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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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兵
那一年，是一九八零。头顶初秋依然火辣的太阳，与几个十一二岁的少年相伴，身背老土布制作的铺盖卷，肩扛老土布缝制的干粮袋，奔赴十里之遥的陌生远方，从此，开启了我们初中三年的寄宿生活。
那个“远方”名叫三中，周边村的人习惯称之为“北寺”，那是一块至今仍令我们魂牵梦萦、难以忘怀的地方。
从家朝向三中的路，曲曲弯弯，是我们的逐梦之路。三年的青葱时光，一次次寒来暑往，小路上不知留下了我们多少歪歪扭扭的脚印？身着粗布衣，脚踏千层底，瘦弱的肩膀扛着一大袋玉米面窝头或两掺面馒头和咸菜，在夕阳的余辉下，一行人说笑打闹着走在尘土飞扬的返校路上。每当看到我们，沿途的村民们总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大声调侃道:“哎哟，这帮诓干粮手又来了哟”。听到此话，我们总是面色微红，不敢答腔，匆匆而过。虽已时隔多年，此情此景，至今仍难以忘怀，偶尔遇到当年一起“诓干粮的战友们”，还常常提及此事，自嘲一番。
当年的三中，占地约有三十来亩。大门位于学校的西南角，面向西，门两边的水泥墙垛上，刻写着毛体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对联。学校最南边两排瓦房是教工宿舍，再向北两排瓦房是教室，教室的后面有两个篮球场。最北边靠近北墙的，中间七、八间平房还是教工宿舍，平房东边的瓦房是女生宿舍，西边的瓦房是男生宿舍。男女生宿舍都是三间，条件很简陋，进门是一个砖砌的煤火台，南北各是一个水泥大通铺，通铺上有一层薄薄的芦苇席，通铺之间是一个窄窄的走道。夏天的宿舍，总少不了蚊蝇和跳蚤的贴身陪伴；寒冬降临，我们常常会从麦场里找些麦秸或豆秸铺在苇席下，以抵御严寒。
食堂位于校门北边，记忆中是三间西屋，做饭的师傳有两人:一个是申底村的名叫贾考贤，另一个是来自曲周县的名叫张凤田。那时的饭菜非常简单，同学们把从家带来的干粮装进网兜，放进大大的蒸笼里，做饭的师傅往大锅里倒几桶水，把蒸笼抬到大锅上，把水烧开，笼里的馒头和窝头也就熥热了。每到吃饭时间，我们便峰拥着找到自己的网兜，排队从大锅里舀一茶缸水，几个小伙伴在食堂前的土地上围一圈，一口干粮，一小口咸菜，再配一口开水，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嬉闹说笑，构成了我们初中三年一日三餐恒定不变的生活画面。
那时流行一句顺口溜:“星期三，去拿干；星期六，干不够。”干，就是指干粮。炎炎夏日，时间一长，我们干粮袋中的馒头、窝头经常会变馊；寒冬腊月，那些干粮又会被冻得硬梆梆、裂着大口。所以，每次周日下午返校时，我们一般都是带三天的干粮，周三下午上完课，大都要请假回家带干粮，次日早起返校。有一次，Z同学单独步行回家拿干粮，路遇几个小淘气鬼冲他喊“诓干粮手”，Z同学怒视着他们来了一句:“get out of my way”，开始，几个人楞了一下，很快，一个机灵鬼对其他小伙伴说:“他骂咱们！”于是，砖头坷垃像炮弹似的向Z同学呼啸而来，Z同学只好一阵“百米冲刺”，才摆脱了“追兵”，得以安全回家。每逢周六，由于干粮变馊或被别人错拿，时常会出现不够吃的状况，届时，只好饿上一两顿。等到放学步行回家时，人就会变得有气无力、步履蹒跚。
三年艰苦生活的磨炼，使我们能够承受后来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也锻造了我们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
食堂前的老槐树上挂着一口大钟，打钟的老人来自申底崔街，叫崔书银，人们都喊他“打钟老银”，老银长得黑瘦，好像还有点“背锅”，习惯头箍一条带蓝道道的白毛巾。老银打钟很准时，他的钟声就是命令，指挥着全校师生上课、下课、吃饭、睡觉……
当时，我们这一届只有两个班，称为七班和八班，位于学校南北马路的东边，汇聚了来自两个公社的一百三十多名学生。由于学校地处双塔公社，加上当年道路坎坷，缺乏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公社来此就读的学生相对较少，只有二十来人。
初中三年，老师多次更换，至今印象深刻的有，教我们语文的赵振海、栗新会、仝建华老师，教数学的秦素岭、李俊和、杨志学老师，教英语的张温和叶会彬老师，教物理的李建社、张尚书老师，教化学的赵顺兴老师，教生物的王振合老师，教政治的赵章善老师，教历史的贾文会老师，教地理的贾改申老师，教体育的刘相周、刘良贵、杨修义老师，教美术的李丙申老师。
在我上初二时，是仝建华和刘相周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团组织。正是由于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悉心关爱，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绩，在此，向所有培育我们成长的三中老师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沧桑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昔日青涩懵懂的“诓干粮”少年，如今都已年过半百，两鬓染霜。
倏忽四十年，流逝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同窗情谊。今天，我们通过微信群，把越来越多失联多年的老师同学们，汇聚在一起，回忆往事，畅叙友情。我们还通过不懈的努力，找回了两个班当年的毕业照，标注了照片上每个人的姓名，扫描加印后送到了每一名师生手中。
四十载世间一瞬，同窗谊历久弥坚。老师同学们，俺想你们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