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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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2点了，小区门岗因疫情还没撤离的值夜班工作人员，靠着扯闲篇打发着漫漫长夜。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些说话声，在这寂静的五月深夜，已顺着打开的窗户，偷偷地溜进了楼上的卧室。可能是晚间小聚时我喝多了茶水，那些拉家常的话语，便高一声低一声的传进我的耳鼓。只拉了一半的窗帘，偶尔被路过的微风调皮地戏弄几下，我便瞥向窗外，有轻轻摇曳的暗影划过，那是母亲30年前栽种的香椿树。
前边的楼临路，偶尔有一、两辆车驶过。也有的停在大门外，然后是进院和门岗打招呼的声音，也有的再次离开。不时有几声犬吠传来，间或有孩子的哭声。我先是看书，看烦了就闭上眼睛听书，也不时玩会儿游戏。失约的周公却不知道躲到了哪里，迟迟不见踪影。烙饼似得又翻了几个身，便听到楼下邻居院子里养的几只鸡，开始打鸣了。
不由得就恍惚起来，想起了儿时的家，想起了母亲曾经也喂养过的鸡。渐渐地越飘越远，竟然牵扯出一长串久远的人，和一些我以为自己早已淡忘了的往事。
每逢年节，别人家都会忙忙碌碌地迎来送往走亲访友，我却是羡慕嫉妒而落寞的，只能默默地咀嚼自己的寂静。
我家没有什么至亲，一直又身在远离故乡的千里之外，父母走后，便再也找不回维系亲情的纽带，找不回那些，有关根脉的枝枝蔓蔓了。
爷爷是在他的孙辈出世前几年走的，当时已抱病，却坚持要去部队探望我的父亲，不幸却倒在半途。他把毅然走出大山的倔强，演变为魂归故里的凄然，断绝了奶奶依着栏杆的守望。几十年之后，见到过重孙女的奶奶，从容地画上了人生的句号。再后来，孑然一身的叔叔也追随他们而去。失去依托的老屋，在主人残留烟火的气息里，风干了自己的忠诚，渐渐地如抽丝般失去支撑，慢慢地矮将下去，用散了架的废墟，守望着对面山坡的呼应，偶尔与路过的风絮语，念叨些陈年旧事。
爹和娘也走了，我们兄妹把他们一个一个先后捧进小匣子里，就像当初他们把我们兄妹三人一个一个地捧在手上、揣进怀里。送他们回到心心念念的故土，完成了叶落归根的盼望，他们终于不用再为串房檐的客居而悲戚，可以踏实地睡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了。
现在回乡祭祖，我们已变成故园的过客，困在通往山腰老屋的山脚，却难以再拾级而上，只能仰望早已塌陷的石阶和院落，任光阴的手，把心揪的生疼。
姥姥和姥爷的生平难以追溯，他们和爷爷一样，虽然我们的骨子里涌动着他们遗留的血脉，却又不曾与他们在生命里交集，更不知道他们的相貌，甚至连蛛丝马迹都难以觅寻。
母亲几乎从不提及姥姥家的人和事儿，似乎那是她刻意要掩藏起来的疤痕。只是偶尔会从她和别人拉家常的叹息里，听到几耳朵。我也不知道母亲曾经有过多少兄弟姐妹，似乎都是贫病交加，不是饿死就是病死，所能确定的，好像只有一个小舅舅。那是在母亲出嫁后数年，病恹恹的小舅舅，曾经到过老屋投奔母亲。当时的父亲已经参军外出，投身进解放战争的炮火。爷爷的家境比起姥姥家，想来是好了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母亲过门后一直没有开怀的缘故吧，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进门十来年不曾生养的小媳妇儿，日子过的是怎样煎熬，应该也能感同身受。
记得在我小时候，每次跟随母亲回老家在村口下车时，都会遇到一些在老井挑水的父老乡亲，或是在河边洗衣、浇地的妇女，他们总会热情地围拢过来嘘寒问暖，啧啧有声地夸我好看，夸母亲把孩子们打整的利落干净。走回坐落在半山坡上的老屋，必经一条长长的老街，在我眼里，那每一块被千层底打磨出光亮的青石板下，仿佛都埋藏着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但凡是见到母亲带着我们走过的人，都会主动迎上来，吃一支母亲递上的纸烟，说几句差不多相同的话语：“你可算是熬出来了哦，想想在家时你受的那些罪......”说话的人和母亲往往同时就红了眼圈，对方大多是年老的长者，若是婶子大娘的，便会摸索出用别针别在肩头，下方塞进偏襟衣服里的手帕，抹一把泪水，唏嘘一阵。然后母亲总是含泪笑着说：“现在好过了，不受罪了哈！”那一里多路，往往会走上半个小时。
农民没有不精细过日子的，粮食是庄稼人的命，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小舅舅到母亲家不知道待了多久，想来一定让母亲忍受了更多的苛责，我无法感受带病的小舅舅寄人篱下时那无法言说的痛苦。我回老家时，也会坐在屋顶上眺望着连绵起伏的大山，想象着小舅舅在这里时的状况，不知他忍受了怎样的煎熬和绝望，即便如此想继续忍屈受辱，似乎也是徒然，小舅舅还是不得不被迫地离开。至于当时姥姥家里还有什么人，姥姥姥爷是怎样的人，母亲从未提起过。只要母亲偶尔念及于此，便会红了眼圈，不再言语，小舅舅应该是回去不久便没了的。
偶尔有几次母亲带我回到她出生的故土，那些曾经和她血脉相连的人和事儿，倒更像是她心疼的引子。母亲和她的一些亲戚相聚时，常常会说些我那个年纪听不懂的话，往往便会勾起母亲诸多的心酸，忍不住的眼泪更多了起来，有时竟会泣不成声。
在那时来往的亲戚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远房舅舅，也不清楚他们和母亲多远多近，是什么亲戚关系，只知道和我家走动的相对近一些。可能是缘于对亲生手足没有尽到照顾责任的愧疚，母亲对那几个远房的兄弟倾注了许多心血，仿佛想以此来弥补当初无能为力时对娘家人的歉疚。
有些结巴的江舅舅，住在我们当时所居住小镇几里外的村子里。知道母亲喜欢新鲜的五谷杂粮，但凡有新鲜的蔬菜或是粮食下来，便会送一些过来，好让母亲尝鲜。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到我家后便可以放开肚皮，吃上一顿或两顿母亲做的饭菜。
这个舅舅的饭量出了名的惊人。他每次去，邻居都会笑着跟他打趣:“来你姐姐家，又能吃顿饱饭了！”他听了也就傻傻的跟着吃吃地笑:“嗯~嗯，就我姐姐最疼~疼我。”当时父母加上我和两个哥哥，我们全家五口的一顿饭，如果让舅舅放开了吃，估计他一个人也是能全吃光的。
每次江舅舅来，母亲就会拿出平时省下来的肉票，专门去割一大块肉回来，有时是焖上一大锅白米饭，再炖上一大锅肉菜。只有江舅舅来时，母亲才会破例不等父亲下班先给舅舅盛上，可能是怕江舅舅在我父亲面前拘束吧。拿出我家平时用不着的大海碗，舅舅得吃上冒尖的两碗，一锅米饭也就下去了一半。要么母亲就做白面的手擀面，或是扯上一锅劲劲道道的拽面，打上一锅咸香咸香的肉菜卤子。舅舅每次吃的都是满头大汗，我一直觉得舅舅每次的第一碗肯定是吃不出滋味的，因为几乎看不见他嚼就赶紧吞咽下去，紧接着就往嘴里塞上下一口的，生怕不让吃了似得。只有端起第二碗时才会放松下来，边吃边开始说些闲话。若是吃面，最后一定要满满地再盛上一碗面汤的，以便压住翻上来的几个饱嗝，然后在沾着汤水的嘴角，溢出满足的憨笑。
听母亲和邻居闲聊，知道江舅舅家孩子多，那个年代都是吃糠咽菜过日子的，舅舅心疼老婆孩子，还要省吃俭用地准备盖房，所以平日在家，即使粗茶淡饭也总是舍不得多吃，更别说精米精面和肉菜了，用他的话说，来我家就是过年哩。虽然离的不算远，舅舅没事时也不会轻易到我家串门，只有下来了新鲜粮食或者有稀罕的果蔬，才会去到我家，顺便敞开肚皮美美地享受一回，给贫瘠的肠胃增加点养分。他说我母亲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村里那些红白喜事的席面上做的都香。
母亲平日除了打理一日三餐，浆洗衣物，剩下的时间也会在缝纫机上缝缝补补。更多的时候，手上似乎永远会攥着一只纳不完的鞋底或鞋帮，那是我们全家人的体面和走在人前的底气，其中包括奶奶和叔叔的在内。我从小便也就有样学样地，帮着母亲搓麻绳。母亲偶尔也会给舅舅做双新鞋，因为劳作的繁重，在土里刨食的舅舅，脚上的大拇指好像一直都是栖息在鞋头的豁口外喘息。有时母亲也会拣几件我们穿小的衣服让舅舅带回家去，毕竟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80元的工资的确是让很多普通家庭都望尘莫及的，而母亲又善于持家，把上上下下打理的井井有条，至少在六、七十年代，没有穿过带补丁衣服的人是不多的，而我有幸是其中之一。
母亲与邻里极其和睦，每到年下，还没等迈进腊月的门槛，我家的缝纫机便像是一匹得到充足休息后满血复活的驿马，在母亲的驾驭下驰骋，为求上门的乡邻义务裁制衣服。印象里，那时即使再穷的人家，哪怕是用自织的土布，过年也是要见见新的，好为贫瘠的生活讨一个彩头。而作为回馈，我家门里的屋地上，也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鲜的青菜瓜果，冬天则可能是一堆红薯，抑或是一小兜花生、核桃，又或是柿子的衍生物。更多的时候是从地里回来路过的人，随手给撂下的一把葱、几头蒜，或是几缕韭菜，让吃商品粮无地可种的我们，同样享受着季节的鲜活。遇到逃荒要饭的人上门，母亲更会给他们舀一碗汤饭或是递上一块干粮，说几句同情的话语，即使赶上只剩下她碗里的半碗米粥，也会毫不犹豫地倒进对方的碗里。母亲深知挨饿的滋味，更明白一个抛开尊严在别人面前低头的人，有着怎样的苦楚和羞惭。
每次临走时，江舅舅都会红着泛出光泽的脸，一边手足无措，一边小心地把母亲归置的物件捧过去放好，呵呵呵呵地憨笑着，结结巴巴地说:“看~看看，看~看看，又让姐姐费~费心了，吃~吃也吃了，喝~喝也喝了，还~还得拿~拿着。”一边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家搬迁进县城，舅舅去的次数就更少了，但每年总还是会去一两次的。
我一直记不起来这个舅舅的结局，但是却记得他对家的付出和开心，再有就是对母亲做给他的那一口饱饭的满足和感激。后来我参加工作便离开了家，而且是越走越远，记忆里好像江舅舅就没有再在我的视野里出现过，以至于忽略了有关他的消息。
另外的两位舅舅是亲兄弟。大的桐舅舅在姥姥家那边的村子里，虽然我不知道姥姥的家曾经安在哪里。儿时曾随母亲去过桐舅舅家几次，他家里有个看上去比母亲老很多的老太太，母亲让我喊她妗子，我一直疑惑是不是叫错了，感觉应该叫她奶奶或者是姥姥更合适。直到后来才明白，当时家穷的舅舅娶不起老婆，没办法才找了这个带着儿子的寡妇，拼凑起一个家的模样，听说那个儿子坚决不肯随舅舅的姓，日子总是磕磕绊绊的，过的一直不顺心。也不知道这个妗子究竟大他多少，反正有一双和我奶奶一样的小脚。有时赶上正月里去舅舅家，临走时，妗子总会颠着她的小脚，左摇右摆地非把我们送出村，到分手的路口依然是依依不舍地擦眼泪，仿佛母亲是她夹杂在丈夫和儿子中间的无奈生活中，能稍微得以疏解的依赖。每次还会硬是撕扯着推开母亲的阻挡，塞几毛压岁钱到我的衣兜里，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一直觉得这个像我奶奶似的妗子，倒是蛮亲切的样子。
桐舅舅黝黑的面孔上，很难看到笑容，总是睁着一双铜铃似的大眼，失神地直勾勾盯向某一处，或是空洞地望向远方，仿佛想看清楚那些不可预知的未来。舅舅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男半女，听说他们总是吵架，似乎也隐隐约约还提到过离婚。有时候舅舅会去我家住上几天，听见的都是他的唉声叹气和母亲的劝解。大人的世界，对当时几岁的我来说，只有困惑和懵懂。多年以后，突然听说桐舅舅上吊死了，人高马大的桐舅舅，当时也不过正值壮年，据说是半夜斜依在炕上，把绳子挂在窗棂子上的。或许与孩子有关，或许与房子有关，或许就是自己想不开吧，当然也只是我的臆想，谁知道呢。在那偏远的山区，乡邻眼里所能接受的，可能是娶一个拖油瓶的寡妇，远远没有千辛万苦地养大一个不跟自己姓氏的白眼狼更令人不堪吧。那个付出了全部心血，却看不到的未来，扼杀了传统观念里有关生命延续的全部意义。母亲抹了抹眼泪，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死了也好，死了就不用再糟心了。
那之前的好长时间和以后的以后，我再也没踏进过那个山村，只有那个名叫固镇的地方，会在不经意的瞬间，划过我的脑际，就像桐舅舅曾经的出现和消失，总是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带着某些悲剧的色彩。
全舅舅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出来参加工作的，我也没问过是否与我父亲有关。反正我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我出生地的那个铁矿当工人了。桐舅舅像是半截壮实的黑铁塔，一母同胞的全舅舅却清瘦的眉清目秀。
生性活泼好动的全舅舅，年轻时不太安分，每次上我家去遇到父亲，总少不了挨我那不苟言笑的父亲的训斥，父亲总嫌全舅舅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全舅舅倒也不恼，天生一副笑脸，嬉皮笑脸地听着点头，背着父亲却和我挤眉弄眼地做鬼脸。全舅舅尤其喜欢打猎，时不时会把捕获的猎物拿过来，母亲便会收拾利索，点起自己盘制的泥炉，柴火的烟气和着野味的肉香，便从灶台上弥漫开去。我从小胃口不好，又从没缺过嘴，那时好像就没我可馋的东西，所以那香味儿，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若是舅舅休息时能带我上山去撒野，倒是我求之不得的乐趣，或许我的傻大胆和野性，也是得益于全舅舅给带出来的吧。
按说六十年代吃皇粮的的工人，模样也不丑，找个媳妇儿应该不难，可不知道怎么搞的，直到我七岁那年，随着父亲从小镇上搬到了四十里外的县城时，好像全舅舅还没有结婚。再后来见面就少了些，再再后来，我突然就增加了另外的一个妗子，同时增加的还有哥哥姐姐。全舅舅居然也和他哥哥桐舅舅相似，也是妗子带着儿女，只是这个妗子比她的妯娌彪悍，而且也不是小脚。全舅舅执意没听我父母的劝阻，现在想来，可能是看着别人都拖家带口地过日子，而他除了栖身的宿舍，没房没地，又抽烟喝酒的，也没攒下几个钱。估计是感觉年龄也真不小了，便收了玩心，想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窝，所以正好有人撮合，便甘愿进门当了儿女双全现成的爹，乐呵呵地做了上门女婿。
虽然父母过去总说他不争气，但是每次看到全舅舅，依然是乐呵呵的，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对所有的孩子都跟亲生的似得。不久，他还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妗子看上去虽然厉害，但是待我们却很和善，母亲有时候带我回老家，也总是会多备一份乡下稀罕的点心物件，或者是布料什么的，半路拐去舅舅家住上几天，他们对我和母亲极是亲热。
妗子带来的哥哥姐姐，对我也不生分，不像桐舅舅家的那个大哥生疏。这个哥哥很勤快，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姐姐的手极巧，穿针引线描龙绣凤的像模像样。结婚后的全舅舅，连抽了多年的烟都戒了，偶尔馋点小酒自然也得看妗子脸色，工资更是分文不少地必须全交出来。有这样两个成熟省心的儿女，更有怕老婆的舅舅，妗子倒是悠哉悠哉的，抽着小烟吞云吐雾，乐得做个甩手掌柜。也亏得有这么个妗子，才能收住了舅舅的野性。姐姐勤快聪明，什么活儿都拿得起放得下，居然还会剪纸。虽然是套画好样子再剪的，但是却也朴拙可爱，尤其是那一对小狮子，毛茸茸的，谁看见都夸赞。我便也跟着她学，拿了很多纸样儿回家，再买来各色彩纸，照葫芦画瓢，磨起了耐性。过年的窗花，墙上要换的年画，我的剪纸便也就飞进了左邻右舍和同学的家里。一直到我的同学一个一个地结婚，好些红双喜还是出自我的双手呢。
我远走千里之外安家，父亲病入膏肓时，父母无奈地舍离了生活几十年的熟悉环境，投奔到我定居的异乡。父亲去世后，母亲跟随我八年，身体还好时，母亲偶尔也会回去二哥那住些日子，我则基本上断绝了和家乡的关联，只有在母亲的闲话里，断断续续地勾勒出过往的画卷。
最后一次见到全舅舅，是在母亲去世前两三年左右，那也是全舅舅唯一一次到我的家里做客。母亲咽气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二哥在赶过来之前，专程带车去离他几十里外的全舅舅家报丧，想接全舅舅过来为母亲送行，却不料没见到舅舅，听到的却是晴天霹雳:全舅舅早死了！死了？早死了？怎么死的？没说。二哥本来也是心急火燎地赶路，看妗子不愿提及，也没顾上追问，便带着狐疑离开了。
合上父母的墓门，仿佛就此硬生生地隔断了我们的根脉，故乡不再有属于我们的归根之所，哪怕只是两尺见方的土地。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客居他乡的宿命。
而那些与母亲关联的人和事，随着母亲的仙逝，更是日益疏远，断绝了交往的路径，划上了休止符。渐渐地，父母和他们各自故乡的那些人、那些事，连同所有发生过的喜怒哀乐，都被深深地埋葬进一个连着一个的土丘里，静静地起伏在我生命的山峦。
离故乡越来越远，可那些曾经鲜活的记忆，却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闪现。就像这一声鸡啼，一窗疏影，便会轻易地召唤它们溜出蛰伏的转角，仿佛一部老电影的桥段，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回旋。渐渐地竟然越来越显清晰，不得不举起时光的刻刀，镌刻下岁月的印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