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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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大丰家里，下午五点。给叔叔打电话，告诉他我回来了。叔叔说：上这儿来！我说：今天不来了，天气不好。叔叔说：“过来，你婶娘不在家，我一个人在家”。我问婶婶去哪里了，叔叔告诉我，婶婶这几天肠胃不好，去镇医院打点滴，住在街上小妹妹家。我说：行，那我马上到。
临近冬至，又下着雨。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从大丰到大龙，花了大约二十分钟。从大龙到白驹叔叔家，正常情况下，八、九公里路，再有十来分钟就能到了。但不知何故，走着走着，发现路两边一片漆黑，只有不断驶过的逆向而来的汽车，亮着刺眼的灯光，使视野变得更加混沌，车子只能像自行车一样，缓缓地摸索着向前。最荒唐的是，我竟然提前拐弯，走错了路，再回头，到叔叔家旁边的空地上把车子停好，已六点过了。
正奇怪着叔叔家今天为何不见灯光，叔叔打着电筒过来了。叔叔说：难得停电，今天被你赶上了。我顿悟，路两边漆黑，应该是刚才走过的路边农庄，也停电。叔叔怨我：这等了多久，以为有什么事儿缠着，你不来了；想打电话问一下，但蜡烛光线太暗，又看不清电话号码。——叔叔八十岁，别说他了，这样的光线下，我也无法看清手机上的电话号码的。
叔叔晚饭还没有做好。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微弱的光，被从门缝里钻进的风摇曳着，似乎随时都能熄灭。叔叔说，他已经吃了一杯酒了，还有两个菜没烧。叔叔拿着电筒走向厨房，我从他手里接过电筒，给他照明，他点燃煤气灶，开始烧菜。通常情况下，叔叔家做菜，都是土灶柴火，婶婶灶后烧火，叔叔锅上掌厨。
开始吃饭。叔叔拿出一瓶梦之蓝，说叔侄俩包干。我因为这一段路走得吃力，头有点晕乎乎的，加之准备晚上去街上妹妹家看婶婶，便不肯喝酒。叔叔说，今天不用去看，挂了两天水，已经基本好了，要看明天上午去。我只好听从叔叔的安排，由着他把我的杯子斟满——二两五，这是我的极限。叔侄俩边吃边聊，才吃好，听到头上日光灯继电器咔哒一声，电来了。眼前一片不大的空间，被照耀得如同白昼，心，也豁然开朗。
叔叔烧水，我们洗好脸和脚，从天井穿过雨帘，到北屋安歇。叔叔坚持让我睡有空调的房间，他睡另一个房间，我不肯，但拗不过他，我只好坐到了他和婶婶平时睡的床上，由他坐在沙发上。我们继续吃饭时的话题，聊一些生活琐屑，说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八点才过，叔叔说他要休息了，去了另一个房间。叔叔正常睡觉早，我有几次八点半给他打电话，他都是被手机铃声吵醒后接的电话。
叔叔的床上，被婶婶拾掇得清清爽爽，非常暖和，根本用不着开空调。我玩了会儿手机，便熄灯躺下。久违的雨声从屋顶上、从封闭不很严密的门窗传进我的耳朵，把我的睡意驱赶得荡然无存。一些沉淀的记忆，纷纷浮上心头。
叔叔比父亲小五岁。父亲21岁的时候，我出生才几个月，父亲被动员参军。爷爷比较精明，知道如果我父亲一走，这照顾孩子等一大堆家庭事务，我母亲自然无法独自担待，许多事，一定得靠他们帮扶，老的小的大的，都要受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爷爷对前来动员的村干部说：让二小去吧。村干部问二小多大，爷爷虚报两岁，说是十九。于是，叔叔光荣入伍。
叔叔去当兵了，奶奶在家以泪洗面。没想到走后第三天，突然看到叔叔腰里别着一双从家里带去的布鞋，又回来了。后来才知道，部队复审社会关系，我奶奶的哥哥做过国民政府的乡丁，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经过一片草田时，被几个守候在草丛里的民兵当场击毙。这么重大的社会关系问题，初审时竟然被疏忽了。
我的父亲只读过几天私塾，叔叔却读完了小学。完小毕业，这在当时已经是秀才了。这张文凭还真有用。当兵“复员”没多久，叔叔就被乡里选拔去盐城参加农机抽水员培训，回来后便被安排到七灶乡抽水站。之后又被安排去南京脱产学习农业机械两年，回来后先做司机长，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做了三十年乡镇农机站站长。比之一直在农村做基层干部的我的父亲，叔叔吃的苦很少。年轻时，回到家里，他享受的是“作客”的待遇，倒是老了退休之后，厨房田头，老有所为，亦老有所乐。叔叔和婶婶被成平弟弟（叔叔唯一的儿子）带去北京家中住了一个月，实在呆不住，任弟弟两口子怎样劝阻，到底还是溜回来了。婶婶说，他们是蹲在乡下的命，在北京时，浑身不舒服，回到乡下，才神清气爽。
不知什时候睡着的，醒来时，天已大亮，雨停了。起床后，见叔叔也起来了。他准备到南屋厨房做早饭。我叫他不要做，上街，去吃名声很响的“白驹早餐”，当然，主要是为了去看婶婶。我们洗漱完毕，正准备出发，小妹妹用电瓶车带着婶婶回来了。婶婶说：昨天听说你来，我晚上就准备回来了，你妹子不肯，叫今天再挂一天水。今天早上我到底叫她送我回来了。我说，好点了也需要再挂了巩固一下的。婶婶说：不用挂了，没事，你一来我就好了。
小妹回去上班。婶婶也开始“上班”——叔叔准备烧水下面条，婶婶对他说：你走开，我来。婶婶今年八十二，比叔叔大两岁。
2018.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