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丁正泉

五、六年前，参加市文联组织的“中国梦”主题征文采风活动，在中华麋鹿园，先看麋鹿后吃饭。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正当其时，这饭自然是工作餐了，农家菜，以饮料代酒。还没有开始吃，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宣传部领导向大家打招呼， 执行规定，中午不喝酒，并请大家给予理解。

这时，坐在我一边的老作家丁正泉说：“不许喝酒针对的是领导，是上班的人，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应当不在规定之内。”说罢，起身离去，一会儿回来，手里便有一瓶洋河蓝色经典海之蓝，是他掏钱从小店买来的。

丁先生先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问我：“你也弄点儿？”我喝酒上不了台面，偶尔喝上几两，总没有多少舒服的感觉。但这会儿，我觉得一桌人都在喝饮料，让他一个人喝酒，有点孤单，似乎于情不堪，于心不忍。于是，我把杯子端到他面前，由他斟满。后来，在知名小小说作家卢群老师的怂恿下，有两位美女加入喝酒之列，四个人轻松地把一瓶酒喝光。

我和丁先生，虽同在小城，却是第一次接触。但关于他的故事，则多有耳闻。那年开始时兴“地方精神”，本地领导费尽心思，想出几句铿锵有声的话来，在人代会上让代表讨论。这几句话是：团结敬业，求实创新，无私奉献，拼搏争先。丁先生是人大代表，却在讨论时把这几句话调侃为：团结敬酒，求绩创新，无衣奉献，拼搏争官。领导不悦，派人找其谈话，他却振振有词：树立好的风气，必须首先刹住歪风。你们面向未来，正面提倡，我立足现实，反面提醒，目的应该是一致的。好在领导后来没和他一般见识，只在会上刮了几句，此事便算过去。

领导的”十六字精神“在人大通过后，成为全市上下使用频率最高的热词。墙上贴着，喇叭里响着，报纸上印着，但好多人就是记不住。那时入党、提拔、进单位都需要考试，而本市的“十六字精神”，总是变着法儿成为必考题目。一次，一个待提拔的后备干部在考试时绞尽脑汁，愣是做不出这道以填充题形式出现的题目。忽然想起丁先生的歪批，竟由歪而正，从”十六字精神“拿到关键的两分，得以及格，被顺利地得以提拔。不仅如此，他还四处介绍经验。后来有许多人受他启迪，但凡需要说出正解，便先在头脑里找到歪批，触类旁通，屡试不爽。

丁先生是我年轻时的偶像，我对他的仰慕，久已有之。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师范读书，在《雨花》上读过他的小说《拣豆》和《宝贝》，工作之后，又在《小说选刊》读过他的《小炉匠招婿》。前两篇一篇是写选举，用最原始的丢豆子的方法，选出最基层的农村领导；一篇的内容已印象模糊，但记得“宝贝”的寓意是那年头及至今我们都能见到“选民证”，作者对这张纸片寄予了饱满的热情和深切的希望。不用说，这是文革结束后国家由严冬而走向春天，人们的思想发生历史性嬗变的真实的纪录。后一篇则反映人们的思想冲破禁锢后开始由迷茫走向清晰，由空谈理想，关注相互间的倾轧和斗争而转向关注经济和现实。丁先生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在当时是一种时尚，在今天则是一种难得的沉笃与勇气。

1985年暑假，我由老家所在的那所中学调50里开外的三渣中学。宿舍是教室后面一间10多个平方的平房，砖墙瓦顶，比当时农村里已经基本普及的瓦房要简陋得多。校长杨耀辉告诉我，你别看这宿舍比较差，大名鼎鼎的丁正泉在这里住过好几年，他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里起步的。杨校长只是和我随便聊聊，但这句话后来却一直给我一种无形的压力。丁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不是任何人随便可以取得，但丁先生坚持追求理想，并为此作出不懈努力的精神，一定是曾经在同一个屋檐下呆过的我所必不可少的。

丁先生的电影文学剧本《哑姑》被搬上银幕，标志他在文学上达到新的高度。之后，他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由文教局专业创作人员进入政界，成为市总工会及市文联的的一名领导，完成由“散养”到“圈养”的彻底转变。写《哑姑》的时候，他五十岁上下，这个年龄，正是作家的盛年。如果他继续保持对文学的充沛热情，继续如写作《拣豆》和《宝贝》时一样用自己的笔真实地记录和反映色彩缤纷的生活，他一定能写出更有分量的作品。当然，从政后和文学的疏离，如同改革开放之初对文学的膜拜一样，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折射。

不管怎么说，丁先生都是一道发人深思的风景。

2018.7.10