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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淦爷爷名字叫财淦，因为辈分高，年纪还很轻的时候，村里人就都叫他淦爷爷。他中等的个儿，背微驼，村里有些人就叫他驼子。淦奶奶为人很好，但在村里却不大受人欢迎，因为她有狐臭，尤其在夏天的时候，许多人遇到她，就捂着鼻子走开。据说淦爷爷之所以娶她，是因为她做活计是一把好手，粗细农活，没有她做不来的。
土改的时候，淦爷爷弟兄三个，另两个都分了地，成了贫农，淦爷爷没分到地，也没有地分给别人，所以被定了中农。其实，弟兄三个分家时，家底子相同，都只有几亩薄田，但八败命就怕死里做，淦爷爷在种自家的地外，一有空就到人家做帮工，打短工。每到冬闲，他就扛上荡网子，三乡八村地出去荡鱼，卖的钱一分舍不得花，全部攒着。有了些积蓄，在土改前几个月，又买了几亩地。哪知道一土改，他不仅又和他的两个弟兄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而且还买了个高成分。他二弟笑他：“老大，人算不如天算，你空吃那么多苦，把日子过得那么紧，这地一分，还不是和我们一样？”淦爷爷哼一声：“拿人家的心虚，自己苦来的踏实”。
这也就罢了，想不到几年之后，村里先是搞起了互助组，接着又动员各家各户入社，先是初级社，后是高级社。这一入社，管你是分来的土地，还是买来的土地，或是祖上传下的土地，一律都成了集体的土地。淦爷爷思想上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任谁做工作叫他入社，他都一概不理。撑着扛着在“独木桥”上走了大半年，终于放弃坚守，成了被最后一个割掉的单干尾巴。那年干旱，他家一块地浇地的水源，在已经属于高级社的那一端，被筑了个坝，他的地便成了实心垛子。看着地里的庄稼卷叶枯萎，却无水可浇，他在田头跳着脚对天大哭。接着，包括他弟兄在内的好多人，及时对他进行劝慰、疏导。第二天，他终于由“独木桥”走上了“金桥”，入了社。
成为社员之后，自己的几亩地一直是淦爷爷的一个解不开的心结。一次有人在他家里玩，无意中发现他家家神柜上有一个小本子，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大垛子三亩，西河滩三亩二分，都是朱财淦家的田。当时，一阵哄笑就过去了，想不到几年之后，这事却给淦爷爷招来一场灾祸。
文革开始，各队各村都要揪出坏人，而农村里的坏人，主要就是按照成分确定的“地主富农”，虽然这些人早已都是事实上的公社“社员”，但他们另外还有个名称叫“四类分子”。淦爷爷是中农，按理不在坏人之列，但在给几个四类分子戴高帽子游街时，有人说，地主富农主要是历史问题，朱财淦记变天账是现行问题，这不是明摆着希望复辟变天吗？就这样，淦爷爷稀里糊涂地和几个四类分子一起，成了村里第一批被揪出的坏人。这件事最大的受害者是淦奶奶，她在朝村部给淦爷爷送饭吃的时候，过架在河上的水泥渡槽，不知怎么一脚落了空，摔到河里的一条船上，当场就丧了命。
那时，生产队常常需要安排一些人外出，譬如去化肥厂装氨水，去窑厂运砖头之类，早出晚归，中午在外面吃饭，需要各人自己从家里带上米，然后在外面跟人家借锅做饭。但淦爷爷从来不带米，中午别人吃饭的时候，他躺到船上休息或在附近某个地方转转。问他怎么不饿，早有人替他抢了回答：“他都是这样的——早上在家里做饭吃的时候，不把米煮熟，所以吃下去不易消化，待感到肚子饿了，只要喝些水，就饱了，饿了再喝水。”那时河水都是清泠泠的，他直接用手捧河里的水喝。
淦爷爷还有一绝，就是凡是有他一起出门做什么的，随便约定什么时候动身，他从不会睡过了头。在没有闹钟或其他计时用品，根据日头和星辰确定时间的年代，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淦爷爷有他的“自鸣钟”，他临睡觉前用大碗装上一碗温吞水，咕嘟咕嘟喝下去，结果，无论睡得怎样熟，都会被尿憋醒。要起得早就多喝点，不要太早就少喝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搞土地承包，有趣的是，淦爷爷软磨硬泡，竟然让“大垛子”和“西河沿”回到了自己的名下。淦爷爷拿着和村里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对他儿子说：这是“地契”，你要把它收好！八十岁的时候，淦爷爷还正常和儿子一起到地里劳动。淦爷爷的儿子据说因为母亲有狐臭，没有讨到老婆。爷俩相依为命，日子虽然不免寂寞，但还算安逸。
后来，乡里要建一批用于招商引资的标准厂房，需征用大垛子。淦爷爷和上门找他做工作的干部发生争执，人家一个手指没碰他，他却突然朝地上一倒，不省人事。喊来救护车，朝车上抬的时候，已经断了气儿。
2018.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