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涕无挡

   学康伯伯做过生产队的贫协组长。

    那是在1964年的冬天，村子里来了工作队。一个村（当时叫生产大队）有二三十个工作队员，每个生产队两个，村里设工作队队部。工作队进了村之后，便对这一最底层的社会组织进行接管。村子里从支书、大队长，到生产队会计、保管员，一律被以乡（公社）为单位，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习统一指定文件和文章。学习之后，便要这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们自己交代问题，从多吃多占到贪污挪用，从腐化堕落到阶级路线不分，凡有所染，须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

    在这些人被集中办学习班的时候，工作队集中起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发动对干部进行检举揭发，可以写大字报，可以写书面揭发材料面送工作队或投入工作队专门设置的“意见箱”。如果某个干部把群众检举揭发的问题都交代了，工作队视其情节轻重不等，做出相应的处理后，就可以让其从学习班回家——这叫“解放”；如果群众有反映，被反映者却没有交代出对应的问题，便不予“解放”，继续学习，直到问题说清。组织学习的过程，以启发、引导为主，偶有站大凳、站水缸之类的过激行为，导致个别干部思想认识糊涂，不愿接受帮助，寻了短见，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便成为那时最抢眼球的坊间新闻。对这段历史稍有记忆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说的，便是1960年代中期在全国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社教由上而下，在底层，被当作依靠对象的革命动力便是贫下中农。那时候，诬陷、诬告这类词儿，还不大为人所知，加之工作队的动员和鼓励，许多道听途说，许多捕风捉影，便堂而皇之地成为工作队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像炮弹一样轰向特定的目标。当时有这样一张大字报，我至今记得其中两句：卢根发离家比较远，撑着船儿往家转；朱学斌离家比较近，挑起担子往家奔。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前者是我的发小国喜的爸爸，是大队支书，一个在朝鲜战场被打成残疾的荣誉军人，后者是我在村里做总账会计的父亲。父亲在定案时“贪污46元”，说是好几次在哪里吃饭没给钱，还有一次从大队畜牧场带回家几斤死猪肉。“挑着担子往家奔”，可能因为难于量化计算，似乎没有列入清算。父亲积极筹款退赔后，即被宣布“解放”。

    学康伯伯做贫协组长，就是这当儿的事。他家房子尚算宽敞（是土改时分的地主家的），所以，工作队一来，就住到了他家里。工作队看他对人客气，又肯说话，就让他当生产队的贫协组长，这可是当时让许多人羡慕的差事。学康伯伯有鼻炎，一年四季，鼻子肩上总挂着一颗亮亮的珠子，做了贫协组长后，村里人中不知道哪位天才，嘴一溜，“鼻涕无挡”便谐音“贫协组长”，成为人们对他的半带戏谑的称谓，一些人甚至因此忘了他本来的名字。

    贫协组长的鲜光，其实非常短暂，在社教之后不久，便渐渐暗淡。时过境迁，这倒也罢了，让人想不到的是，两年多之后的文格，村子里被揪出的第一个“坏人”，竟然就是学康伯伯。

    学康伯伯在解放前做过民兵小队长，斗地主富农时总是走在前面。后来形势变化，还乡团回来，他一不小心被抓到了国民党的乡公所。村子里一个朱姓本家是乡长。在活埋学康伯伯的坑已经快挖好的时候，本家乡长出于家族“大义”，叫还乡团手下留人。之后，有人给学康伯伯一张悔过书，要他在上面按个手印，就放人回家；要他按手印的人承诺，此事只有你知我知，绝不外泄。学康伯伯在悔过书上按了手印，死里逃生，回来后吓破心胆，跟一个长辈去外地做生意，直至全国解放后才回到村里。村里人只知道他大难不死，却不知道他如何被本家救出。但文格爆发，当年国民党撤退没来得及带走的档案，不知被从哪里翻出，所以，一顶叛徒的结结实实的木制高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清明节，我回老家的祖坟扫墓，在我父亲的墓旁，我遇到了学康伯伯，那时，他的腰背弯成接近90度了，但说话还有力气。他对我说：“你父亲是个好人，我对不起他。社教的时候，我瞎写他的大字报，可文格中我挨斗，他还暗地里帮助我，不是他，我早就死掉了。”我不知道他曾经写过父亲的大字报，但我听父亲说过，他因为叛徒被批斗的时候，父亲虽然当时还没有被“三结合”，但父亲利用在几个红卫兵头头中的一点声望，为他说过情。

    学康伯伯用衣袖擦了擦鼻子，从放在他家祖坟前准备燃烧的一沓纸里，拿出一些，到我父亲的墓前点着。一阵风吹来，浅黑色的纸灰，打几个旋儿，便消失得没有踪影。

       2018.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