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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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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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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爪雪泥

 半夜2点了,小区门岗因疫情还没撤离的值夜班工作人员,靠着扯闲篇打发着漫漫长夜。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那些说话声,在这寂静的五月深夜,已顺着打开的窗户,偷偷地溜进了楼上的卧室。可能是晚间小聚时我喝多了茶水,那些拉家常的话语,便高一声低一声的传进我的耳鼓。只拉了一半的窗帘,偶尔被路过的微风调皮地戏弄几下,我便瞥向窗外,有轻轻摇曳的暗影划过,那是母亲30年前栽种的香椿树。

  前边的楼临路,偶尔有一、两辆车驶过。也有的停在大门外,然后是进院和门岗打招呼的声音,也有的再次离开。不时有几声犬吠传来,间或有孩子的哭声。我先是看书,看烦了就闭上眼睛听书,也不时玩会儿游戏。失约的周公却不知道躲到了哪里,迟迟不见踪影。烙饼似得又翻了几个身,便听到楼下邻居院子里养的几只鸡,开始打鸣了。

  不由得就恍惚起来,想起了儿时的家,想起了母亲曾经也喂养过的鸡。渐渐地越飘越远,竟然牵扯出一长串久远的人,和一些我以为自己早已淡忘了的往事。

  每逢年节,别人家都会忙忙碌碌地迎来送往走亲访友,我却是羡慕嫉妒而落寞的,只能默默地咀嚼自己的寂静。

  我家没有什么至亲,一直又身在远离故乡的千里之外,父母走后,便再也找不回维系亲情的纽带,找不回那些,有关根脉的枝枝蔓蔓了。

  爷爷是在他的孙辈出世前几年走的,当时已抱病,却坚持要去部队探望我的父亲,不幸却倒在半途。他把毅然走出大山的倔强,演变为魂归故里的凄然,断绝了奶奶依着栏杆的守望。几十年之后,见到过重孙女的奶奶,从容地画上了人生的句号。再后来,孑然一身的叔叔也追随他们而去。失去依托的老屋,在主人残留烟火的气息里,风干了自己的忠诚,渐渐地如抽丝般失去支撑,慢慢地矮将下去,用散了架的废墟,守望着对面山坡的呼应,偶尔与路过的风絮语,念叨些陈年旧事。

  爹和娘也走了,我们兄妹把他们一个一个先后捧进小匣子里,就像当初他们把我们兄妹三人一个一个地捧在手上、揣进怀里。送他们回到心心念念的故土,完成了叶落归根的盼望,他们终于不用再为串房檐的客居而悲戚,可以踏实地睡在属于自己的领地了。

  现在回乡祭祖,我们已变成故园的过客,困在通往山腰老屋的山脚,却难以再拾级而上,只能仰望早已塌陷的石阶和院落,任光阴的手,把心揪的生疼。

  姥姥和姥爷的生平难以追溯,他们和爷爷一样,虽然我们的骨子里涌动着他们遗留的血脉,却又不曾与他们在生命里交集,更不知道他们的相貌,甚至连蛛丝马迹都难以觅寻。

  母亲几乎从不提及姥姥家的人和事儿,似乎那是她刻意要掩藏起来的疤痕。只是偶尔会从她和别人拉家常的叹息里,听到几耳朵。我也不知道母亲曾经有过多少兄弟姐妹,似乎都是贫病交加,不是饿死就是病死,所能确定的,好像只有一个小舅舅。那是在母亲出嫁后数年,病恹恹的小舅舅,曾经到过老屋投奔母亲。当时的父亲已经参军外出,投身进解放战争的炮火。爷爷的家境比起姥姥家,想来是好了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母亲过门后一直没有开怀的缘故吧,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进门十来年不曾生养的小媳妇儿,日子过的是怎样煎熬,应该也能感同身受。

  记得在我小时候,每次跟随母亲回老家在村口下车时,都会遇到一些在老井挑水的父老乡亲,或是在河边洗衣、浇地的妇女,他们总会热情地围拢过来嘘寒问暖,啧啧有声地夸我好看,夸母亲把孩子们打整的利落干净。走回坐落在半山坡上的老屋,必经一条长长的老街,在我眼里,那每一块被千层底打磨出光亮的青石板下,仿佛都埋藏着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但凡是见到母亲带着我们走过的人,都会主动迎上来,吃一支母亲递上的纸烟,说几句差不多相同的话语:“你可算是熬出来了哦,想想在家时你受的那些罪......”说话的人和母亲往往同时就红了眼圈,对方大多是年老的长者,若是婶子大娘的,便会摸索出用别针别在肩头,下方塞进偏襟衣服里的手帕,抹一把泪水,唏嘘一阵。然后母亲总是含泪笑着说:“现在好过了,不受罪了哈!”那一里多路,往往会走上半个小时。

  农民没有不精细过日子的,粮食是庄稼人的命,尤其是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小舅舅到母亲家不知道待了多久,想来一定让母亲忍受了更多的苛责,我无法感受带病的小舅舅寄人篱下时那无法言说的痛苦。我回老家时,也会坐在屋顶上眺望着连绵起伏的大山,想象着小舅舅在这里时的状况,不知他忍受了怎样的煎熬和绝望,即便如此想继续忍屈受辱,似乎也是徒然,小舅舅还是不得不被迫地离开。至于当时姥姥家里还有什么人,姥姥姥爷是怎样的人,母亲从未提起过。只要母亲偶尔念及于此,便会红了眼圈,不再言语,小舅舅应该是回去不久便没了的。

  偶尔有几次母亲带我回到她出生的故土,那些曾经和她血脉相连的人和事儿,倒更像是她心疼的引子。母亲和她的一些亲戚相聚时,常常会说些我那个年纪听不懂的话,往往便会勾起母亲诸多的心酸,忍不住的眼泪更多了起来,有时竟会泣不成声。

  在那时来往的亲戚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远房舅舅,也不清楚他们和母亲多远多近,是什么亲戚关系,只知道和我家走动的相对近一些。可能是缘于对亲生手足没有尽到照顾责任的愧疚,母亲对那几个远房的兄弟倾注了许多心血,仿佛想以此来弥补当初无能为力时对娘家人的歉疚。

  有些结巴的江舅舅,住在我们当时所居住小镇几里外的村子里。知道母亲喜欢新鲜的五谷杂粮,但凡有新鲜的蔬菜或是粮食下来,便会送一些过来,好让母亲尝鲜。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到我家后便可以放开肚皮,吃上一顿或两顿母亲做的饭菜。

  这个舅舅的饭量出了名的惊人。他每次去,邻居都会笑着跟他打趣:“来你姐姐家,又能吃顿饱饭了!”他听了也就傻傻的跟着吃吃地笑:“嗯~嗯,就我姐姐最疼~疼我。”当时父母加上我和两个哥哥,我们全家五口的一顿饭,如果让舅舅放开了吃,估计他一个人也是能全吃光的。

 每次江舅舅来,母亲就会拿出平时省下来的肉票,专门去割一大块肉回来,有时是焖上一大锅白米饭,再炖上一大锅肉菜。只有江舅舅来时,母亲才会破例不等父亲下班先给舅舅盛上,可能是怕江舅舅在我父亲面前拘束吧。拿出我家平时用不着的大海碗,舅舅得吃上冒尖的两碗,一锅米饭也就下去了一半。要么母亲就做白面的手擀面,或是扯上一锅劲劲道道的拽面,打上一锅咸香咸香的肉菜卤子。舅舅每次吃的都是满头大汗,我一直觉得舅舅每次的第一碗肯定是吃不出滋味的,因为几乎看不见他嚼就赶紧吞咽下去,紧接着就往嘴里塞上下一口的,生怕不让吃了似得。只有端起第二碗时才会放松下来,边吃边开始说些闲话。若是吃面,最后一定要满满地再盛上一碗面汤的,以便压住翻上来的几个饱嗝,然后在沾着汤水的嘴角,溢出满足的憨笑。

  听母亲和邻居闲聊,知道江舅舅家孩子多,那个年代都是吃糠咽菜过日子的,舅舅心疼老婆孩子,还要省吃俭用地准备盖房,所以平日在家,即使粗茶淡饭也总是舍不得多吃,更别说精米精面和肉菜了,用他的话说,来我家就是过年哩。虽然离的不算远,舅舅没事时也不会轻易到我家串门,只有下来了新鲜粮食或者有稀罕的果蔬,才会去到我家,顺便敞开肚皮美美地享受一回,给贫瘠的肠胃增加点养分。他说我母亲做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村里那些红白喜事的席面上做的都香。

  母亲平日除了打理一日三餐,浆洗衣物,剩下的时间也会在缝纫机上缝缝补补。更多的时候,手上似乎永远会攥着一只纳不完的鞋底或鞋帮,那是我们全家人的体面和走在人前的底气,其中包括奶奶和叔叔的在内。我从小便也就有样学样地,帮着母亲搓麻绳。母亲偶尔也会给舅舅做双新鞋,因为劳作的繁重,在土里刨食的舅舅,脚上的大拇指好像一直都是栖息在鞋头的豁口外喘息。有时母亲也会拣几件我们穿小的衣服让舅舅带回家去,毕竟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80元的工资的确是让很多普通家庭都望尘莫及的,而母亲又善于持家,把上上下下打理的井井有条,至少在六、七十年代,没有穿过带补丁衣服的人是不多的,而我有幸是其中之一。

  母亲与邻里极其和睦,每到年下,还没等迈进腊月的门槛,我家的缝纫机便像是一匹得到充足休息后满血复活的驿马,在母亲的驾驭下驰骋,为求上门的乡邻义务裁制衣服。印象里,那时即使再穷的人家,哪怕是用自织的土布,过年也是要见见新的,好为贫瘠的生活讨一个彩头。而作为回馈,我家门里的屋地上,也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鲜的青菜瓜果,冬天则可能是一堆红薯,抑或是一小兜花生、核桃,又或是柿子的衍生物。更多的时候是从地里回来路过的人,随手给撂下的一把葱、几头蒜,或是几缕韭菜,让吃商品粮无地可种的我们,同样享受着季节的鲜活。遇到逃荒要饭的人上门,母亲更会给他们舀一碗汤饭或是递上一块干粮,说几句同情的话语,即使赶上只剩下她碗里的半碗米粥,也会毫不犹豫地倒进对方的碗里。母亲深知挨饿的滋味,更明白一个抛开尊严在别人面前低头的人,有着怎样的苦楚和羞惭。

  每次临走时,江舅舅都会红着泛出光泽的脸,一边手足无措,一边小心地把母亲归置的物件捧过去放好,呵呵呵呵地憨笑着,结结巴巴地说:“看~看看,看~看看,又让姐姐费~费心了,吃~吃也吃了,喝~喝也喝了,还~还得拿~拿着。”一边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家搬迁进县城,舅舅去的次数就更少了,但每年总还是会去一两次的。

  我一直记不起来这个舅舅的结局,但是却记得他对家的付出和开心,再有就是对母亲做给他的那一口饱饭的满足和感激。后来我参加工作便离开了家,而且是越走越远,记忆里好像江舅舅就没有再在我的视野里出现过,以至于忽略了有关他的消息。

  另外的两位舅舅是亲兄弟。大的桐舅舅在姥姥家那边的村子里,虽然我不知道姥姥的家曾经安在哪里。儿时曾随母亲去过桐舅舅家几次,他家里有个看上去比母亲老很多的老太太,母亲让我喊她妗子,我一直疑惑是不是叫错了,感觉应该叫她奶奶或者是姥姥更合适。直到后来才明白,当时家穷的舅舅娶不起老婆,没办法才找了这个带着儿子的寡妇,拼凑起一个家的模样,听说那个儿子坚决不肯随舅舅的姓,日子总是磕磕绊绊的,过的一直不顺心。也不知道这个妗子究竟大他多少,反正有一双和我奶奶一样的小脚。有时赶上正月里去舅舅家,临走时,妗子总会颠着她的小脚,左摇右摆地非把我们送出村,到分手的路口依然是依依不舍地擦眼泪,仿佛母亲是她夹杂在丈夫和儿子中间的无奈生活中,能稍微得以疏解的依赖。每次还会硬是撕扯着推开母亲的阻挡,塞几毛压岁钱到我的衣兜里,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一直觉得这个像我奶奶似的妗子,倒是蛮亲切的样子。

  桐舅舅黝黑的面孔上,很难看到笑容,总是睁着一双铜铃似的大眼,失神地直勾勾盯向某一处,或是空洞地望向远方,仿佛想看清楚那些不可预知的未来。舅舅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男半女,听说他们总是吵架,似乎也隐隐约约还提到过离婚。有时候舅舅会去我家住上几天,听见的都是他的唉声叹气和母亲的劝解。大人的世界,对当时几岁的我来说,只有困惑和懵懂。多年以后,突然听说桐舅舅上吊死了,人高马大的桐舅舅,当时也不过正值壮年,据说是半夜斜依在炕上,把绳子挂在窗棂子上的。或许与孩子有关,或许与房子有关,或许就是自己想不开吧,当然也只是我的臆想,谁知道呢。在那偏远的山区,乡邻眼里所能接受的,可能是娶一个拖油瓶的寡妇,远远没有千辛万苦地养大一个不跟自己姓氏的白眼狼更令人不堪吧。那个付出了全部心血,却看不到的未来,扼杀了传统观念里有关生命延续的全部意义。母亲抹了抹眼泪,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死了也好,死了就不用再糟心了。

  那之前的好长时间和以后的以后,我再也没踏进过那个山村,只有那个名叫固镇的地方,会在不经意的瞬间,划过我的脑际,就像桐舅舅曾经的出现和消失,总是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带着某些悲剧的色彩。

  全舅舅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出来参加工作的,我也没问过是否与我父亲有关。反正我记事儿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我出生地的那个铁矿当工人了。桐舅舅像是半截壮实的黑铁塔,一母同胞的全舅舅却清瘦的眉清目秀。

  生性活泼好动的全舅舅,年轻时不太安分,每次上我家去遇到父亲,总少不了挨我那不苟言笑的父亲的训斥,父亲总嫌全舅舅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全舅舅倒也不恼,天生一副笑脸,嬉皮笑脸地听着点头,背着父亲却和我挤眉弄眼地做鬼脸。全舅舅尤其喜欢打猎,时不时会把捕获的猎物拿过来,母亲便会收拾利索,点起自己盘制的泥炉,柴火的烟气和着野味的肉香,便从灶台上弥漫开去。我从小胃口不好,又从没缺过嘴,那时好像就没我可馋的东西,所以那香味儿,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若是舅舅休息时能带我上山去撒野,倒是我求之不得的乐趣,或许我的傻大胆和野性,也是得益于全舅舅给带出来的吧。

 按说六十年代吃皇粮的的工人,模样也不丑,找个媳妇儿应该不难,可不知道怎么搞的,直到我七岁那年,随着父亲从小镇上搬到了四十里外的县城时,好像全舅舅还没有结婚。再后来见面就少了些,再再后来,我突然就增加了另外的一个妗子,同时增加的还有哥哥姐姐。全舅舅居然也和他哥哥桐舅舅相似,也是妗子带着儿女,只是这个妗子比她的妯娌彪悍,而且也不是小脚。全舅舅执意没听我父母的劝阻,现在想来,可能是看着别人都拖家带口地过日子,而他除了栖身的宿舍,没房没地,又抽烟喝酒的,也没攒下几个钱。估计是感觉年龄也真不小了,便收了玩心,想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窝,所以正好有人撮合,便甘愿进门当了儿女双全现成的爹,乐呵呵地做了上门女婿。

  虽然父母过去总说他不争气,但是每次看到全舅舅,依然是乐呵呵的,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对所有的孩子都跟亲生的似得。不久,他还有了一个自己的女儿。妗子看上去虽然厉害,但是待我们却很和善,母亲有时候带我回老家,也总是会多备一份乡下稀罕的点心物件,或者是布料什么的,半路拐去舅舅家住上几天,他们对我和母亲极是亲热。

  妗子带来的哥哥姐姐,对我也不生分,不像桐舅舅家的那个大哥生疏。这个哥哥很勤快,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姐姐的手极巧,穿针引线描龙绣凤的像模像样。结婚后的全舅舅,连抽了多年的烟都戒了,偶尔馋点小酒自然也得看妗子脸色,工资更是分文不少地必须全交出来。有这样两个成熟省心的儿女,更有怕老婆的舅舅,妗子倒是悠哉悠哉的,抽着小烟吞云吐雾,乐得做个甩手掌柜。也亏得有这么个妗子,才能收住了舅舅的野性。姐姐勤快聪明,什么活儿都拿得起放得下,居然还会剪纸。虽然是套画好样子再剪的,但是却也朴拙可爱,尤其是那一对小狮子,毛茸茸的,谁看见都夸赞。我便也跟着她学,拿了很多纸样儿回家,再买来各色彩纸,照葫芦画瓢,磨起了耐性。过年的窗花,墙上要换的年画,我的剪纸便也就飞进了左邻右舍和同学的家里。一直到我的同学一个一个地结婚,好些红双喜还是出自我的双手呢。

  我远走千里之外安家,父亲病入膏肓时,父母无奈地舍离了生活几十年的熟悉环境,投奔到我定居的异乡。父亲去世后,母亲跟随我八年,身体还好时,母亲偶尔也会回去二哥那住些日子,我则基本上断绝了和家乡的关联,只有在母亲的闲话里,断断续续地勾勒出过往的画卷。

  最后一次见到全舅舅,是在母亲去世前两三年左右,那也是全舅舅唯一一次到我的家里做客。母亲咽气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二哥在赶过来之前,专程带车去离他几十里外的全舅舅家报丧,想接全舅舅过来为母亲送行,却不料没见到舅舅,听到的却是晴天霹雳:全舅舅早死了!死了?早死了?怎么死的?没说。二哥本来也是心急火燎地赶路,看妗子不愿提及,也没顾上追问,便带着狐疑离开了。

  合上父母的墓门,仿佛就此硬生生地隔断了我们的根脉,故乡不再有属于我们的归根之所,哪怕只是两尺见方的土地。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客居他乡的宿命。

  而那些与母亲关联的人和事,随着母亲的仙逝,更是日益疏远,断绝了交往的路径,划上了休止符。渐渐地,父母和他们各自故乡的那些人、那些事,连同所有发生过的喜怒哀乐,都被深深地埋葬进一个连着一个的土丘里,静静地起伏在我生命的山峦。

  离故乡越来越远,可那些曾经鲜活的记忆,却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闪现。就像这一声鸡啼,一窗疏影,便会轻易地召唤它们溜出蛰伏的转角,仿佛一部老电影的桥段,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回旋。渐渐地竟然越来越显清晰,不得不举起时光的刻刀,镌刻下岁月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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