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家团走出去的学海大大

  在我的老家一带，被叫作大大的，是父亲的哥哥或比父亲年长的父亲的同辈。父亲弟兄两人，且排行老大，但同族中，比父亲年长的他的堂兄，倒有三位，他们是父亲的大大大、我的大爷爷所生的三个儿子学贵、学张、学海。为了将几个大大区别开来，我们弟兄在叫大大的时候，分别冠上了他们的名字。学海大大是大爷爷最小的儿子。从为尊者讳看，这是大不敬，该按排行所序叫某大大的。但这算错，错在父母或爷爷奶奶。不仅大大这样叫，叫父亲的堂弟，我们也都在叔叔前面加上名字的。

  学海大大是从朱家团走出去的。我的老爷爷朱福星生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即我的大爷爷，一结婚便去了十几里路外的东洋口租种人家的地。朱家团这边，老爷爷过世后，便由终生没有成家的二爷爷当家。虽然两处营生，但账归一本。农忙时，弟兄几个都会到东洋口帮耕帮种，农闲时便按部就班，各自忙活。下雨天及冬天没活儿干，学贵大大，学张大大，便回朱家团串门、休闲。学海大大则连续几个冬季，回来到团里一个坐馆的老先生家读私塾，生活起居，由他的三妈、我的奶奶照应。后来因为土改，弟兄几个不得不分了二十多口人的家。大爷爷在东洋口自立门户，其余的弟兄三个，也开始各自过自家的日子。我记事的时候，二爷爷一个人住一间低矮的草棚，烧锅箱。学海大大虽然是从东洋口出去当兵的，但说到底，还是从朱家团走出去的。

  大大是我童年的偶像。家里的照片框子里，居中放着的，曾经是他给父亲寄来的一张全家福。那时似乎毛毛弟弟还没有出生，照片上四口人，大大、大妈妈、和平兄弟、还有阿琳妹妹。大大站立着，穿一身笔挺的呢子军大衣，棉军帽，大妈妈烫发，端庄美丽，坐着，和平兄弟站在她一边，阿琳妹妹被她抱在手上。拍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某照相馆的这张照片，和在乡下生活的我们，和当时的苏北农村，形成异常明的对照。当然，那时最吸引我的，是学海大大佩戴的帽徽领章。大大那时才三十出头，大妈妈二十多。

  学海大大后来服役的地点是厦门的鼓浪屿。听父亲说，在那里，用望远镜，能看到台湾的金门，看到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解放军的部队和国民党的部队，每天都要朝着对方开炮。我因此为大大感到自豪，对他充满崇敬。后来有一次学海大大回老家，到我家来，正值我的母亲生病，大大给母亲扎针，我才知道，大大是个军医。我居然失望起来，以为金戈铁马的我的家族骄傲，竟然只是个终日和伤病员搅在一起的“白大褂”，根本上不了最前线。小时候，我们看了太多的“战斗片”，幼小的心田，充塞英雄情结，渴望打仗，渴望在战火中冲杀向前。

  当我问父亲学海大大怎么会做军医时，父亲给我讲了大大的故事。1947年，新四军（其实这时已经叫解放军了）在我的家乡征兵，招募青年参军，学海大大成了一名新兵。学海大大读过私塾，算是有文化了，这让他有机会成了一名卫生兵，被选调华东卫校学习。卫校学习结束，淮海激战，他被分到临近前线的后方医院，参与从前线运回的伤员救治。很快，战争结束，全国解放，他被选送天津，修第二军医大学预科，学习结束，直接升入第二军医大学军医系，继续学习五年。毕业后，被分配去了福建厦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学海大大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上海华光啤酒厂医务所。虽为一所之长，但手下仅三五个人，他依旧穿白大褂，坐诊。那时的国有企业，比之行政机关，工资、福利待遇，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的机构改革，使企业和机关事业有了倒置的悬殊，但大大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参加工作，1987年退休时列入离休干部，所以未曾因转业到企业影响工资待遇。

  我第一次来学海大大家时，是1979年。那时，他们家的房子，是住在长阳路的筒子楼，没有卫生间，三个人家共用一个厨房间。早晨，各家各户倒马桶，巷子里都是臭气熏天。后来大大家搬到了双阳路，再之后又搬到了现在所住的政府路。一共来过大大家多少次，我已记得不太清楚，但有两次，印象尤为深刻。

一次是我参加工作后，大大为我买了一辆凤凰彩车。当时整车不允许带往外地，大大便把买回来的车用扳手拆下两个轱辘和车把，将其和车杠分开重新包装好，由我带上车船，回家后重新组装。这次亏了亚峰兄弟，和我结伴来沪，不然一个人，真不知怎样才能将车子带回。由于大大很细致地把拆开来的部件，全部用软板纸或塑料泡泡纸包装得严严实实，所以，虽上船上车，一路颠簸，到家后车子上的镀漆，一点没有损伤。凤凰18型彩车，这在当时，绝对是宝马的标配——不是价钱有多贵，是在本地根本买不到，在上海，能买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再一次是在1991年夏秋之交。我的父亲患病来沪治疗，住在上海医大附院附近有个叫小木桥的地方。期间，大大和大妈妈每天都从杨浦来这里看望。大大虽是医生，但已无法以自己的所学，给他感情深笃的堂弟以任何帮助。其实不仅是他，现代医学在许多肆虐人类的顽症面前，都显得柔弱无力。父亲被用担架抬上救护车回家时，大大和大妈妈泪不能已，站在路边，目送我们的车渐渐驶远。那年苏北发大水，许多地方都被淹掉，但上海和苏南，却烈日酷暑，燠热难耐。

  我在老家的时候，大大每次回故乡，看他的姐姐和几个堂弟，有时也来看看我这个晚辈，我们差不多每年都一次见面。后来我移居苏州，虽然和上海近了，却错过和大大在故乡的相见。有几次准备去上海看他和大妈妈，却因杂事缠身，未能成行。今年春节前，我拿定主意，来上海一趟。扬州的妹妹听我一说，给出主意：你索性再等几天，等大大过小生日的时候去，他会非常开心。于是，我等到学海大大91岁生日这天，来了上海，赶上了两个弟弟为他安排的生日聚会。大大、大妈妈硬朗矍铄，充溢着一股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热情与活力。一家人其乐融融，让我感受到了亲情所致的无限暖意。我们本来第二天即返回苏州，但大大、大妈妈执意挽留，让我们多住一天。第二天，两个弟弟陪我们逛了城隍庙和外滩。晚上，大大将早年去我们家体验过农村生活的小舅舅请来，陪我们在酒店共进晚餐。

  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之后，我又来了大大家。年前从大大家回来后，我在三年前发过的眼疾发作，春节期间几次去苏大附院，门诊、检查，虽无大碍，却心里不大踏实。给毛毛弟弟打电话，问他能否在靠近他家的长海医院挂个专家号，看看。弟弟很快给我落实到位。这样，我便又一次来了。

  我到大大家的时候，他正在玩魔方。六面、每面九块的那种。学海大大玩魔方的技术，不是一般的好。凌乱状态陈列，他只要一刻钟左右，便能将六种不同的颜色，分别整理归集到一面。我说我连一面都弄不好的时候，大妈妈说：你不知道他花了多少工夫！大妈妈告诉我，大大把魔方说明书摊开，用放大镜看着，用笔把要点写出，到外面文印服务的地方，叫人家放大复印，制成卡片，挂家里墙上，然后按规定程序操作。现在，不需要看卡片，能驾轻就熟，迅速搞定。大大笑笑，说：主要是为了防止老年痴呆。

  在大大房间里的柜子上，放着一枚水晶制作的钻石婚纪念杯，这是街道办在大大和大妈妈结婚六十周年时送来的礼物。当我满怀敬意地对大妈妈说“不容易”时，大妈妈说：我们俩六十多年，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我问：有过因为一些事情而不愉快吗？大妈妈说：有过，但难得；谁一有不愉快，对方立马不响（不说话），过上半天一天，便烟消云散。大妈妈说大大脾气好，大大说：你大妈妈好——互相表扬呢。我扯到另一个话题，问大大：你在工作的时候，和同事，或者你的人生中，有过和别人的争吵或生气吗？大大说，争吵没有，生气当然有，但我能自我化解。大大说了一个例子：他在啤酒厂做卫生所所长的时候，安排工作，有一个部下，常常不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原因，总有理由推托。怎么办？大大自己来。事情做掉了，那人过意不去。大大说，没关系的，特殊情况谁都有的。大大说，这位比他小好几岁的老兄，和他的前任，不知吵过多少次，但和他一次没吵过，现在他们经常遇到，对他非常客气。——修到这样的领导，能不客气吗？

  大大和大妈妈，都曾经历过病魔光顾的生死劫。十多年前，大妈妈有糖尿病，她坚持锻炼，却不肯吃药，某日突然昏倒。幸亏毗邻长海医院，救护车当即赶来。住院月余，方康复出院。给大妈妈看病的医生在大妈妈被抢救苏醒后说：如再晚来一点，就毫无办法了。现在大妈妈每天吃一粒“糖适平”，遵医嘱“想吃啥吃啥”，身体各项指标基本正常，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极好。

  大大因为心血管病装过心脏支架。病灶解除后五、六年，情况一直稳定，未料突然支架处出血。来医院抢救，在手术台上长达六个多小时。所幸手术之后恢复很好。学海大大现在大大和大妈妈每天到菜场买菜，坚持足够的户外锻炼。大大前几年还穿上白大褂，到社区做义诊，为邻里测量血压。我在大大家吃好晚饭去宾馆，弟弟送我，大大也要陪着一起送，我不让，他以要散步为理由，和我一起走到宾馆。和大大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得最多的，是老家和家族中那些我想知道却不太清楚的往事。大大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说及过往，既不无感慨，又不失恬淡平和。

  父辈的亲属，除了在上海的学海大大、大妈妈，老家还有两个姑姑、两个叔叔。当老一辈走完自己的人生，我们这一辈，我们的后辈，还会因为身体里有相同基因而彼此牵挂、难以割舍吗？这个问题无论怎样回答，其实都不重要，关键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能够从历史的传承中，延续美好，摒弃鄙陋，才会有家兴族旺，才能有进步和超越。

  201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