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生产队

说到生产队，四十岁以下的人估计都没什么印象，如今年过五旬的我，赶了个生产队的尾巴，还有些零星记忆。

生产队是1958——1984年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共同参加劳动，生产队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后，按国家规定自主向社员分配剩余农副产品。

当年，我们全村分为三个生产队。我家属于第一生产队，一队队部在我家西边，之间仅隔一条四米宽的过道。

队部占地约半亩，内有瓦房顶北屋三间，是生产队开会、记工分、小队干部办公的场所；瓦房顶东屋两间，主要放置队里的一些杂物；平顶房西屋三间是库房，用于存放队里收获的棉花、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之所以盖成平房顶，大概是为方便晾晒农作物。院子南端有一个水泥砌的氨水窖，封盖不严时就会释放刺鼻的气味，令人头晕窒息。

队部大门向北，面向刘街，这条街的社员都属于我们一队。虽说叫刘街，其实姓刘的就两户，大慨很久以前这条街刘姓居民较多吧。

队部门口的电线杆上，挂有一块大铁片，每到上工时间，头箍白毛巾、身披黑棉袄的生产小队长就会从地上捡起砖块或石头，用力敲击铁片，“当……当……当……”的钟声传出很远。很快，社员们就会聚扰过来，听候队长分配任务。队长往往会区分男女老少进行派活，比如，青壮年男劳力去刨玉米、套牲口犁地，妇女和年老体弱的男劳力去摘棉花，赶车把式套上辕去拉粪、拉庄稼。

那时流行一句话叫“敲敲钟，四分工。”是在调侃生产小队长只是敲敲钟、召集社员分派一下工作，一天就可以挣四个工分。其实，小队长也不容易，他需要提前把全小队的工作谋划好，每天都要干哪些活？每项活儿派多少人去？派谁去？谁来检查活干得咋样……

当时，在各个大队（村）都有一支武装力量，叫民兵，他们由村里积极要求上进的男女青年组成，在村里的最高首长叫民兵连长，往往由退伍士兵担任，民兵连下设排和班。民兵们平时会集中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理论，接受投手榴弹、冲刺等军事训练。每天晚上要持枪值班巡逻，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那时非常强调公私分明，大队经常对社员进行“斗私批修”教育，严惩偷盗和破坏集体财产的行为。我们大队就专门安排了两个人负责看地，他们臂带红袖箍、手持红缨枪，不分昼夜、像个幽灵似的在田间地头转悠，有几次我们在地里割草碰到他们，都被吓得不轻。

一天凌晨，有一名妇女去生产队的地里偷棉花，被巡逻的民兵发现，这名妇女拔退就跑，巡逻的的民兵向她跑的方向放了一枪，吓得她腿软绊蒜，瘫倒在地，当场被擒。天亮后，大队立即在小学校门口搭起台子，召开批斗大会。偷棉花的妇女被民兵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老实交待了偷棉花的思想动机、过程，承认错误并接受社员们批斗后方才了事。

还有一次，有个社员家的猪跑到了地里，糟踏了生产队庄稼，被看地的发现，大队干部找到猪的主人严厉训斥。谁知这猪主人是个犟碴，死活不承认自己有错。后被民兵五花大绑带到大队部，由县里来的包村干部张某进行审问，这人竟提着张某的名字破口大骂，被张某一脚踹倒，他挣扎着爬起来继续骂，张某就继续踹……后来这犟碴好像被带到公社关了两天，还被扣了工分。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曾说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确实有一定道理。贫困让人失去了基本的尊严，面对严厉的惩罚，社员们为了生计，仍会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冒险。有的妇女摘棉花回来向仓库缴完后，衣服里会掖着藏着点棉花想带回家，这时，队里常常会安排女干部对她们搜身，搁现在可能会有人告你侵犯个人人身权利，但当时却都认为是很正常的事。

一队的牲口圈在队部向北不到百米路东，喂有十几头牲口，有马、牛、驴、骡，那时除柴油机外，队里没有其它的农机具，这些牲口就成了生产队的壮劳力，打场、犁地、拉庄稼主要靠它们，所以每个生产队都对这些牲畜厚爱有加，会安排政治上可靠又富有责任心的社员担任饲养员。农闲时，主要喂牲口麦糠、干草；到了农忙时节，除了喂干草、青草外，往往还要给这些宝贝们改善生活，添加玉米、黄豆等饲料，把它们养得膘肥体壮的好下地干活。此时，若是哪头牲口病倒了，会让小队长着急上火、寝食难安，他会赶紧派人请兽医为病了的牲畜打针灌药，让饲养员精心照料，以便早日能驾辕劳动。

冬天到了，进入农闲季节。晚上，社员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很多人会集中到牲口圈抽旱烟、聊闲天，有勤快的还会帮饲养员铡草、给牲口喂水喂料，直到困得上下眼皮打架，才头顶夜色哈欠连连地回家休息。

我的父亲曾当过一段生产队饲养员，我便经常到牲口圈玩耍。在这里，最难忘的莫过于逮麻雀。每年冬天，麻雀最好的去处便是各小队的牲口圈，这里草料充足，可以解决它们的吃饭问题；牲口棚上用秫桔搭的屋顶很温暖，能保证它们住得温馨。温饱无忧，却有生命之患。农闲了，整年不尝肉味的社员们便想开开荤。麻雀与人争粮，在当时又被视为害虫之一，消灭它们与消灭老鼠一样深得民心。于是，深夜麻雀安睡后，有些嘴馋的人们就会提着马灯或打着手电筒，到牲口棚下抓麻雀，灯光一晃，这些小精灵便成了囊中之物；下雪后，院里的草料被大雪覆盖，这时，在院里撒点饲料，用木棍支起盛草料的竹筛子，拉条绳子，一头拴住木棍，一头拽在手中，几个人躲在隐蔽处，屏住呼吸。同样嘴馋的雀儿们叽叽喳喳、小心奕奕地试探着，禁不住美食的诱惑，最终，一步步进入伏击圈。这些被捕获的麻雀，被泥巴包裹后放在煤火炉膛中烧烤，待闻到肉香后取出，剥去外层的泥巴和毛发，即可品尝到香喷喷的麻雀肉了。

生产队解体前，我有过两次当社员挣工分的体验。

第一次是小队长给社员们派完工后，见我和两个小伙伴在队部门口玩，便吆喝道:“小家伙们，整天调皮瞎捣蛋，老大不小了，去队里干活吧？”我问:“干啥活？”队长说:“回家拿铁锹，撒粪去！”我们信以为真，拿上铁锹跟着大部队就出发了。到了地里，我们有样学样，把粪堆四处扬开，边干边玩，整整一晌，玩嗨了也干累了。傍晚队里记工分，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就拽着队长的衣服不松手，最后队长无奈，给我们记了工分。

第二次是给刘少奇主席平反，忘了谁让去的，反正我们屁股下坐砖认真听了一晌会，队里最后也给我们记了工分。

作为十多岁的孩子，能给家里挣工分，我们当时感觉是十分荣幸和无比自豪的事。

在我的记忆中，生产队是一个特殊的符号，代表着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困岁月。虽然它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如今回忆起来，仍不免有几分唏嘘和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