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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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写过关于猪的文章。《家有宠物一头猪》（原发《杂文月刊》）原创版2015年第10期，曾被《青年文摘》彩版转载），写的是小时候外婆养的一头“门堂猪”的故事。小时候挑猪菜，喂猪食，打扫猪圈，稍大后买猪卖猪，和猪有过太多的接触。所以，当偶然看到朋友转发的泰州晚报袁益民先生发在一个公号上的文章《卖猪喽》时，亲切感油然而生，一口气将其读完。
袁先生的文章，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从养苗猪到出售壮猪的大致过程。袁先生从一扇特殊的窗口，为读者展示了与猪密切关联的那个特定时期的乡村生活场景。我从看似轻松的文字中，能读到历史的沉重。兴之所至，接着袁先生的话题，再说几件和猪有关的事儿。
海安、泰兴一带，是养猪业的繁盛之地。我老家所在的大丰，每到春节之后，农村人家便开始购买苗猪。本地也有人家养母猪的，但由于品种不好，所以，有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都不买本地苗猪，而是骑自行车去海安农贸市场购买。有的人到了海安，还拐个弯向西，到曲塘买。在大丰、东台一带，称喝醉了酒呕吐叫“贩小猪”，所以，到现在，当有人说到某人喝醉了酒，还有人会说“他已经到过了海安去了曲塘”。那时反对投机倒把，说贩，并不确切，买回来都是自己家里养。我刚刚会骑车自行车的时候，借了邻居家一辆，跟几个“大人”一起去海安买苗猪，早出晚归，一天骑车三百里，到家后腿子僵硬，走路差点跌倒。海安的苗猪品种叫“阿克夏”，背宽头小，肚子不大，易长膘，而且价钱比本地的，还要便宜一毛钱一斤。那时的苗猪，一斤的价格，相当于一斤猪肉，七八毛钱。
在猪的概念中，除了苗猪、壮猪，还有一个重要的，叫卡猪。卡，由不上不下引申为不大不小。苗猪饲养一段时间，如果这猪嘴刁，不肯长，不上膘，主人便会将其带到集市卖掉。当然，猪圈不会空着，隔几天或当天，还会买回一头差不多大小的。有换得满意的，也有换了以后“一猪不如一猪的”。
那时，猪的生长期通常是一年。春天逮小猪，秋冬卖壮猪。养得好的，有两百斤开外，能卖一百元出头，养得差的，一百三四十斤，只能买六十元上下。至于农家养壮的猪不卖留家里屠宰的，很少，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卖猪，可以一次性拿到钱，而在自己家里杀了，邻居你三斤他两斤的，零打碎敲，甚至拿不到钱的都有。二是需要报税，虽然可以偷偷摸摸地不报税，但一旦有人举报，小刀手会被罚款。六十年代杀一头猪，报税三元，八十年代之后，杀一头猪的税，涨到了近二十元。我的堂弟是个小刀手，我打电话向他求证关于报税的事儿时，他说：老大，税是死的，人是活的，报的都报，不报都没报。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杀猪不报税，虽然情结轻微，但一定属于税务偷逃。
收购生猪，食品站每个乡镇（公社）仅此一家。食品站两个岗位最热。一是卖肉，二是看猪。前者可以抬头看人，低头砍肉。那时肉猪肉紧张，肉票之外，需要排队，排到你了，却已经售罄的事儿，习以为常。如果和卖肉的有点关系，便可以预先给你留着。后者说你几等，给你的猪折去多少对这里的猪食，一言九鼎。肉买不到可以不吃，这猪，却是谁家都得卖的。卖猪时给看猪的递上一支烟，人所共知。看猪的收的香烟吃不掉，收起来，有专门的精致烟盒，分品牌装进，慢慢受用。吃请，逢年过节送些土特产，都是很正常的事儿。那时，我的老家流传一句顺口溜：宁做常余有余，不做老于。常余卖肉，有余看猪，老于是食品站站长。当然，给谁卖肉，给谁看猪，这都由老于说了算的。
袁先生在他的文末，说自己一直有个远大的理想：“去乡下养猪，不为钱，就是想找回从前的猪肉的味道，喂青草，喂麸皮稻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喂猪。”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设想，种点蔬菜，养些鸡鸭，尤其是要养一头慢生长的猪，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得享原生态的生活之趣，一定其乐融融。
只是原来长青草的地方，有的已盖出了巍峨的高楼，有的已变成了开阔的马路，即便还能寻到的青草，估计也不敢轻易给猪吃。至于麸皮和稻糠，它们和米、面的比例一般不超过2比8，看看一年吃多少米和面，就知道会产生多少麸皮稻糠了。与其买饲料养猪，倒不如买吃饲料猪肉了。况且，猪的粪便早已没人用作农家肥料——没有去处，会污染环境。看来，要圆这养猪的梦，还真有点儿难度。
2018.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