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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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那时的乡村，没有托儿所，没有幼儿园，五六岁前由长辈看管，稍大一些，家人们忙于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我们这帮小孩子，便基本上处于放养状态。每天饭没吃完，便在一伙同伴的催促声中，飞奔进空宅、田野或麦场，捉迷藏、玩打仗，疯跑野跳，野蛮生长。
有一年春节刚过，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浓烈的烟火味。当我和小伙伴们还在恣意地嬉闹时，母亲把一个亲手缝制的新书包挎在我肩上，从此，便如孙大圣被戴上紧箍儿一般，开启了十几年的求学生涯。
小学校位于村子的中间，面南背北，据说是由我们赵氏以前的宗祠改建而成。大门口台阶有十来层，台阶两侧各铺着一块大青石碑，由于年代久远，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
小学有前后两进院、三栋建筑。
最南面邻街的一栋，中间为门洞，青石门墩上有一对厚重的黑漆实木门。大门平时敞开，周末时锁上。大门东侧两间南屋为教室，南面没有开窗，北侧有两扇木门和一扇木格格窗户，是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地方；门洞西侧一间是老师办公室。
院子居中是一栋三间的北屋，原本可以穿堂过到后面的院子，后来被用砖垒住，去后院便只能从三间北屋东边的巷道绕过。
最后一排北屋有四间，靠东三间是教室，西边一间是老师办公室。
校园面积很小，没有操场，只在后院用砖和水泥板砌了一张乒乓球台，还有一副单杠、一副双杠，供同学们课间玩耍。而校门外，地势平坦开阔，当年也鲜见机动车辆，是我们上体育课、做广播操的场所。
上一二年级时，用旧砖垒成两摞一尺多高的砖垛，上面架一块长方形的木板，便是我们的书桌。记得我用的木板上还写着几个红漆大字:南砚池村革命委员会。凳子都是自己从家带的，有小板凳，有马扎，还有用麦杆编织的草墩。
那时，我们的书只有语文和算术两本。从代销店买一大张粉连纸，折叠几下后用刀割开，用针线订起来，就是我们的作业本。写字大多用的是铅笔，也有用沾水笔的，用笔尖沾一下墨水，写几个字，再沾一下，再写几个字……
上二年级时，由于遵规守纪、成绩优秀，又是班干部，我光荣地加入了红小兵（现在叫少先队员），老师亲手给戴上了红领巾。那段日子，每天都像是喝了蜂蜜水，心里甜滋滋的，着实兴奋了好多天。
那时上学，由于离家近，渴了，就趁下课跑回家，拿起粗海碗从水缸里舀半碗水，咕咚咕咚灌下去；饿了，也是课间跑回去，踩着罗圈椅子，从吊在房梁下的竹篮中掰块窝头，边吃边往学校跑。
一九七六年，三大巨星陨落。尤其是毛泽东主席逝世时，大家都陷入极度的哀痛和迷茫之中。村里在大队部为老人家举办追悼会，大队部大门两侧，各有一名身着绿军装、腰扎战带、肩挎步枪的民兵把守。我们这些小学生与老师和其他村民一样，臂缠黑纱、胸佩小白花，列队进入大队部，在低回的哀乐声中，一起面向挂在西墙上的毛主席遗像默哀鞠躬，有的村民此时竟涕泪俱下、泣不成声。
当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老师教我们画丑化“四人帮”的画，至今能忆起的是:画一条小狗，旁边写上“张春桥”；画一条蛇，旁边写上“江青”。王洪文和姚文元的已忘记怎样画了。另外，当年有一首词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诗中写道:“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上三年级时，起初，我们是与四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大教室，前后两块黑板，老师前半节讲三年级内容，四年级学生上自习；后半节，老师给四年级学生讲课，我们上自习。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叫复式班。
半年后，上级对此进行了改革。我们相邻的三个村，一二年级时都在本村上学，三四五年级时，分别集中到一所小学就读。这样，每个小学都只有三个年级，既缓解了师资、教室短缺问题，也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对于我们学生来说，需要离开自己村子到外村上学，有点不方便；再就是，三年级又多上了半年，升级考试也从春节前变成了暑假前。
在中砚池村上三年级时，老师号召我们“学雷锋”，有的同学便早早到校，把室内外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其他同学和老师到校后，询问谁打扫的，做好事的同学都默不作声，老师也不再细查，只是对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行为大加赞赏。此后，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做好事的行列，互帮互助、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蔚然成风。
有一次，医生来校给学生打防疫针，多数同学都咬紧牙关、故作镇静，打完后说:“就像小蚂蚁咬了一下，一点不疼。”但有两个男生害怕打针，跑进厕所死活不出来。最后，老师让我们把他俩硬拽出来，几个人用力摁住，才把针打了。当时，这俩货哭得那叫一个凄惨，事过好几天都不给我们说话。
四年级，我们到北砚池小学就读。当时教我们的两个老师都姓黄，为便于区分，人们称年长一点的为“黄老师”，年轻一点的，因家族里排行老四，称为“四老师”。至今，学生们见到他，仍习惯这样称呼，他也欣然接纳。
黄老师会“相面”，是我们那批同学的共识。原因是，我们刚进校没几天，黄老师就把我们叫一块聊天，他坐在杌子上，双手抓住我们一只小手，目不转睛地看我们一会儿，便能说出那个是谁家的孩子、与谁家有亲戚关系，令我们佩服不已，他的课也没人敢调皮捣蛋了。
五年级，又回到了我们村上学，班级位置也到了校园最后的一排房子。这一年，印象深刻的是，上作文课时，老师常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向全班宣读，使我对语文课的兴趣日趋浓厚。
相较于现在学校教育的单一和闭塞，我感觉那时的学校教育是比较宽松开放的。除了学习文化课外，我们每年都要到生产队参加拾麦穗、摘棉花、割青草等义务劳动；体育课上，老师除了教我们跑步、跳高、做操外，还带领我们到村西的留垒河里学游泳。若换成现在，借几个胆都没老师敢这样干。
夏天天气炎热，教室里像个大蒸笼，那时又没有空调、电扇，老师就提上小黑板，带我们到村边的小树林里，黑板挂在树上，同学们坐在地上，便开始上课。现在想起来，似乎有点孔圣人携弟子于山野丛林中坐而论道的感觉。
五年多的小学生活，是我人生的重要启蒙期。它使我学会了自律，懂得了感恩，开阔了视野，拥有了梦想，增长了知识，拓展了友谊。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的小学时光，是我以后进入中学、大学，走上工作岗位的重要基础，所以，我要感恩五年中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每一位老师，也要感谢伴我成长、给我无私帮助的每一位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