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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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洪民
我的老家地处鲁北平原黄河三角洲的南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生产遭遇绝收。饥饿的人们寻找各种能填饱肚子的东西，草根树皮也陆续争抢吃光，村民生存遭受严重威胁。为了寻求出路，一大批人相约一起外出谋生。他们手推独轮小木车，带着简易家当挈妇将雏，浩浩荡荡奔赴鲁东北渤海湾处的黄河入海口。这里虽然荒无人烟土质盐碱，种庄稼差了些，但野菜丰盈，野小豆、胡绿豆、黄须菜、曲曲菜、碱蓬蒿等野生植物遍地都是，一望无际，成为逃荒人的好去处，这一带当地人称为“北洼“。
1939年，因生活所迫，在闯“北洼”的人群里，我的曾祖父领着祖父祖母和我11岁的大姑、8岁的伯父、6岁父亲、3岁的小叔，几经波折到达这里定居下来。因所耕种土地在原属国民党第二十师的地盘上，故取名“二十师村”。这里还是原生态称“北大荒”一点也不为过。人们寻找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分散开来各自用铁锨挖一大坑，然后再用土、水和茅草混合一块垒成半人高的泥土墙，等土墙硬固之后上边用树枝、柴草、油纸和碎土封顶，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人称“地窨子”住房就建设好了。
这里生活虽然艰苦，因野生植物丰富，慢慢的外来人口逐渐增多，荒凉的原野上变得热闹起来，人口结构也逐渐复杂化。有原住民、广饶人、寿光人、鲁西人、胶东人。“地窨子”遍布整个黄河口南岸，就像古代原始部落一样自然分布。后来，逐渐发展为胡绿豆屋子、惠鲁村、付合村、老十五、二十师等自然村落。
在采集到充足的野菜、野种子之后，有了吃的人们开始看到了新希望。解放后，我的父辈都长大成人，结婚生子。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人老了都有叶落归根的念想。曾祖父便带着祖母、大伯一家人又南迁返回了老家，而我父亲和三叔一家人继续留在了“北洼”——二十师村。农忙耕作，农闲时父亲便会领着大哥、大姐、二姐以及三叔家哥哥、小二哥一起到二十里外的渤海滩涂上割野生翅碱蓬（俗称“种子”）。大家带着野菜团子和水，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草棚里，每天早起干活，把荒碱地上的野种子割倒，等晾晒到半干之后，装上独轮木车再往家里运送。父亲把自己车子装得结结实实一大车。孩子们两人一组，只装半车子，一人推车一人拉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向家中走去，才走出六七里路程，三叔家小二哥就受不了了。他从小就调皮捣蛋，也不害怕我父亲，往往是他扔掉拉绳跑到最前边挡住父亲，要求停下来歇歇脚，之后还得要求父亲用绳子连起来一块拖着大家走。一向严厉的父亲居然听从了小二哥的无理要求。为了早点赶回家避免路上遭遇恶劣天气，父亲就按照小二哥的要求，用一根粗大的麻绳把所有车子串联在一起，就像河中游走的拖驳船，浩浩荡荡长龙一般游动在荒凉的旷野里，年轻的孩子们只知道自己辛苦劳累，却无人体谅到此时父亲的劳苦和心酸。
那时完小学历的三叔在下镇公社当文书。由于忙于工作，他很少有时间从事土地耕种等农活，家庭的重担，自然便落到了父亲身上。每当年关来临前夕，父亲留下仅够一家人下年生存的口粮，把余下的所有野小豆、野种子颗粒、晒干的黄须菜等独自一人用小推车运往百十里外的老家，送给在老家的祖母和大伯一家，年年如此。
在人民公社化后，常听父亲说起，人们生活逐渐好转，住房由原始的“地窨子”改善成了厚土墙平屋。各村改为生产大队，购买了大型农用工具、骡马、牛羊，这些财产都归集体所有。父亲是干庄稼活的行家里手，大队之下分成三个小队，经过社员投票选举，大家一致推举父亲担任一队队长。从此生产队的骡马牛羊成了父亲的心头肉，父亲收工之后大部分时间泡在“马号”里精心饲养他治下的骡马牛羊。每当春耕夏播之时，父亲管理的骡马个个生龙活虎一马当先。当年给生产队开荒种地，父亲都会亲自扶着笨重的铧犁手拿马鞭开垦荒地。父亲说起耕地时只走一个来回就要半天时间，广袤的原野任人开垦，无论哪个生产队谁先开垦的就是谁的，从村落旁开动铧犁一直耕作到十数里外的渤海边上东方红兵工厂旧址处。父亲的小队年底收入最高，骡马牛羊猪膘最肥，骡马牛是生产主力军，不会因为膘肥就杀掉吃肉。羊和猪就没有那么好的命运了，膘肥体壮的羊、猪是社员们劳动一年来的福利和盼头，能不能过个好年就得靠这些牲畜们是否卖个好价钱，担任小队长的父亲从来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1975年，父亲领着我们一家南迁搬离了“北洼”——二十师村。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一直念念不忘曾经养过他的“北洼”，那里有他的青春岁月，有他的奋斗足迹，在那里他开垦荒地，种植树木，挥洒汗水，相信“北洼”的万顷田野也会记得这个曾经为它付出过青春和汗水的老农吧。
如今美丽富饶的永安镇拥有“上鱼下粮，鱼米之乡”的美名，驰名中外的“黄河口大闸蟹”、“黄河口大米”离不开那一辈勇闯“北洼”的先驱者们。他们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把黄河口两岸、渤海湾畔的北大荒改造成现如今的鱼米之乡。那一辈开拓者虽然已逐渐离我们而去，我们后人都应该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开拓精神，一辈一辈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