只能边喘着粗气边吃力的干活。待一百多杆烟入灶，我早已像一头将死的老牛。此时，时间已将近凌晨两点。

随着烤烟季的来临，我和父亲的卧榻已由房间搬到了烤烟灶门口。美其名曰卧榻，其实就是四根木叉叉上两根木头，钉上几棵铁钉，在上面铺上木板和稻草做成的。睡在这个卧榻上，我和父亲如上了发条的闹钟，轮流着按时起来往灶里添煤，然后是监测干湿温度计，要是哪一个环节把控不好，将会增加燃料的消耗和影响烟叶的成色品相。一窑烟叶，往往要烤上五至七天，一年的烟叶从开始至收尾一般六窑左右，我和父亲在烤烟灶前要值上四十多天的夜班。

那时烟站收烟是很严苛的，不论品相等级好坏，每张烟叶都要打理的平平整整，压得板板实实。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我和父亲的主要工作就是晚上烤烟，白天打理烟叶，每天无可奈何又乐此不疲，直到最后一张烟叶爬上楼，最后一捆烟叶在烟草收购站变成现金。

这样的烤烟作业，我一直和父亲整整操持了四年。

天气步入盛夏，暑假的脚步已然来到。稻田里高低分明，错落有致的母本和父本秧苗依然在微风中、骄阳下张开它们粉嫩的花蕊，彬彬有礼的向田间过往的人致敬。每到这个时候，就到了我赶花粉和打农药的时候。稻种培育是一件很严苛的事，打药三天一次，必须在早上9点到11点间进行，喷早了不行，喷晚了药液会呛到吐蕊的花苞。赶花粉每天必须在11点到下午3点之间进行，晚了父本和母本的花苞都闭上了嘴，父本散不出花粉，母本接受不了花粉，稻种的产量和质量将大打折扣。

十多天里，我忍受着农药对哮喘病的刺激，用一块湿布围住嘴巴和鼻子，方程式般先是背着农药箱对近三母的稻田作全覆盖喷洒农药，喷洒结束便顶着烈日扛着竹竿挨垅的摇赶花粉。看着粉黄的花粉如天女散花般飘向母本稻蕊的时候，我憔悴的身心稍稍得到了一丝安慰。

一天，当我还在田间赶着花粉的时候，弟弟跑到田里来叫我，说是有两个人到我家来，说是来认亲戚的。好久没有到文山赶街，加上不分白天黑夜的劳作，我早已把在文山遇到好人并说要到我家来认亲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再加上家庭的贫穷和身份的卑微，想想人家也就是随口说说而也。

放下竹竿，我和弟弟跑回家，那盆日常用来驱赶黑蚊的稻壳袅袅散着火烟的旁边，那个熟系的面孔和另外一个陌生面孔和父亲坐在屋檐下开心的谈论着。看见我们跑回家，那个熟系的面孔快步来到天井，扶着我的肩膀：“小卫，去干活计了噶？”，转过头看着父亲：“大哥，你这孩子不让他读书太可惜了”。父亲一边裹着旱烟，一边眯笑着说“要读的，要读的，九月份收假就去读了”。把我拉到陌生面孔旁边“呢，这就是我前面和你提起过的二依（叔）”，我怯怯的叫了生“二--依！”

父亲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先前他们对我和母亲的好，母亲是早已和他说了无数遍的。那晚，父亲把在外做泥瓦活的大哥和二哥叫回家，到我家的鱼塘里拿了两条鲤鱼，把准备七月祭祖用的大公鸡杀了。席间，父亲和他们认了“兄弟”，父亲年岁稍长，排行大哥，我和哥哥、弟弟也先后叫了二依、老依。自此，我又多了两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叔叔”。二依和老依表态，只要我们兄弟能好好读书，他们一定倾力支持。也在那晚，他们才在我家解开了我心中的神秘面纱--原来，他们是文山的三七老板，在那个年代也是身价几百万。源于他们小时候有过和我们一样的境遇，出于同情我们才决定来和我们认亲戚的。

从那以后，我文山又多了一个家，后来陆续到文山赶街的过程中，我知道老依在文山楚图南故居旁、三七市场等地都有房产，真是一个朴实低调的商人。

复学崛起

一年的休学终于结束，我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学校。一年的休学，让我经历了太多，我也认真审慎和思考了自己的人生，心里的目标也渐渐明晰，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现实价值主义更加坚定。复学进入初二，我便快速进入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之中。初一的时候我最致命的学科是英语，进入初二，我一边学习新课程一边向老师请教初一的知识。功夫不负苦心人，半个学期过去，我的英语逐步由一知半解走向脉络清晰，期中测试各科迈入年级前十五名。

由于身体的原因，我的班主任杨瑞菊老师对我关爱有加，总是把好的生活、学习资源向我倾斜，把学校实验室交给我管理，这样向我敞开了晚上有多余时间去实验室偷偷学习的机会。日常，杨老师把班上的黑板报等都交给我，如今想来，没有像她这样慈母般恩师的刻意培养，哪有我今天的十八般武艺。

就在这一年，卯昆一家搬回了老家六盘水，我们的联系只有靠书信。

初二的时候，三哥在广西苹果卫校读书进入实习，学习日常开销又增加了，父母肩上的经济压力凭空增添了许多。每逢遇到八布街天和柏林街天，母亲都要从家步行5公里到兴街乘车去赶街，我很是心疼母亲，也担心她的安全，于是我把情况和杨老师说了，打算早上早起骑车去接母亲到兴街乘车然后再返校读书，杨老师担心我休息不够影响学习，开始怎么也不同意，经我再三恳求她终究还是同意了，并和守学校大门的师傅为我打了招呼，为我早上外出开了绿灯。

自此以后一直到初三毕业，只要轮到母亲早出赶街的那天凌晨四点，我总会准时从学校出发，骑车到家把母亲接到兴街乘车再返校，回到学校刚好赶上跑早操的时间。遇上下雨，把塑料雨布打个结从头上套下来按时出发，两年从未间断、从未迟到。当下想来，还真有点时事造英雄的感慨。

心中有方向，脚下有力量。步入初三，学习任务变得越来越重，我的成绩也随着月考次数的增加芝麻开花--冲刺到了年级前三，同学间的暗暗比拼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我更是把自己学习的发条紧了又紧。因为各科成绩的稳步提高，我被学校遴选参加物理、化学、数学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也正因为参赛，我有生第一次到了县城西洒。

初三一年，我拼了命发疯似的学习，先是把午休时间压缩到25分钟左右，最后干脆取消，晚上利用我管理实验室的优先条件跑到实验室看书到凌晨一点左右才休息。为了避免瞌睡的侵扰，我周末回家便准备一包小辣椒带回学校，晚上困了便咬上一口，那让耳朵嗡嗡作响的辣味瞬间把瞌睡虫赶得无影无踪。学校在查夜时发现我在实验室看书看得太晚，经反复说教不听，学校领导干脆叫杨老师收了我的钥匙。没有办法，我只好到学校的路灯下借着昏暗的灯光看，还要边看边和查夜的老师躲猫猫，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厕所里看。为了躲避老师的排查，周末回家我用木板钉成简易电池盒自制了一盏小台灯，晚上熄灯就用被子盖着把四周围得不透一点光，在被子里躲着看书，看一段时间又打开被子换一下空气。有一次正在换空气的当下被偷偷进宿舍查夜的张仕儒老师逮到，硬是叫我到操场上做了200个俯卧撑并没收了我的“台灯”，害得我周末回家又另外做一个。

初三下学期，学校每个月要开一次家长会。说到我时，每次学校领导和科任教师对我唯一的要求总是一句话--要我科学利用时间，注意休息。说心里话，在那段站着都快睡着的时间里，我何尝不想每天美美的熄灯就睡，灯亮才醒，躺平的休息。可是，面对自己的身体，回想一年来的经历，想着每次出门父母期盼的眼神，我怎么能停下奋进的脚步。

中考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不断修正自己的状态，加上在兴街卫生院工作的堂姐给我开了专治气管炎的药--氨茶碱。开始吃时我把药量控制在半片，效果出奇的好，也为那段时间我全身心投入中考备考和参加各科竞赛奠定了身体基础。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把各科学习重点、公式、单词写成小纸条装在裤兜里，平时课间上厕所、放学打饭和周末回家路上的时间都不放过，随时掏出来强化学习。周末回家，一手扶着自行车手把，一手揣着字条，边看边骑。晚上睡前，我总是按照每天的学习计划把当天学习的内容完整的回忆一遍，如果有记不牢的地方马上起身摁亮手电，记牢了才放放心心的睡去，最后我把这种方法总结为“循环记忆法”。

上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我两年来所有蓄下的力，终究在中考考场上变成了照亮人生之路的第一缕光。中考，我以高出省属中专10分的成绩金榜题名。中考成绩出来之后，学校老师先后两次到家里做我的工作，叫我放弃读中专的机会选择读高中最后上大学，但想着父母肩上的重担会因为我的选择延期三年，反复思虑后还是选择了报读中专，在父母“铁饭碗”的思维模式下最终选择了文山师范学校。

拿到通知书的那天，父亲老远就站在家门口水沟边的石阶上不断的向我挥着手，我脚下如风般飞奔至父亲面前，从牛仔包里掏出通知书递给他，大声的说：“爹，我考上了！”父亲习惯性的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颤抖着小心翼翼的接过通知书，斗字不识的父亲像自己识字似的，嘴里嘟嘟囔囔的努动着“考上了，终于考上了”，深邃而浑浊的眼眶里眼泪直打转，我惊奇的发现，父亲多年被扁担压弯的腰慢慢的直了起来。

那晚，父亲破天荒杀了一只鸡，邀约了他村里的童年好友，痛痛快快的喝了一顿。席间，他不断的给好友夹菜，自己却几乎高兴得一口都没有吃，只知道可劲儿的喝酒。父亲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酒，但我已经多年没有像那天晚上那样看到幸福始终时刻飘过父亲的酒杯。

我考取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在老家那个一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一段时间家家户户嘴上挂着的总是我“金榜题名”的消息，我也成了各家各户教育孩子的参照物。也正月因为我的中榜，从那天开始，父亲，不，我的父母终于在村里挺直了多年弯曲的脊梁。

中专生活

开学前夕，已经中专毕业到昆明当兵的三哥给我寄来一封信，信里夹着85元钱，这是我从休学就开始和父母一起挣钱给他读书，给他寄过无数次钱后他给我的第一次回赠。

中专的学习生活比中学轻松了许多。进入文师读书后，我先前认的老依时常来学校看我，交待我有困难就到他家去，每到周末，他的几个小孩便到学校来找我，纠缠着要我到他们家去玩。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老依怕我难为情不好意思总是去，所以叫小孩来叫我去的。每当我想起他们一家对我的无私挚爱，年届半生的我依然泪水在心中翻滚。每到周末，我总是先到街上和母亲一起卖东西，待把东西卖完，送母亲上车目送车辆离开我才到老依家去。每到这时，老婶总会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说是我在学校里生活不好，要让我补一下身体。而老依的几个小孩，总是围着我叽叽喳喳的闹个不停，从我踏入他们家的门，他们就没有把我当做外人看过。

三年的中专生活，我一边努力读书，以99.5分拿下了《教育学》全省第一名的骄人成绩，一边周末帮母亲卖东西，一边陪着老依家的几个弟弟妹妹一起长大，偶尔抽时间写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暑假便回家和父亲一起干农活，寒假便和母亲一道操持起贩卖桔子、甘蔗、蜂蜜等的营生。因为有了老依一家的照料，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在东风旅社门口风餐露宿，而是东西拉到文山放到老依家，一点一点的拿出来直至卖完，晚上就住在他家。老依一家从来没有因为我们时常的打扰而嫌弃，反而某次不去他家住就会被批评，我和母亲的一日三餐已多半是由老婶做好送来。

漫长的读书马拉松即将结束。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教务处把我叫去，说是有两个推荐保送云南师范大学读书的名额，学校决定把其中一个给我，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事情来得太突然，我请求老师给我两天的时间考虑。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从上小学到中专的家境、父亲的期盼，我和母亲大冷天在东风旅社门口瑟瑟发抖，母亲每一次递钱给我并嘱咐“孩子，这街生意差，就用这一点了，节约着点”的一景景、一幕幕不断在眼前闪现。保送云师大两年回来，就意味着最差也能分配在文山工作，按照往年惯例，如果在学校表现好一点还有可能留校，这将改变我的人生，为自己的未来搭建更好更高的平台。但是，接受了学校的保送安排，意味着困境重重的家庭经济还要再延续至少两年，意味着母亲还要孤苦伶仃往返文山无数次、要在冰冷的街头熬过无数个子夜。思虑再三，我终究还是决定放弃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选择回家就业。

这次，我真正尝透了选择的痛苦。

落差

1994年7月，我和初中也是中专的同学张发稳一起被分配到了兴街镇兴隆附中任教。因为不知道学校的具体情况，开学前一个星期，我和他相约到学校去看一下。

那时的出行条件是很简陋的，要么做人家的货车，但货车也是很少的，要么骑自行车，要么步行。因为我和他家庭都很困难，我们商议把自行车骑到炭西村农户家放着，然后走路上去，因为从炭西村上去山坡道实在太陡了，自行车只能是推或者扛上去。

想着参加工作了，真正开启了吃“皇粮”的征程，心里多少有些激动。去的那天早上，我把买了好久没有舍得穿的“回力”运动鞋穿上，骑车到兴街者堡叫上张发稳，到炭西找了一家人放自行车，我俩便一边走一边问，就将近两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兴隆附中。说实话，对于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走过的路，爬过的坡不计其数，但分到这样的学校，其艰难程度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

老天似乎是在故意考验我。回来的路上，早上去还是晴空万里的天忽然下起了大雨，我俩被淋得透心凉，我心爱的小白被黄泥浸的不漏半只眼睛，先前的激动早已荡然无存。

那晚，我失眠了，中专三年，我勤奋刻苦，不论是文化课还是实践、实习，我都是以相对优越的成绩通过，为什么到了工作安排，我却还没有其他学习比我差的同学分配的好。难道真像人家说的一样：“没有关系，想分配到好的学校，连门都没有。”隐隐之间，我感到了世道的不公，但是，出生卑微的我又没有办法，只想以无力的方式抗争。

第二天，我在家郁闷的睡了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和父母说我不想去教书了，想到外面去闯闯。听到我这样说，劳作一天的父母也没了吃饭的胃口，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们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平时在学校里混日子的人分配时却比我分的好。那一晚，父母和我谈得老泪纵横。最后父母使出了杀手锏：“我们供你读书背箩都背烂了几十个，毕业你却说你不工作了，你让我们怎么活？”

在父母的眼泪面前，我最终选择了妥协。今天，回想当时的一情一景，我想：生活，给别人机会，其实就是给自己机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