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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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黄昏，我在河堤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落日的余辉把初秋的大地都染红了，我的心中升起一种温暖又有些悲伤的意绪。我想起了法国十九世纪画家米勒的油画——《晚钟》。画面中一对辛苦的农民夫妇正在黄昏的田野里劳作，远处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他们放下手中的活计，安静肃立做起了祷告。地上的篮子里盛着带有新鲜泥土的土豆，一柄叉子直挺挺地叉在地上，女子的身旁是一架独轮车，画面安详肃穆；我还想起了千里之外的父母，他们此时也应该在地里收拾着什么，父亲和母亲合力抬着一袋子玉米重重地放在小三轮车上，母亲笨拙地爬上车坐在袋子的上面，等她坐好后，父亲开着三轮车摇摇晃晃地往家的方向驶去。残阳如血，阵阵晚风里，他们稀疏的头发就像风中飘摇的乱草……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阵不安。
这时，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油葵蓦地闯入我的视线。
令人震撼的是，它们太矮了。矮得让人心疼，让人想到一群营养不良的孩子。仅仅一二尺高的身材，却顶着一个硕大的花苞，微风拂过，花苞颤抖，一副随时都可能折断的样子。它们瘦弱的身子快要支撑不住了，就佝偻着俯在地上咬牙坚持着，花苞紧贴着地面，沉重得喘不过气来……它们朝着统一的方向，齐刷刷地伏在大地上，场面让人动容。这些油葵让我想到童年，还有那些背井离乡，早早出门讨生活的人。
说起童年，我不知道应该自豪还是悲哀。自豪的是，上小学前我就经常跑到镇上的卫生院给父亲买药了，几乎就是脱下了开裆裤就开始跑药铺，这话用在我的身上，一点都不夸张；悲哀的是，那种感觉真的是五味杂陈，在我的印象里，每一次去镇上买药几乎都是一场身心的折磨。
镇卫生院拿药的窗口开得出奇的高，有点像旧时当铺的窗口，窗口里卖药的人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就是大人来买药，也是将将才能看得见窗子里面那张木偶一样的脸。我从卫生院外面好不容易找了几块砖垫在脚下，我踮脚踩在砖的上面，再使劲伸举胳膊，才可以把手里的钱放到窗口外面的平台上，我小心翼翼地贴在墙壁上，用力喊出药的名字。正常情况下，时间不长就会有“咔哒”一声传来，那是包着药的小纸包被扔在了窗口外的平台上了，我又重复同样的动作——踮脚、举胳膊、竭尽全力地把小纸包抓在手里。如果屋子里有人同卖药的人唠着家常的话，那一声“咔哒”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响起了，我就需要在窗口下的墙上耐心地贴上几分钟或更长。不管怎么说，这样还是顺利的，等再长的时间也不算什么。
有一次我去买阿斯匹林。这个药名对于一个还未上学的孩子来说是相当生僻的，我怕忘了药的名字就一边走一边在嘴里念叨着，当我终于来到卫生院的窗口下，踮脚举胳膊努力将手里的钱放到窗口外的平台上时，却想不起药的名字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压抑着内心的恐惧，在脑中极力地搜索着各种似曾相识的词条——安乃近？止疼片？麻黄素？克咳敏？扑热息痛？好像是扑热息痛。我又在嘴里念叨了几声寻找着细微的感觉，我不能再啰嗦了，我仿佛看到窗口里面那张木偶般的脸上开始不耐烦的样子，我用力喊了一声：“扑热息痛！”
结果可想而知。我回到家把药拿给父亲，他一打开纸包就大发雷霆了。二话不说，他拖着病体，当然肯定还得拖上我，气咻咻地回到了卫生院，他和那个卖药的大夫大吵了起来，到激烈处，他竟然把那个包着药的小纸包从窗口里直接摔了进去，差点就摔到那个大夫的脸上。由于过度紧张，最后怎么收场的我忘记了，我只是清楚地记得，父亲和那个木偶般的大夫大吵过之后，我还得一次又一次地跑卫生院找那个大夫给他买药。从那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实在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咬咬牙硬着头皮去做就没事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个世界上，走着走着就能遇到咬着牙坚持的人。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背着书包漫步在回家的路上。那天的心情好极了，或许是因为小测验得了一百分，或许是好久也没有去卫生院给父亲买药了。我手里翻着小人书，脚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踢着路上的小石子，就像一只松弛下来的鹅。路过村委会大院时，有嘈杂的吆喝声和叫好声从里面传出来，院子的大铁门敞开着，一群大人围成密不透风的圈子，伸着脖子踮着脚往里面使劲地看着什么。直觉告诉我，有好热闹要看了。我收起小人书，在大人们厌恶的眼神和唠叨里，愣挤到了圈子的最里面。
圈子中间的空地上，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在表演着什么，看样子好像是杂技。两端都有锋利枪头的红樱枪分别顶在两个少年的咽喉处，两人相向用力，眼看着木制的枪杆一点点地变弯，用力，再用力，枪杆不断弯曲，直到“咔嚓”一声折断，两人用手摸摸自己的咽喉，示意毫发无损，鞠躬谢众。节目惊险又刺激，有人惊得捂住胸口，不敢呼吸，有人激动得跳起来鼓掌雀跃。两个少年并没有下场，他们又将两条手指粗细的钢筋分别缠在各自裸露的上身，他们用尽全力扭动着身体，让钢筋在他们青筋暴起的肌肉上越缠越紧，再用相反的动作，把缠在身上的钢筋一点一点地拉直。他们的身体从钢筋中完全脱开时，几道深深的血印子如红色的缠腰蛇一样在他们大汗淋漓的身上闪着恐怖的光。
两个少年表演完了下场休息，场子中间又进来三个人。领头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青年，她的后面跟着两个小男孩儿，女的手里拿着一根教鞭模样的木棍，嘴里发号着施令。个头稍高点的男孩子年纪和我相仿，十一二岁的样子，目光坚定，雄姿英发。个头最矮的小男孩儿也就是八九岁的样子，或者更小，他目光游移，稍显局促。就在我和他目光对视的刹那，不小心触碰到内心深处的柔软——他哪里竟然长得像我的弟弟。
女青年操着浓重的外地口音作了个自我介绍，她说她们来自一个叫安徽的什么地方，有一条叫淮河的河发了大水，她们的家乡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她们初到此地，㳟请大家多多关照。她深深地鞠了一躬。鞠完躬她又接着说，下面将要为大家表演的是两个在水灾中失去双亲的孤儿……请大家掌声鼓励……听到她说出“孤儿”两字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本来想鼓掌的双手像折断了翅膀的鸟儿一样失去了力量。而我的心里好像躲进了一只毛茸茸的小兽，它莫名不安，瑟瑟发抖，我努力地安抚着，也不能让它平静下来。
他们即将上演的节目是肩膀脱臼。没错，听起来就疼得要命的肩膀脱臼。
先开始的是个子稍高些的小男孩儿。他双脚并拢，挺胸收腹，双肩往后稍稍一扩，就脱臼了，双臂自然垂吊，如两条老丝瓜，看样子，如果来一场大风，他脱臼的双臂可以随风飘扬。我皱着眉头，抱紧自己的双肩，强忍着往下看。轮到个头最矮的小男孩儿了。他重复同样的动作，站好收腹，双肩往后一扩，也成功脱臼了，停顿了一会儿，他想恢复时却好像哪里卡住了，他再重复同样的动作，还是没有成功。有豆粒大的汗珠从他涨红的脸上簌簌地滑下来，不，是泪水。他身体颤抖，咬牙坚持着。
“不许哭，忍着！”女青年一边呵斥一边用教鞭“啪”地一声打在他的背上……
这“啪”的一下好像也打在我的身上。我心里的那根弦崩了，里面那只脆弱的小兽宛若惊鸿落荒而逃，它逃跑时，也带走了我的魂魄。它朝着血色的夕阳逆光而飞，它的身体也是血色的。它飞过血色的树梢，飞过血色的云端，飞过血色的远山，最终粉碎成血色的碎片消失在血色的空蒙里。当我镇定下来时，我发现自己在一片玉米地里，胳膊上被玉米叶子划了好几道血口子竟全然不知，我从观看杂技的人群里是怎样疯了一样跑到这里的，是个谜。
那个演杂技的男孩儿痛苦坚持的样子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一想到那张流泪的脸，我的身体就被掏空一次，一种莫名的不安如鬼魂一样缠绕着我，让人惶恐到窒息。脑海里那个男孩儿的脸一会变成我弟弟的脸，一会又变成我的脸，那个男孩儿的痛苦就像我亲人的痛苦，我自己的痛苦。我看到了，体会到了，却无法帮他解脱。就好像人世间最恐怖的暗处无意间被我窥探了，我无法回避又无法面对。或许还不仅仅是这些，或许我根本就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
那时，我多么想有一双温暖的大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有一种上帝般温暖和煦的声音对我说：那个男孩儿的痛苦只是暂时的，他的童年不幸，可是还有光明的未来，肯定会有很多的人帮助他们，这个世界是温暖的，充满希望的……孩子，放心吧！这个人肯定不是我父亲，他孱弱又暴躁，也不会是我母亲，她过于懦弱，遇事只会哭泣。况且我也羞于将这些困惑说出来，况且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说什么，况且我就是说出来他们也不一定在意，一个小屁孩儿知道什么。
一种无法解脱的沉重如影随形，让吃饭和睡觉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天快蒙蒙亮的时候，我忽然做出一个决定，我蹑手蹑脚地出屋，从院子里挟了个蛇皮袋子翻墙而出，直奔村北自家的苹果园。苹果半生不熟，还不到采摘的时候，可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在当时，背着父母，唯一可以实现的就是苹果自由，何以解忧，唯有此物！我像电影里的快镜头一样全速摘完苹果，背着蛇皮袋子像个贩私盐的人来到了村委会大院里。天将亮未亮，演杂技的安徽人尚未起床，我把半袋子苹果小心翼翼地放在他们临时借住的那间房的门口，如释重负。意想不到的是，回家的路上，我竟然陆陆续续地遭遇了好几个玩伴，他们和我一样背着个蛇皮袋子，我们面面相觑，抹了抹脸上的汗水和鼻涕，各自赶路。原来那一晚上，失眠的不止我一人。
借着黄昏的最后一缕微光，有两株油葵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其他低矮的同类们不同的是，这两株油葵简直就是异类，它们高大挺拔鹤立鸡群，满脸的灿烂和诙谐，一副遗世独立我行我素的样子。“别人”都快不堪重负气喘吁吁了，它俩却满不在乎地抬头眺望着诗和远方，有风吹来，花苞抖动，它俩分明就是在对我做着一个又一个的鬼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