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当年看仓库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前，不属于行政建制的人民公社，分为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分为若干生产队。生产队是最基层的经济核算组织，是最小的集体。每个生产队挨着打谷场的地方，一定有几间相对高大、坚固的房子，那便是生产队的仓库，用于存放粮食和一些农用物资。

    我之所以对仓库留有深刻的印象，是因为爷爷曾是生产队“看仓库的”。仓库是生产队最重要的“基地”，对看护人的选择，要求较高。要有责任心，要不占不贪，当然，还要是半劳力——大劳力农忙下地，农闲上河工，这种“轻工巧”活是轮不到他们的。

    奶奶去世后，爷爷荣膺这一差事。这一“重要岗位”，虽然让不少人眼热心跳，但其辛苦程度一点不低。一年365天，每个夜晚，都要睡在仓库里；白天，尤其农忙时，仓库的门正常开着，除了溜回家吃个饭，其余时间都要在仓库守着。报酬是每天5分工，不足一个大劳力的一半。好年景一分工的分值六分钱，如年景不好，也就二、三分钱。“年薪制”，在每年的年底按户头结算。这样，爷爷每年可以挣1800分工，获得八、九十块钱毛收入，扣除他一个人的粮草款约50元，尚可分红二、三十元。爷爷能分到红，算是心满意足了。村里许多五六口、六七口之家，因人多劳少，不仅无红可分，而且，每年都是超支户，一年做到头的收入，都不够向生产队支付粮草款。

    夏收或秋收之后，仓库里面储满用芦柴折子围着的粮囤。交完两季公粮，再分去各家各户的口粮，仓库里还有剩下的饲料和来年的种子。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余粮”，留作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向断粮户提供“借销粮”。这些粮食储入囤子里时，需把表面抹平，然后盖上大印。管印的人是一个贫下中农代表，他管印却不能单独开印——印上有两把锁，需管印的和保管员一起到场，才能把印打开。爷爷看仓库的主要职责，就是要保证粮囤上盖着的印完好无损。自然，仓库的钥匙，只有他有。那时仓库管理的这种互相监督与制衡，作为农民的“发明”，倒真的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不过，尽管管理机制严密，但在爷爷看仓库的时候，还是发生过两次失窃事件。一次是粮食还没有完全晒干入库，堆放在外面的场地上，被人掏出一个凹陷。一次是有人在仓库的墙角挖了一个洞，然后用一根竹管插进靠墙的粮囤，让囤子里的粮塌陷一块。两次窃案都很快被“侦破”，方法很简单——查。那时没有谁家有余粮，生产队干部带几个人，说是挨家挨户，其实重点就是对那几个家里尤为迫切的人家，室内室外一转悠，便能找到赃物。听说有一次是学田伯伯偷的。当床底下的一个装着半拉子玉米的笆斗被搬到光天化日之下时，学田伯伯扑通朝地上一跪：要怎么办随你们吧，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当时有爷爷一起参加查的，他对带队检查的队长相庆爷爷说：“把笆斗里的玉米过个秤留下吧，是多少，到分粮的时候，扣我的。”

    爷爷看了七、八年仓库，其间亲历了仓库鸟枪换炮的变迁。原来的仓库，就是相当于两个普通农家的那种简陋的土坯房。后来，生产队用玉米芯到窑厂换回砖瓦，拆掉旧仓库，建起了六间比原来宽敞高大的新仓库。 砖墙，瓦顶，铁梁，水泥嵌缝，翻窗，原来一脚便能踹开的破板门，换成了厚实的铁插销门。就在那几年，大多数的生产队，都先后建起了面貌一新的仓库，它们成为改革开放之前的一道特殊的乡村风景。

    爷爷是在一个早晨被爸爸请人从仓库抬回家的。爸爸前一天整天没看到爷爷，第二天一早，不放心，便到仓库看他。当时爷爷虽然还能坚持着将门打开，走路却倒到歪歪。被抬回家后，爸爸为他请来保健站医生，打过几瓶点滴，但五六天之后，便撒手西去。他走了之后，另一个爷爷接替了他。但那个爷爷仅看了几年，就像当年队队建仓库一样，年把时间之内，每个生产队的仓库都被拆得干干净净，自然，以仓库为基础的那个叫做生产队的集体组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也一起从历史的舞台上悄然谢幕，代之而起的，是新恢复的乡村建制。

    爷爷已经走了四十余年。我因为常常想起爷爷，仓库，这一特殊年代的标志性建筑，也因此鲜活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不肯随时间淡去。

    2018.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